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八歲,她就學會如何當媽了”

《再見愛人》第三季中,李鬆蔚在評價傅首爾和老紀的成長環境時提到一個詞——“兒童親職化”,即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角色對調。“親職化”的孩子會像父母一樣,主動犧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顧、安慰、甚至引導家長的理性和感性需求,被迫在生命早期成爲家庭的照料者。

在畸形的關係倒置中,外界通常會爲他們貼上“乖巧懂事”的標籤,並獻上真誠的讚美。而那些孩子,在掌聲和鼓勵中一步步走向更深的“親職化”,以至於迷失自我。

我們採訪了兩位“親職化兒童”,她們或是從小忍受父母的情緒垃圾,或是成爲主動承擔大量家務的“工具人”。“乖孩子”的標籤束縛了她們二十餘年,直到有一天,她們把“不想再做乖孩子”寫在紙條上,然後撕了個稀碎。

何以成爲“小大人”?

深夜,八歲的藝璇暈暈乎乎地醒來,她摸了摸額頭,有些燙手,興許是發燒了。她看了看身旁沉睡的媽媽,又閉上了眼,“媽媽好辛苦,不叫醒她了,等天亮再說吧。”

第二天醒來,媽媽發現女兒燒到了39度。

在藝璇的印象中,自己似乎打小就是一個“乖孩子”。

害怕吵醒熟睡的媽媽而不敢走進房間,崴腳不想麻煩父母便獨自死撐着走路。在幼兒園,只有聽話的小朋友有糖吃,藝璇每天都能拿回一顆糖,有時是兩顆。

這份超越同齡人的乖巧懂事讓老師嘖嘖稱讚,藝璇的媽媽還被邀請到家長會上分享育兒經。

“那你說什麼了?”藝璇問。

媽媽難掩驕傲的神色,“記不清了,反正就是說也沒怎麼教,你天生就聽話。”前來串門的阿姨在一旁附和誇讚,“有的孩子天生就是來報恩的,不讓父母操心,你就是這種孩子。”

“我天生就聽話”“我就是來報恩的孩子”,小小的藝璇接受了這種設定。

但如今26歲的她自嘲,哪有什麼孩子天生聽話?其實一切的形塑都有跡可循。

圖源:《我的天才女友》

這份“聽話”的出廠設置大概是源於她那“不聽話”的姐姐。

與小四歲的妹妹相比,長姐更像個孩子,活潑任性,調皮搗蛋。藝璇不記得姐姐都做過什麼,只記得她總是被媽媽打,鎖住的房門裡傳出姐姐一陣陣哭聲和叫喊,夾雜媽媽的幾句訓斥,“叫你不聽話”“叫你頂嘴”“叫你東跑西跑”……

在年幼的藝璇心裡,那些聲音“滋啦滋啦”地烙下鐵一般的印記。很多次,她望着那道房門,又懼又怕,想捂住耳朵逃遠卻嚇得一步都邁不動。那些“教誨”被她一字不落地聽進耳朵。

在那之後,分不清是爲了討好還是爲了自保,藝璇聽話得出奇。站在貨架前看了很久的布娃娃,媽媽的一句“不能買”便讓她不哭不鬧地走開。家中不讓剩飯剩菜,她磨蹭着不想吃,姐姐一句“爸爸媽媽要回來了”就能讓她硬撐着把飯菜吃完。在別的小朋友忍不住說小話做小動作的年紀,她已經當上了紀律委員。在同齡人與父母爭吵,鬧着離家出走的青春期,她仍舊風平浪靜。

藝璇成了親友口中被樹爲孩子榜樣的“乖乖女”。

後來簡單的“聽話”已經不足夠了,由於家庭的破產,藝璇還要成爲能照顧大人情緒的孩子。

她的父母多年經商,在藝璇12歲那年,由於選址、成本等各種因素,父母的一家店鋪以虧本告終。資金一時難以週轉,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

這對農村出身的中年夫妻沒有文化,找不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打零工又難以擔負家中的鉅額負債,只能一次次借錢開闢新的經商渠道,希求幸運之神的眷顧。惡性循環的齒輪就此滾動。

