殘骸書.後語

過往的景美看守所如今已成爲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隸屬於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本報資料照片)

過往的景美看守所如今已成爲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隸屬於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本報資料照片)

過往的景美看守所如今已成爲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隸屬於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本報資料照片)

(印刻文化提供)

在一些公開的場合或私底下,偶爾有人會問我:這麼多年了,事過境遷,我現在還有恨嗎?

聽到這個問題,老實說,我都會有一下子的不愉快。

昆德拉在《玩笑》裡說,「對人不遺餘力地懷恨很可怕,很敗德,……變成自己的不幸。活在沒有人能被原諒、沒有人能得救的世界裡,就有如活在地獄。」

這些話,我完全同意。

前前後後被關了二三十年的南非的曼德拉說:「當我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這幾句話說得也很有道理,很動人,甚至顯得很高貴。

我真心希望自己也可以。我很少想起自己的監獄經歷。甚至很可能下意識地一直往遺忘這段經歷。

但要完全遺忘,何其困難啊。

因爲,雖然我,以及許多和我一樣有過這段白色恐怖經驗的人,終於在囚禁多年之後走出監獄的大門,但是,事實上,這個大門並非就是通往自由的。一些事實繼續在製造我們的悲傷與怨嘆。

出獄後,我們必須繼續戒慎恐懼,在那繼續折磨我們的邪惡力量中忍氣吞聲。我們有許多無法也不準與他人言說的孤獨寂寞和擔驚受怕。我們主要的不是怕害到自己,而是更怕害到他人,怕再拖累了家人。我們被迫和社會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我們彷彿只能流亡在自己的社會裡。

直到今天,即使黨產會、促轉會、人權博物館相繼成立了,但是當我時不時就看到有人發表談話說,蔣介石的主要貢獻,就是光復臺灣,保衛臺灣,建設臺灣,推動臺灣的民主改革,舉辦地方選舉,使臺灣纔有後來的全面民主化,或者,看到一些舊時曾經積極打壓政治參與的人和熱烈依附者,仍然佔據高位,或在媒體上大言不慚放言高論,甚至還走上街頭完全只爲私人的利益在抗爭,或者,看到有人去慈湖、頭寮之類的地方謁陵、祭拜,甚至掉眼淚,或者,當我每次經過那個所謂的中正紀念堂,我那傷痛的感覺就會再度隱隱浮現。在這些時候,我那種不寬容的情緒就會讓我不喜歡地升起。

這不必然就是恨。陳孟和的兒子柏均,有一次問我說,這種情態是否近似臺語說的「凝心」。

◆◇◆

不少人談到或聽到一些政治受難者的遭遇,或是談起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常會說,那是時代的悲劇。把這一切歸諸於大時代的環境因素或個人命運這樣的偶然性,或者說這是執政的國民黨爲了維護政權的不得已做法這樣的必要性,其實都是輕鬆而無情的託辭。他們好像急於在爲一些人的不幸遭遇和那一段歷史作總結,下結論。其實是意味着就不要再談這些事了,過去就過去了,到此爲止。他們其實很可能是要避免面對鄂蘭所說的那種「平庸的邪惡」的難堪,避免面對自己曾經在一個全控社會裡作爲「沉默串謀者」的內疚感,甚或避免他們當年積極參與國家威權之運作的罪責的追究,不願認真面對。

他們或許以爲我們好像要去清算。

其實,不是的。就我而言,我最想要的是,心靈平靜。

◆◇◆

有些人出獄之後,餘生都努力在逃離這個經歷,也不想讓子女知道自己有這一段深刻的非比尋常的過去,唯恐不利於這些子女的前途,摧毀他們可能的幸福。他們掩蓋得很辛苦,隱藏得很吃力;他們一輩子不敢說話。

二○一九年十月我在人權館聽一場關於澎湖七一三事件的講座,其中一位講者的父親涉入事件並不深,但她說:「爸爸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對於身邊很好的朋友一下子就消失了,或者遍體鱗傷回來,記憶一定很深刻。……最好忌口不談起過去這一段往事。……媽媽,哥,我,我們都很怕,怕我們現在擁有的小小的幸福,會因爲我們的不小心的批評多話,就毀了。……所以我們都不願意去回顧。」這是我當天簡略寫下的一小段聽講筆記。

楊逵入獄許多次,曾在新生訓導處關了十年多。她的孫女楊翠說,政治受難者的傷痛其實是以家庭爲單位的,而且,整個創傷會傳承到第二代或第三代。

◆◇◆

多年以前,同時也是我離開景美看守所多年以後,我初次獨自走入目前已成爲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遊客中心時,覺得自己真的就像是一個遊客,突然發現自己好像置身於一個陌生的空間,對於自己如何來到這裡感到一陣子的茫然和錯愕。室內寬敞,燈光明亮,不同樣式和色彩的座椅擺設得似隨意又實用,一切都讓人覺得愉悅舒服和放心。這跟我對這個園區的記憶和或有的想像很不一樣。

然後,櫃檯的義工人員站起來招呼我,說有什麼需要幫忙嗎(日後知道我也是政治受難者之後,他們有的會以「前輩」之名稱呼我,這常讓我覺得有些尷尬)。我在入門裡面的門口旁,繼續站了幾秒鐘,等待真實的認知到來。

我雖然被關在這裡三年多,但全部都在看守所裡,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進入其他的區域。現在這個全稱爲「遊客服務導覽中心」的空間,據說是由原來的高等軍事法院改造的。我當然也沒看見過這個法院。然而,我卻一直以爲,這整個園區應該就是陰森的,不光明、讓人不愉快的。

我在窗邊的沙發上坐下來,靜靜看着明亮的大片玻璃外那幾棵高大的橄欖樹和椰子樹,看着樹葉偶爾在微風中輕輕晃動,也看着樹下草地上溫柔的光與影。這些是我很早很早以前的那個接近中午時分一個人驚慌無助地躺在軍事法庭前長椅上所約略看到的那些大樹嗎?

時間彷彿在休息。室內室外,一片波光幻影。這是一個爲參觀者準備的,讓他們可以在進入歷史之前轉換和調適心情的過渡空間。

我隱約聽到樓上導覽員傳來的年輕的笑聲。

這不再是一個迫害人的地方。

然後,一羣中學生推門進來了,二、三十個,男女都有。我看到他們原來在室外嘻嘻哈哈的樣子,進入室內,一時間就收斂了,幾乎都安靜下來,只有目光熱切而疑惑地遊移搜尋。長期大獵捕過後的地方,必然仍會留下踐踏的痕跡和肅殺的氣息,人說話的聲音會降低,或不知道該說什麼話。

這依然是一個讓人感到壓抑的地方。

已在樓下等候這些預約導覽的學生的年輕導覽員,親切地爲大家說明導覽機的使用方法,並且詢問大家來這裡參觀的動機。後來,我跟着學生隊伍,由導覽員帶着大家,包括我,逐步走入不遠的過去一段歷史裡。(本文摘自《殘骸書》一書,印刻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