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槐植：“刑事一體化”奠基人

原載：民主與法制週刊

文：劉瑜

兩年前，我擠在一個研討會的現場，聆聽儲老細說刑法；兩年後，我坐在他的家裡，聆聽儲老回憶人生。初夏靜謐的午後，陽光鑲嵌在斑駁的樹影上灑落在地上。佈滿照片的牆上，儲老的臉龐顯得格外清晰⋯⋯

今年86歲的儲槐植教授思維敏捷，視野開闊。風輕雲淡間，聽他口述歷史，就像推開了一扇厚重的大門。透過這扇門，我們看到了穩步前行中的中國法治進程，和一個年近半百重拾專業的法律人鍥而不捨的精神。

初識法律

1933年，在魚米之鄉江蘇武進，儲槐植出生了。他發矇於新式小學堂，而後升入享譽當地的江蘇常州中學。在中學時代，政治老師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對他影響深刻，當年的儲槐植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初、高中時，儲槐植酷愛此類書籍，這對他人生之路的選擇有着非凡的意義。

1952年高中畢業的儲槐植憑着對政治和法律的興趣，報考大學填寫志願時，他填寫的是北京大學政治系。報考前夕，正趕上中國實行院系調整。爲了培養新中國第一批法律人才，推動我國法學發展，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大學的法律系及政治系等相關學科組成了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發榜時，儲槐植順理成章地來到了當時的北京政法學院。

1952年進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是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的影響至爲深遠。據史料記載，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

《指示》指出，“國民黨全部法律只能是保護地主與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工具”，“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應該廢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爲依據”。新中國成立後，實行向蘇聯學習的“一邊倒”政策，高等教育領域也要求全盤蘇化。蘇聯模式將高等院校明確區分爲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和獨立的專門性學院。

提起往事，儲槐植歷歷在目。“國民黨《六法全書》宣佈撤銷以後，在大學期間，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講的是蘇聯的法律，專業課程和教材都少之又少，一學期的內容很快就學完了。”儲槐植回憶，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從小學到大的英語暫時不能繼續了，而學校特別重視起了俄語。儲槐植敏銳地感覺到，俄語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將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上課期間，他主動給自己增加任務。“我要求自己每天背下20個左右的生詞！”不願浪費時間、不忍荒廢學業的儲槐植，俄語水平也在不斷努力下逐步提升。

1955年，儲槐植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大學教法學，當年首屆一百多名畢業生中僅有兩人被分配到北京大學執教。20歲出頭的他，便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教師了。1956年6月憑藉他較高的俄語水平，學習並引用了蘇聯的文獻資料，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了《新中國刑訴制度》一文，介紹了蘇聯的刑事訴訟，論述了刑事辯護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旨在配合宣傳我國當時新建的律師制度。儲槐植介紹，當年的《學習》雜誌學術地位極高，刊有多位名家的文章，同期還載有郭沫若的一篇文章，這讓年輕的儲槐植感到很自豪。

途經風雨

平靜地專注於教研的日子，持續沒多久，一場暴風雨來了⋯⋯

那段眼前一片灰黃的日子，竟也被儲槐植坦然接受了。1957年，北大校園陷入了“反右”運動中，當時的儲槐植在和同事們聊天時，說了這樣兩句話：“要解放思想，不要條條框框。”“我們的系副主任爲何沒有非黨員的教授擔任？”就這兩句話，被人歪曲演繹，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批判他攻擊黨，不要馬克思主義指導。命運跌宕起伏，北大法律系“深挖”出3名右派，“可能是念及我年齡最小，把我劃成了‘中右’。”現在再次回憶起當初的日子，儲槐植仍然報以微笑，平淡得就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被劃成“中右”後，儲槐植不能在北大呆下去了。1958年的寒冬，儲槐植要接受工人階級思想改造，他離開北大，被“下放”到北京玻璃廠接受思想改造。20多歲的儲槐植被分配在製造溫度計的崗位上，玻璃熔化爐外的溫度高達58℃，不到兩個小時，厚重的卡其布工作服就會被汗浸透，即便是洗了澡，換了衣服，汗還是止不住地流。從北大的法學教師到玻璃工學徒，從腦力勞動到體力勞動，儲槐植的心態並沒有太大的波動，他都覺得“無所謂，讓我幹什麼，我就幹好什麼”。