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藝璇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只覺得父母的眉頭越鎖越緊。

後來父親去外地做生意,大多數時候藝璇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她知道由於經濟問題,母親會整夜整夜地失眠。房間的隔音效果不好,有時半夜藝璇能聽到母親抑制不住的哭聲和低吼。她告訴自己那是風聲,心上卻被一塊大石頭壓得死死的。

無措、慌亂,她用枕頭捂住耳朵,強制自己睡去。

母親那些無處訴說的壓力需要一個發泄口,秉承着“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向內泄洪是最好的選擇。而藝璇的父親是個傳統的中國式男人,從沒送過母親花,不會說浪漫的情話。在母親哭訴壓力時,他說不出安慰的話,只是一個勁地嘆氣,母親說,“我聽到他嘆氣就更心煩了。”

於是,乖巧懂事的小女兒便成了母親的閘口。

圖源:《小歡喜》

藝璇很怕夜晚,因爲寂靜會牽引出無數的愁緒。在很多個深夜,媽媽會拉着她坐在桌前,抱怨丈夫的無用,自己成了苦命的女人,抱怨家庭經濟的困難,一遍遍重複着“要是有錢就好了”,抱怨親朋好友的不道德行徑……

就像一滴滴渾濁的水被喂進嘴裡,藝璇強忍着不適,還要扯出一絲笑容安慰,“沒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她印象最深的是初二的一個夜晚,貸款又還不上了。那天媽媽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癱在牀上,緊攥着女兒的手痛哭,“你以後一定要掙大錢。”

藝璇紅着眼眶,一言不發,她看着媽媽的眼淚滴在自己通紅的手指上,感覺心裡燙出了一道道傷疤。

“我知道這些話媽媽只能和我說了,她的壓力總需要傾訴。但我真的不想聽,她把情緒垃圾倒給我,我又能倒到哪去?”

這些內心的叫囂她從沒和父母說過,她怕揹負上“不孝”的罪名,也怕他們再也不說,真的無處傾訴。

如果說藝璇是需要滿足家人情緒需要的情感型親職化兒童,那逍遙更像是工具型親職化,從小她就主動包攬了家中大部分家務和照顧弟弟的責任。

“我總覺得這是我欠他們的。”

7歲之前,逍遙是留守兒童。一年中能見到父母的天數大概不超過10天,她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等着他們回家,等着他們打來電話,等着他們來幼兒園接自己放學。雖然大多數時候她都等不到他們。

逍遙的老家/ 圖源:採訪對象

比等待更煎熬的是短暫相見後的分離。每次離別,逍遙都難掩失落,眼眶泛紅。奶奶便說:“不要哭,爸爸媽媽是爲了賺錢養你才離開你啊。”

這一句被年幼的她記住了。逍遙認爲,這是愧疚之心的起始,“我單純覺得我的存在會給他們造成壓力。所以我一方面很期待他們會回來,一方面會覺得因爲我需要這麼多教育資源,他們纔會被迫在外打工。”

所以,從被接到父母身邊生活的那一天起,逍遙便自己洗校服,洗弟弟隨手丟下的襪子;在父母沒空時做好一桌菜,等他們回來吃;即便是在高三衝刺階段,她也會習慣性地把全家人的碗洗掉。

而逍遙父母從未誇獎過女兒做好的飯菜,神色如常地坐下、吃完、離開,彷彿是她的應盡職務。也只有在臨近高考的時候,他們纔會攔住她,“不要洗碗了,快去學習。”

在家中,除了女兒,逍遙也是長姐,父母總是告訴她要照顧好小三歲的弟弟。

初中逍遙和同學出去時,媽媽問能不能帶上弟弟。弟弟中考時,逍遙不能在自己房間內玩手機,媽媽說“會讓家裡變得浮躁”。高考結束後逍遙出去玩,接到媽媽的電話,“你爲什麼還在外面玩?你知不知道弟弟作業沒交?”

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崩潰,“我弟弟一個15歲的人了,作業沒交還要我管麼?我自己的需求不重要嗎?”

