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全球南方”能被武器化？

來源：環球時報

“全球南方”被用於表達對國際安全與合作事務的關注，分水嶺性的重大事件是2022年年初俄烏危機演變成軍事衝突。以北約成員國爲代表的“全球北方”，就此開始爭取不直接涉事的所有國家在外交表述乃至物資供給方面予以支持，以至於2023年儼然成了國際政治外交活動中的“全球南方年”。

近期，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一場有關中國在“全球南方”以及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中的影響的研討會上，一位參會高級研究員“警告”說，中國有將“全球南方”武器化的傾向，並以此爲基礎來對抗美國和西方。剖析類似敘事的說服力，有必要從“南方”用語的不同內涵入手。

美國左翼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在1969年率先採用“全球南方”一詞，表達其反對美國進行越南戰爭的立場。主流美歐智庫報告認爲，這是該詞的起源。在奧格爾斯比的敘事中，當時的“欠發達世界”的典型反應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來謀求整體性自我現代化，而“先進世界”的典型反應是在越南進行戰爭以及在拉美推進“謀求進步聯盟”（由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發起，旨在推動北美與南美經濟合作）。奧格爾斯比認爲，南方“不可忍受的社會秩序”是北方數個世紀謀求支配的結果，即便是經濟援助，也已被證明是失敗。

如今美歐主流智庫的一些專家們顯然不會認同奧氏對依然存在的“南北鴻溝”的歸因，或者“先進世界”應盡力避免的思維和行爲。與奧氏不同，將他們界定的“西方”之外的世界及其成員間的互動看成是威脅之源，卻具有慣性。“‘全球南方’在被中國武器化”的說辭，顯然是在將“南方”進行一種本質化或客觀化：缺乏或沒有內生性的情感偏好或利益追求，有待西方“啓蒙”。

順着這一思路，當一個“南方社會”認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時，它要麼是機械性地被動行事，要麼是被中國的主張所迷惑。其實，對“南方社會”而言，其國際經濟合作的項目來源國是誰是次要的，在衆多旨在縮小南北發展差距的倡議中挑選有利於自身發展的項目建議，既常見也理性。

“全球南方”的第二重意涵是相互依存。就大國與“全球南方”互動的底層邏輯而言，前西德總理勃蘭特主持的南北委員會所發表的《北方和南方：爭取生存的綱領》報告（1980年），對“南方”的認知在當下和未來依然是有意義的。該報告在預測經濟和環境危機具有全球性的基礎上，認爲推動南方的發展是避免整個人類面臨災難的關鍵性道路之一。但報告所提建議並未被採納。相反，以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爲代表的北方，將新自由主義定性爲應對之道。

而今，“相互依存”依然是南方國家謀劃其與北方國家間的關係的基本理念。基於自身謀發展的需求，與所有的北方國家和其他南方國家交往，一直是南方國家的選擇。對一個南方國家而言，參與一個由北方國家提出的發展倡議或政策論壇，並不意味着就接受北方的領導。同樣，參與一個由南方國家發起的同類活動，不是爲了彰顯其與北方的不同或者對抗，所謀求的還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共同利益。

第三重意義上的“全球南方”，來自聯合國系統。200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12月19日定爲“南南合作日”（後改爲9月12日）。聯合國發展署在2004年以“塑造一個全球南方”爲題發佈報告，並將此名詞的源頭回溯到1948年聯合國技術合作會議。由南南合作運動派生而出的“全球南方”，核心追求是推動南方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其主要渠道是1978年在聯合國相關框架下設立的發展中國家間的技術合作項目（TCDC）。

TCDC的運行並沒有排斥北方國家的參與，一些北方國家還在TCDC的基礎上推動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之間的合作。

第四重意義上的“全球南方”則是基於南方國家自身的視角看世界的總括。從拉美地區學者基於其發展歷史而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到基於東亞“四小龍”等經濟體而提出的“東亞發展模式”等等，視角獨特、內容豐富，已成爲世界上主要高等院校教材中的必選內容。

在南南合作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完成援建坦贊鐵路、中國在孟加拉國建設達舍爾甘地污水處理廠（南亞地區目前最大的單體同功能工程）等等，是南方國家今天依然稱道的舉措。獨立自主一直是新中國外交的核心原則，在此基礎上，中國與南方國家通過雙邊以及在“77+1”、聯合國發展機制、區域開發銀行等框架下，實施了數十年不間斷的國際發展合作，實績是有目共睹的。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既是基於歷史實績，也體現了以民生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爲着眼點的衆多項目合作的連貫性。“全球南方”國家不是以任何大國爲“火車頭”的地緣政治列車上的貨櫃，相反，它們是謀求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生力軍。（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