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掉百萬年薪當全職媽媽，她把女兒送進哈佛，兒子送入MIT
高學歷女性放棄職業，當全職媽媽是不是一種浪費？
近期，我們採訪了幾位母親，她們當中有人畢業於清北這樣的頂尖學府，爲了孩子，在海外做了陪讀媽媽；有人放棄工作後，在家帶娃之餘，寫作，練習廚藝，練就了一身本領；有人爲了家庭放棄了百萬年薪，一兒一女分別被哈佛、麻省理工錄取...她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全職媽媽擁有衆多可能性。
“全職媽媽”專欄第一期，我們採訪了母親虞文，她的故事讓人動容。
兩年前，我們就知道虞文的故事。在外界看來，虞文天生手握一手好牌，擁有着讓人豔羨的人生。
虞文出生於書香門第，畢業於國內頂尖學府，80年代出國後，就職於北美某癌症中心，擁有着一份優渥的薪水。丈夫是美國知名大學的教授，他們育有一兒一女，女兒畢業於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兒子畢業於麻省理工。
當外界紛紛好奇於虞文是如何養育出學霸的子女時，我們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和切割面。
這些不同的“切割面”是，在人到中年時，虞文也遭遇過婚姻生活的近乎崩潰，養育孩子的雞飛狗跳。爲了挽救婚姻生活，也爲了找尋自我，在事業發展的“高峰”期，虞文選擇辭職，放棄了年薪近百萬的工作，當了一名全職媽媽。
在與虞文對話的過程裡，讓我們感受到正是這些“切割面”和艱難時刻，纔是虞文，作爲一名女性，一名母親，一名妻子，讓人覺得最真實和最有力量的部分。
圖爲虞文
虞文出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父母是大學教授，曾祖父在辛亥年間在北平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教書，後又任教於四川省高等學堂（四川大學前身），在老家榮縣是赫赫有名的鄉紳。
出生於這樣一個文化世家，虞文自小接受着“精英式”教育。虞文不負衆望，自小成績優異。
20歲從四川大學畢業後，虞文來到了北京中科院繼續求學。在這裡，虞文感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敗和迷茫感。
彼時，中科院臥虎藏龍，聚集了全中國最優秀的腦袋，一起學習的同窗大多來自於清北。之前被相信的那一套“只要努力，就會成爲勝利者”的價值體系，在這裡似乎失效了，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虞文一度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貨，第一次對生命的意義產生了疑問。
“那是一段壓得人喘不過氣的日子。”
從中科院畢業後，虞文來到加拿大繼續深造，研究方向從核物理轉向醫學物理。也是在這裡，虞文工作、結婚、並生下女兒。
在女兒出生時，先生還在讀博士，沒有積蓄，生活一貧如洗。虞文至今仍舊清晰記得從醫院第一天抱回女兒的場景，因爲沒有沒有嬰兒牀，先生把一張書桌大抽屜騰空，拿出來，然後給抽屜內墊上軟布，這是女兒的第一張牀，女兒在這張抽屜牀裡度過了她生命裡的頭兩個星期。
每當回想起這件事，虞文覺得荒唐，充滿了對女兒的虧欠感。
在職場上，虞文走得很順，無論在加拿大還是後來移居到美國，虞文在所供職的部門，都是獨當一面的研究人員。而後來發生的故事——離開職場，成爲一名全職媽媽，在虞文乃至虞文父母的價值體系裡，是幾乎不可接受的選項。
因此，當虞文第一次把辭職的想法告訴自己的父母時，他們呆住了，像是蒙羞了一樣。她的母親在電話那頭失望地警告她，“對一個女人而言，放棄自己的事業，靠丈夫養活是非常危險的。而且你做全職媽媽也太浪費了，誰都能做，何必要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呢？”
不僅僅是來自父母的反對，這個想法也被自己的好友定義爲魯莽、不成熟。那個好友的問題直截了當，“如果將來你的婚姻破裂了，你怎麼辦？將來你想回歸職場，找到這麼好的工作有多難？你會不會後悔？”