但她隱忍未發,強撐着笑臉和同學玩完了一天。

圖源:《我的姐姐》

我曾試圖聯繫逍遙的媽媽,想了解她對女兒的看法。逍遙媽媽拒絕了採訪,“我女兒就是學新聞專業的,以後很可能就幹記者,真有必要的話我以後也只接受女兒的專訪。”

我對逍遙說:“感覺你媽媽還是挺爲你驕傲的。”

“我和你的感覺不一樣誒。”逍遙笑了笑,“我已經不止一次和她說過我不當記者了。”

成爲“小大人”之後

在家庭之外,藝璇習慣性地將情緒照料者的角色復刻進友誼。

同學分享了一個並不好笑的梗,她也會裝作被逗笑的樣子哈哈大笑;朋友安利的視頻、小說,她會一個不落地看完;室友在她睡覺時大聲說話,她忍了很久也不敢對她們說一句“能不能不說話了”。

身邊的朋友常誇讚她“好像沒有脾氣,從不生氣”。

藝璇開玩笑地說,倒也生過氣。初中有個同學偷吃我的薯片,當時很生氣,但裝作沒看見,把怒氣壓下來了。

“爲什麼要壓下去呢?”

她收起笑臉,糾結道,“好像本能地想壓住怒火,可能是怕發火了同學會尷尬吧。”

圖源:知乎

但和母親一樣,被壓抑的情緒總需要一個出口。在不願意讓任何人成爲情緒垃圾桶的情況下,不會說話的日記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些從未表露過的委屈、憤懣、咒罵被一股腦甩進日記裡,藝璇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上兩三個小時,直到手痠麻了才匆匆結尾。

她說日記裡藏了一個黑暗的自己。

一張截圖被傳送過來:

“2014年9月18日,週三,天氣晴。今天xxx衝我發火了,爲什麼要罵我啊?又不是我的錯!都去死都去死。”

字跡逐漸張狂、扭曲,鋼筆洇出的墨跡浸溼了紙張,暈出的毛邊張牙舞爪。

時隔九年,藝璇已經忘了那是什麼事,但隱約記得面對好友的指責,自己默不作聲,回家後鎖上門,眼淚"啪塔啪塔"地落在日記本上,留下一塊塊淚斑。

在那行情緒激動的文字下,還有一行規規矩矩的小字,用括弧框起來,“抱歉xxx,這樣說話還是太傷人了。”

迄今爲止,藝璇已經寫完了五六本日記,每本都被她藏在不同的角落,書櫃的夾層、牀板底下、枕套裡……

家中四處散落的是另一個“藝璇”的秘密。

圖源:PIXABAY

家庭的痕跡也遍佈逍遙的人生軌跡。原生家庭裡的重男輕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逍遙的性取向,原本喜歡男孩的她越長大對男孩越無感,反而對女孩頻頻心動。

逍遙說,在她的成長中,男性已經過多地侵佔了自己的生活空間。在家,她要爲弟弟洗衣做飯;在奶奶家,生了四個女兒的老人常常感嘆,應該生個兒子;在二姨家,表哥是完全不管事的,她依舊要幫着洗碗。

“所以與男性結合的家庭肯定會複製我現在的生存狀態。”逍遙的聲音篤定而堅決。

但即使在同性關係中,原生家庭依舊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對逍遙而言,做家長的乖孩子意味着戴上面具,把自己僞裝成他們的理想女兒。她想這樣不會被拋棄,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而這一觀念也被照搬進愛情。

當對象期待彼此更加親密時,她便甜膩膩地說話,語氣詞、波浪號和各種愛稱成了聊天必備;爲了滿足對象的被需要感,她裝作不會點外賣,讓對方來點;爲了迎合女友的情緒需求,異校的她們每週要見三次面。

但每次回到宿舍,逍遙都要用很長的時間從獨立空間被剝奪的窒息感裡緩過來。而一旦她流露出帶着疏離感的本性,對方便會質問,“你爲什麼這麼冷漠,是不是不愛我了?”

