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中國航海圖──17世紀耶穌會士稱中國是方的(一)
藉卜正民所着之《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瞭解「亞洲火藥庫」南海主權爭議的歷史起源,從域外、從海洋,更從全球視野看中國。
1625年,撒繆爾.珀切斯讓英格蘭讀者首度見到中國地圖。如今,除非是十七世紀遊記迷,大部分人對他的名字毫無所感。但在他在世時,他的旅人故事集是人人最愛的休閒讀物,他是通俗出版品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1798年,撒繆爾.泰勒.柯爾律治在《珀切斯的遠行》一書頁472的某個段落上睡着,醒來寫下那首傳唱千古的英語詩時,凡是印有珀切斯名字的書仍很暢銷。
性格差異 好友反目
那個段落寫道「在上都,忽必烈蓋了一座堂皇的宮殿,綿延16英哩,有宮牆圍繞……其中有座豪奢的逍遙屋。」而柯爾律治的那首詩則寫道:
在上都,忽必烈汗,下詔建造逍遙宮:
聖河阿爾佛河流經,深不可測的洞穴,
下抵不見天日的海──
《珀切斯的遠行》是撒繆爾.珀切斯的第一部著作,問世後大爲暢銷。這個書名使珀切斯一名成爲品牌的保證,他也善用這品牌,花了接下來的十年歲月推出新版,編出內容更爲浩繁的五卷本暢銷書《續珀切斯的遠行》。爲他立傳者說此書是「英語出版界份量最大的書」。爲取得寫書所需的資料,他找上友人和熟人,約翰.塞爾登就是其一。兩人有許多共通之處。兩人都沒有顯赫家世,也沒有貴族人脈(珀切斯的父親從事布料業),但都憑着自己的聰明才智、毅力和在大學所打下的關係(塞爾登在牛津,珀切斯在劍橋),躋身倫敦文人界。兩人中較年長那一位決定當教區牧師,圖個安穩生活,較年輕那位則投身較不穩定的法律事業,但兩人都未把太多心力浪費在正職上。他們的興趣在別處。
兩人因共同的學習熱情和許多共同的友人而在倫敦走在一塊。1613年,珀切斯感謝塞爾登「那位勤勉博學之士」提供資料供他撰寫《珀切斯的遠行》,塞爾登則爲該書前頁獻了兩首詩,加上一封長信,回報這份讚美,由此可見這時兩人已頗有交情。塞爾登在那封長信中稱讚珀切斯運用他的歷史研究方法,以聖經中的記述與其他史料相核參。兩人個性則不同。塞爾登嚴謹、深思,甚至太注重細節;珀切斯隨興、浪費、馬虎。性格的差異使本爲朋友的兩人起了衝突。
1617年版的《珀切斯的遠行》問世後,塞爾登驚愕發現珀切斯把他以英格蘭境內猶太人歷史爲題所寫的文章「砍得殘缺不全」,致使該文不如他原文那麼同情猶太人處境。事後,珀切斯一直未修正該文。但兩人並未完全斷了往來。1622年珀切斯獲准成爲維吉尼亞公司一員之後,兩人不得不在同一公司共事(一如東印度公司,維吉尼亞公司也是伊莉莎白一世時代享有官方給予之特權的壟斷性貿易公司),儘管塞爾登於不久後就未積極參與該公司業務。珀切斯於1626年《珀切斯的遠行》定版中拿掉塞爾登那兩首詩一事,代表兩人友誼的結束。珀切斯於那年去世,至死未能與塞爾登重修舊好。
《續珀切斯的遠行》第三卷含有許多大概會讓塞爾登感興趣的東西:約翰.薩里斯的日誌、理察.考克斯的報告、威爾.亞當斯的事蹟,只是其中犖犖大者。塞爾登對德赫羅特替荷蘭人壟斷香料羣島貿易辯護一事極感興趣,因此,他未讀過該卷這些部分着實令人覺得奇怪。畢竟塞爾登博覽羣書。
翻轉90度 左右爲難
就是在這一卷裡,珀切斯印出兩幅中國地圖。第一幅名叫〈洪迪烏斯的中國地圖〉(Hondius his Map of China)。它借自阿姆斯特丹的地圖出版商尤多庫斯.洪迪烏斯(Jodocus Hondius)1608年所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它往右翻轉90度,因此西邊在地圖頂端,而這樣的設計出自營利性地圖繪製大師亞伯拉罕.奧泰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之手。珀切斯複製的洪迪烏斯地圖和1584年奧泰利烏斯出版的地圖幾乎一模一樣,差別只在於多了一些離羣的大象和裝飾性的海獸。約翰.史畢德的1627年世界地圖冊《世上最著名地區全覽》(Prospects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World)收入該圖,使該地圖重獲發行。史畢德把中國左轉90度,因而北方再度置頂,後來的地圖繪製者沿用此作法。
珀切斯納入洪迪烏斯的地圖,有其故意唱反調的用意:證明「歐洲所有地理學家對中國的錯誤看法」。他在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描述中國的那個段落的開頭,插進這張地圖。龐迪我在他描述中國的文中開門見山道:「偉大的中國幾乎是方的,中國人自己也如此說。」這位葡萄牙籍耶穌會士知道中國是方的,歐洲的地圖繪製者則不知道,或者說珀切斯這麼認爲。他搬出洪迪烏斯的地圖,以揭露歐洲人所繪中國地圖的謬誤,然後向他的讀者保證,在該卷後面會看到「較完整的中國地圖」。正確的中國地圖,如他所承諾,在40頁後現身,珀切斯拿它大作文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