回憶起這段時，虞文告訴我，她沒有可以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但是她知道，那時如果不做出改變，生活會往更失控的方向走。
那一年，他們一家四口剛從加拿大搬到美國田納西州，這裡風景宜人，生活的小鎮被森林和湖泊環繞。她和先生拿着可觀的收入，居住在漂亮的房子裡，兩個孩子聰明健康。但表面上看似幸福的家庭生活，卻被焦灼、日復一日的爭吵、哭鬧所纏繞。虞文用“昏天黑地”來形容那段時光。
先生性情急，不擅長交流，女兒雖然安靜乖巧，但七歲的兒子卻像小惡魔一樣，好動調皮。一大一小，像是家裡兩個隨時會爆炸的炸彈，先生的溝通方式比較粗暴，常常是和小孩吵完，兩個大人又接着吵，導致家裡幾乎每天是雞飛狗跳。
工作上再怎麼力爭上游又如何？掙再多錢又如何？人過得還是不幸福。
這段壓得讓人喘不過氣的生活，讓虞文一度回想起自己在中科院的求學時光，巨大的迷茫感再次向她撲面而來。
“我好像一直活在別人的期待裡，拼命往前走，那是一種走一段漫長的、黑暗的隧道，好像前方永遠都看不到盡頭的感覺。來到了北美，特別是做了母親以後，這種感覺變得愈發強烈了。什麼樣的生活能讓我真正愉快，我又該如何引導我的孩子們選擇人生道路，我不想他們變成學霸後，重複我的生活，挺沒意思的。”
至於母親的耳提面命和忠告，“高知女性做全職媽媽是一種人才浪費”，虞文找到了另外一種解讀，過自己不喜歡的人生，纔是一種真正的浪費。
好在，在所有人都反對自己的選擇時，只有先生是理解和支持的，虞文告訴我，當時倘若先生有丁點兒反對的意見，她可能很難走出這一步。
早晨6:30起牀，第一件事情是爲孩子們做早餐。等校車把孩子接走後，虞文開始環繞小區跑步。8:30返回到家中，接着回覆郵件，聽廣播，計劃今天的to do list。
聽廣播的時候，虞文總是很留心，她會把當中的重要新聞以及有啓發的東西記錄下來。無論是時事點評，科技新發展，道德價值觀問題，還是有趣的小故事，它們都會被“裝載”起來，在晚餐時，話匣子被打開，它們通常會成爲虞文鏈接孩子的工具，也成爲和孩子們交流的話題。
等瑣事處理完畢後，虞文得以有空閒時間停下來閱讀。書的類型龐雜，從心理學到性格分析，從兒童教育到美國教育體系，從世界歷史到世界地理，虞文像海綿一樣，瘋狂地汲取着書本的養分。
下午3:30，閱讀時間停止。孩子們放學回家後，她又變回了母親，送孩子們去興趣班（通常孩子們會參加學校裡的運動隊）、陪伴孩子們聊天、準備晚餐...
晚餐時間通常在6:30開始，維持在一個半小時。虞文會主動引導一家人對話，那些她在書本里、廣播裡所聽到，所看到的內容，會以輕鬆的談話被孩子們所瞭解。晚餐時間是全家最溫馨的時刻，亦是孩子們在耳濡目染中吸取知識和交流觀點的時刻。
晚餐結束後，孩子們開始做作業，閱讀或者練琴。虞文鮮少參與，除非孩子們有不懂的地方來問她，她纔會主動幫助。
晚上11:00是全家人休息的時刻，一天結束的時候，虞文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還有那麼多書要去讀，有那麼多的問題要琢磨，有那麼多的新的想法想去試驗。”
在離開職場的時刻，獵頭公司的郵件和電話像趕不走的蒼蠅，走了一個又來一個。虞文是擁有着執照的物理師，在當時是很稀缺的人才，但是在虞文全身心當全職媽媽的過程裡，她感受到了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使家庭收入少了一半，她和先生都覺得生活質量變高了，心態也變得更爲幸福和平和了。
在早期的婚姻生活裡，在接連不斷的衝突和爭吵中，虞文曾經問自己，如果婚姻讓自己遭受這麼多罪，那麼爲何還要結婚？
改變先生幾乎不可能，但是當看到先生的性格在兒子身上形成烙印時，虞文感到憂心，企圖阻止這種由基因帶來的惡性循環。
“我不希望兒子長大以後也跟他爸爸一樣，那麼不善於溝通，不善於表達，總是習慣大吼大叫，雖然不一定有心，但卻總是傷害最親近的人。”
虞文廣泛閱讀兒童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也有“功利性”的目的，她希望通過後天的家庭教育和自己的教養方式，改變兒子性格上的瑕疵。
但教養一個孩子何其容易，何況是這樣一個性情頑劣的“熊孩子”呢？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很多時候在兒子身上失效了。
一次凌晨三點，家裡的警報器響了，虞文被驚醒。