在北大執教期間，儲槐植買了很多法律書籍和資料，它們都曾放在一個大箱子中被他視若珍寶。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只拿上了隨身的行李，這些“不合時宜”的書籍，一本都沒有留下。在玻璃廠一呆就是22個月，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沒有再觸碰法律專業。

由於儲槐植曾經就讀的常州中學是江蘇的三大中學之一，當時這所學校的教學水平非常高。所以他在中學階段就積累了深厚的英語功底，並且其俄語水平也在大學期間自學到一定程度。離開工廠以後，他先後來到了北京化工學校、北京158中學任教英語課。當時的“法律”對於他來說，成了“回不到的過去”和“走不到的未來”。

隨後十七八年的時間裡，他只埋頭專注於英語的教學。在北京158中學期間，他每天兩點一線，從家到學校他往返步行需要一個小時。“我算了算，這麼些年，我步行的距離早就超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徵了！”儲槐植笑着回憶起那段歲月，“不管在工廠生產溫度計，還是在中學教課，我都坦然接受。因爲這都是我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認真踏實的作風，平和淡然的心態，儲槐植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都沒有自怨自艾。1978年，在北京158中學當教師的儲槐植被校領導看中，準備將他從教研組長的職位提升爲副校長。

同年，儲槐植又接到了一個令他有些意外的消息⋯⋯

重拾專業

北京大學法律系找到儲槐植，希望他能回去繼續執教。與此同時，他也得到了北京政法學院的消息，校方輾轉聯繫到他，問其是否願意回母校執教。

一邊是黯然離開的地方，一邊是自己的母校。面對這樣的選擇，他猶豫了。儲槐植提筆給自己的同學寫信徵求意見後再三斟酌，其間又經著名刑法學家楊春洗等先生的大力斡旋，儲槐植最終選擇了前者。1978年，45歲的他重回燕園，重“拾”專業。20年沒有觸碰過的“法律”，年近半百之時失而復得，並在此後做出了重大的學術成就。

由於當時我國還沒有頒佈刑法，在課堂上，主要宣傳中央、有關部委、省（區、市）頒佈的有關刑事政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改革開放以後，法制建設也隨之提上議事日程，1979年，刑法頒佈，成爲最早頒佈的七部法律之一，而後，對於刑法學更爲細化的研究也在不斷進行中。

由於“文革”期間，我國青少年犯罪急劇增加，青少年犯罪問題，開始成爲令人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此時，共青團中央組織人選啓動起草青少年保護法工作，在團中央組織部門的領導下，儲槐植和同仁們一邊做研究，一邊搞調查，前後兩年的時間，他雖然回到學校，但並沒有在教學崗位上。經過前期準備調研，1989年，儲槐植和同仁們撰寫的《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和對策》出版面世，領域內專家和讀者一致公認本書材料豐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特別是在第二篇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的分析方面,提出了多維原因論和立體模型。

1981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與北京大學建立聯繫，將要和北大進行學校間的交流活動。儲槐植以深厚的英語功底，被選定爲出國交流人選。

在美國一年的時間裡，儲槐植求知若渴，一天光陰都沒有虛度。他課堂上奮筆疾書、課堂下蒐集資料。儘管是放暑假，也沒有停下考察學習的腳步。他考察了美國的十幾所監獄，爲刑法學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材料。

1987年，出自他手的第一版《美國刑法》面世了。這本書利用美國的刑法教材和資料，再根據他自己的理解，翔實地介紹了美國刑法，這本書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在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影響。1996年又出版了第二版，成爲長銷不衰的學術精品。進入21世紀以來，刑法學又有了新的發展，一些新的問題納入了研究視野。儲槐植在第二版的基礎上針對美國刑法出現的新的發展變化，又增補了一些內容，使該著作更爲充實並具有新意。

儲槐植笑稱：“70歲之前寫東西沒有打過草稿。”這種胸有成竹的自信，來自多年殫精竭慮的積累。

2008年，《美國刑法》獲得“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百項精品成果獎”。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曾經這樣評價這本《美國刑法》：“儲老師的美國刑法爲什麼讓大家感興趣呢？因爲儲老師寫的美國刑法，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在此之前，介紹國外法律的書籍，都是在講國外的經驗，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文化基礎和需要。而儲槐植筆下的《美國刑法》是根植於中國當時的“社會土壤”所提煉出的經典之作，更適合彼時我國的思想文化基礎。