於是,她極力隱藏真實的自己,始終覺得那個“我”不配被愛。但時間久了,精疲力盡了,逍遙裝不動了。在一個常見的廣州暴雨天,她將女友送到車站,把傘遞給陪伴了自己兩年的女孩,給這段瀕死的愛情畫上了句號。

“我們選擇在變得越來越糟糕之前分開。”

圖源:PIXABAY

而得不到愛的小孩也很難愛自己。在學校得腸胃炎時,逍遙痛得連續三天失眠,不願去醫院,也沒有求助舍友。她總想,疼疼就過去了。一直疼到面色發白,雙手顫抖,她纔在半夜三更爬起來,獨自打車去了醫院。期間,她沒有麻煩任何人,只是出於對安危的考慮,把出租車的車牌號發給了一個朋友。

她想起了明知女兒宮寒卻很少給她煮紅糖、煨薑湯的媽媽,大概明白了這種自虐式成長的根源。

王小波說,“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和21歲的王小波不一樣,21歲的逍遙早已反覆受錘,被錘得沒有了棱角。

“不想再做乖孩子”

第一次知道“親職化兒童”是源於一個舍友,那也是藝璇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乖巧”可能是病態的。

她半開玩笑地和父親提起這個陌生的概念,揶揄自己因此變成了“討好型人格”。父親有些雲裡霧裡,眼神真摯地問她,“聽話是好品質啊,凡事先考慮周圍人不是成熟的表現嗎?我也是把你們放在我的第一位啊。”

藝璇一時語塞,下意識地搪塞過了這個話題,心裡卻分外明晰,“這不是與父親的對抗,而是與父親背後的時代乃至整個中國式傳統教育的對抗。我做不到。”

而當聽話成爲本能,對抗又近乎無望,藝璇覺得自己成了鐵屋子裡被叫醒的人,她能想出的最簡便的辦法就是逃離。

大學畢業後,她選擇留在離家幾千公里的北京,遙遠的距離、冰冷的屏幕成了母親向女兒發泄情緒的阻力。藝璇在這座擁擠的城市得到了一絲喘息。

藝璇下班時拍的北京夜景/ 圖源:受訪對象

但如此的代價是,母女倆能夠交談的話明顯減少,聊天通常會在“冷不冷”“忙不忙”“最近怎麼樣”幾個問題後戛然而止。藝璇記得在雙方又一次沉默後,視頻裡的媽媽苦笑着說了句,“唉現在都不知道跟你聊些什麼了。”

藝璇也苦笑,她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心裡卻分外悲涼。

遠離家庭同樣是逍遙的選擇,比起每週回趟家的大一,今年大四的逍遙已經近一年沒回家了。她的覺醒大概是發現父母不平等的愛之後。

在採訪中,逍遙經常提到“如果”這個詞,“如果我考差了他們說‘沒關係,再接再厲’就好了”“如果他們能多問問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就好了”“如果他們會問我‘錢還夠不夠花’就好了”。

得到父母的關心、鼓勵和肯定幾乎成爲逍遙前21年的人生信仰。不過現實情況是,1000塊的生活費她熬着用了兩個月,父母也完全沒有察覺。

圖源:《都挺好》

她爲父母開脫,可能是他們不會愛吧。

但上了大學後,逍遙發覺那些自己渴望得到的都被給予了弟弟。

一直以來,她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最頻繁的幾次溝通大概是在大二,弟弟要高考的時候。一天好幾個電話都是同樣的模式——開頭寒暄幾句“吃飯沒”“忙不忙”,隨後切入主題,“你幫弟弟做個表格吧”“你給弟弟傳授些考試經驗吧”……

逍遙嘆氣,“沒有一個電話是爲我而來的。”

弟弟的高考成績不理想,父母安慰說,“沒關係,已經很棒了!”