潛心立說

在“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的評選活動中，是這樣介紹儲槐植先生的——中國著名刑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儲槐植教授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多部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諮詢工作，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更是融入了他多年心血。儲槐植教授刑法思想深邃、富含哲理，是“嚴而不厲”、刑事一體化等思想的首倡者，在刑法學科建設、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法學家，更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是始終奮鬥的前輩典範與榜樣。

的確如此，儲槐植教授對於我國刑法學領域來說，可謂功勳卓著。他多年前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成就，直到現在仍熠熠發光。例如，他在30年前提出來的“我國犯罪概念不僅有定性還有定量”的說法，至今仍有學界論文在引用，同時，這一思想還在影響我國的刑法立法，甚至還會影響到刑事政策。

據儲老回憶，在我國80年代初，犯罪率激增。1983年首次提出“嚴打”這個概念，“我還記得，第一年嚴打後，犯罪率一下子降了。但是沒有多會兒，犯罪率又上去了。然後再打、再降，大概三個來回。我心裡想着：這就是刑法的危機啊。”儲老說，“刑法本來是懲治犯罪的，結果當時卻在一定程度上犯罪綁架了刑法。刑法爲何不管用呢？爲何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儲老認爲，是我們的刑法在運行中存在着一定問題。

1989年，儲老提出了“刑事一體化”這個概念，他成爲我國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奠基人。這種刑事法學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廣大刑法研究者的青睞。包括刑事一體化、關係刑法論、刑法結構、刑法機制、刑法適用解釋、犯罪概念定量模式、第三犯罪行爲形式、複合罪過、刑法改革、刑法現代化、關係犯罪論、基本犯罪規律、多層次犯罪原因論、犯罪場理論、監獄行刑悖論等。

儲老解釋說，刑事一體化的要義，就是“貫通學科聯繫”，或者叫做“淡化學科界限，關注現實問題”。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當代刑法潮流，也是刑法研究可用的思路。刑事政策，是刑法運作的潤滑劑，它激發刑法活力。刑事政策就是對付犯罪的政策。刑事政策是導引刑事立法，同時刑事政策又應當在刑法的框架之內，起機制性的作用。運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包括犯罪學等學科的知識理念，用來解決刑法問題，體現刑事一體化。

陳興良教授曾說：“刑事一體化這一命題提出以後，在我國刑事法學界產生了出乎意料的重大影響。刑事一體化不僅是對刑法的一種新思路，而且也是對刑法研究的新思路⋯⋯可以說，刑事一體化已經成爲刑事法思想的一個學術標籤。”

此外，儲槐植認爲：刑法從“嚴與厲”的關係角度看，不外乎有四種模式：一是不嚴不厲，二是厲而不嚴，三是又嚴又厲，四是嚴而不厲。其中，“嚴而不厲”模式因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和現代刑罰的目的，成爲當代國際社會刑法規範模式發展的主流。他提出，我國刑法現代化本質是刑法結構現代化：由“厲而不嚴”（刑罰苛厲但刑事法網不嚴密）逐步改變爲“嚴而不厲”（刑事法網嚴密但刑罰不苛厲）⋯⋯

說不完的思想精髓，道不盡的法治情懷。而今，耄耋之年的儲槐植教授仍站在教學的崗位上爲學生們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的榮譽對於儲老來說，真可謂實至名歸！

然而，當得知記者採訪的目的時，剛邁進家門，儲老便拿出一張手寫的卡片：“感謝國家鼓勵，我還要努力做好自己。”在頒獎時，儲老也表示：“在全面深化依法治國的當下，社會各界的法律人士更應當心繫家國、胸懷天下，與我國法治發展同行，投入時代建設洪流，貢獻自己應盡的力量！”正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謙卑平和的老人，他隨着共和國一同成長，見證、參與着我國法治社會的全面發展。

夕陽西下，採訪暫告一段落。記者走出儲教授的家門，心裡帶着一份沉甸甸的滿足感。與儲老這堂面對面的“歷史課”讓人如沐春風，同時也爲記者內心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祝賀與祝福，寫滿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