而逍遙還記得自己因精神壓力過大,高考發揮失常,父母看到分數後久久沉默,那一整個暑假都沒再提起關於高考的事。

她至今難忘那種令人窒息的冷暴力。

當她每每以這些不平等質問父母時,他們從未正面迴應,只說,“你想太多了。”

數次爭吵後,逍遙疲於活在父母的期待中,也不再希求從他們那獲取愛與肯定。她極其認真地把“在大學裡做乖孩子”寫在便利貼上,然後撕了個稀碎。

“愛自己可以是我一個人的課題。”

放棄了父母期望的考研考公,逍遙轉向真正熱愛的寫作。她將親身經歷寫成文章,流暢細膩的文字和真實的自我袒露得到衆多網友的稱讚和肯定。

一位初中同學時隔六年再次見到她,提到了她的帖子。逍遙下意識地否定自己,“瞎寫的啦,這些年沒什麼成就,學校也不是很好。”那同學篤定反駁,“其實我壓根不記得以前的同學都上了哪所大學,但你初中寫隨筆,我還能給你念出幾句來。”

靠着大片的落地窗,starbucks的暖光在同學的臉上落下柔柔的一層,與外面廣場上的陰影割裂開來,她笑意盈盈地念起少不更事時的語句。在這一瞬間,逍遙看到了過去被自卑遮掩的、本就閃閃發光的自己。

她逐漸意識到,“原來我的每件事都能找到值得誇誇的點啦。”

外界給予的肯定讓逍遙一點點積攢起相信自己的底氣,這些力量與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怨氣對衝碰撞,在今年生日徹底爆發。

那天,逍遙收到了品牌方送來的手鍊,點綴着愛心,閃閃發亮。她卻捧着首飾,哭溼了大半張紙,“這多像是一位媽媽送給女兒的生日禮物。”

逍遙收到的手鍊/ 圖源:受訪對象

她給媽媽的微信備註是“媽咪1976,10,11”,她說這樣不會忘記媽媽的生日。但自己卻幾乎沒收到過父母的禮物,生日那天她也沒有收到他們的生日祝福。

幾天後,媽媽發來信息,是讓她安慰剛高考完的弟弟。

逍遙說,“怎麼不讓他發兩句祝福給我,因爲我剛過完我的21歲生日?”媽媽回覆,“我都忘記了。給你200塊,你去加個餐。”

200塊被逍遙退回了,“我想要的從來也不是這些。”隱忍許久的女孩一字一句地敲下自己從小到大受到的委屈與冷落,責問媽媽“爲什麼女兒怎麼都做不好做不夠,對兒子的標準卻一低再低?”

她沒有得到預想中的解釋或是道歉,“心寒”“書讀這麼多年就是這種思想”“弟弟是爸爸媽媽不在了你也要照顧好的人”被媽媽一句句甩出來。

逍遙與媽媽的聊天記錄/ 圖源:受訪對象

搖搖欲墜的信仰被那些言語擊碎了,努力了21年的逍遙沒有得到預想中的肯定,甚至被母親徹底否定。

她崩潰痛哭,寫了一封信,4頁紙,細數自己從小承擔的家務、對弟弟的照顧、不願坦言的委屈,一直寫到凌晨三點,徹夜失眠。隔天她跑到郵局將這封信寄給了媽媽。

過了兩三天,逍遙打開手機,看到了媽媽發來的道歉,“媽媽也是第一次做媽媽,對不起,忽視女兒的成長了。”

那天,逍遙哭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慘。

情感需求是有保質期的,那些過期的回饋不屬於當下,也無法滿足已經被傷害的靈魂。

時至今日,逍遙依然會痛苦於父母下意識的冷漠和忽視,依然會覺得他們做得遠遠不夠。對外傾訴、遠離家庭、剖析自我……她還在尋找與之和解的方式。就像爲自己取名“逍遙”一樣,她希望終有一天,自己能像這個名字一樣不再擰巴,不再在意。

不過還有多久呢?逍遙不知道,這可能是她一輩子的難題。

她偶爾會想,“如果時光能倒流就好了。我會抱抱那個總是一個人趴在書桌前的小女孩,告訴她——你不是累贅和負擔,你是一個家庭的禮物和寶貝;你值得最好的生日禮物,即使它不是來自於你的爸爸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