她推開兒子的臥室，卻不見兒子蹤影，她尋遍整個房子，最終在牀底下找到兒子，兒子在通宵玩遊戲，虞文當時被氣炸了，感覺自己的心血和付出白費了。
“如果是在國內，我當時都可能會揍他了，但在加拿大不允許。”
她從牀底下擰齣兒子，憤怒地搖着他的手臂，歇斯底里地說到，“你怎麼這樣，你讓我太失望了”，她想到用所有的糟糕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憤怒。
虞文在跟我回憶這件事時，言語流露出內疚。兒子是因爲害怕被責罵，纔會躲到牀底下。當她找到兒子時，她可以從眼神裡感受到兒子的愧疚，但她衝着兒子發火時，兒子的反應讓她吃驚，他的內疚感全部消失了，反而變得憤怒起來，他回懟了一句，“我的事兒，你不要管。”
作爲母親，她也在反思和“修煉”自我。
當然，孩子的進步也在悄然發生着。兒子雖然依舊活潑好動，調皮頑劣，但是他學習認真，有自己愛好，遇到憤怒的時刻，開始學會用更溫和的方式表達自己。神奇的是，先生也在潛移默化中，逐漸改變自己昔日的溝通方式，學會道歉，學會讓步。
在自己迴歸家庭後，先生有更充裕的精力和時間面對職場，在入職大概三年後，先生被所供職的大學提升爲正教授，後來還成了系主任。
週末的時候，全家四口會去附近的公園，去遠足、去野餐，家裡的衝突也明顯少了。人到中年，他們才逐漸明白這個道理：人的幸福和金錢不一定是正相關。
“花開兩朵,畫不經意而成。”
一兒一女紛紛被世界頂尖學府錄取，並非虞文的“刻意推娃”，或者說，這件事超出了她自己的預想。
她和先生堅持的教育理念是，在做重大決定時，不干涉，把決定權交給他們自己。
女兒當年幾乎拿到了“大滿貫”，收穫了幾乎所有藤校的Offer。最終，她選擇了哈佛最難被錄取的專業——醫學預科。
從哈佛畢業那年，女兒很快拿到華爾街頂尖投行的Job Offer。對方一開始就開出了幾十萬美金的年薪，這份工作前途無限，幾年內就可能達到上百萬美金，但是女兒放棄了。
當時女兒還有着另外一個選擇，接受蓋茨獎學金，去劍橋讀碩士。
女兒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說服他們的理由是，雖然量投公司的工資很高，能賺很多錢，但那是一份爲了賺錢而賺錢的工作，這不是她想要的。
在哈佛時，女兒還修了另外一個專業——計算機。她對計算機、人工智能的道德規範充滿了好奇。譬如，未來當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當機器人越來越聰明時，人類是否會被機器人取代；在早期技術發展中，人類如何把道德植入於人工智能的大腦，如何把這些技術應運到醫學界，這是讓她覺得更有意義的方向和事情，即使將來賺的錢與那份量投公司的Job offer相比，會少一些，但足夠了。
“當她把她的理由陳述給我們的時候，我們覺得她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就像我當初選擇當全職媽媽一樣，所以我和孩子爸爸完全支持。”
如今，女兒已經結束了劍橋的學習，目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攻讀計算機的博士。
女兒喜歡科研，兒子截然相反。當年兒子拿到了耶魯、斯坦福、麻省理工的offer。他在斯坦福和MIT之間猶豫不決，在需要做出決定的最後5分鐘裡，他一拍腦袋，選擇了MIT。理由很純粹，因爲他在高中參加數學夏令營時，認識了很多朋友，那些朋友大多都去了麻省理工。在MIT，拿到碩士學位，只需要一年，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但是兒子不喜歡研究工作，畢業後，直接參加工作，目前就職於Facebook。
姐弟倆就讀的專業都是計算機，而且是出自真心的喜歡，我好奇其中緣由。
“我想這個跟數學很有關係，這一點當時確實也是我的影響。我兒子有些時候跟他的朋友開玩笑說，我媽媽以前 make me做了很多數學的練習，最後我也喜歡上了數學。”虞文樂呵呵地說道。
至於姐姐哈佛，弟弟MIT，除了SAT成績外，更重要的是，姐弟倆興趣廣泛，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倆個人都愛吹黑管，姐姐還是辯論隊隊長，而當中最爲讓名校看中的是，姐弟倆紮實的數學基礎。
姐弟倆從小就參加了衆多數學競賽，其中比較知名的如Mathcounts，姐弟倆後來都成了田納西州的州冠軍， 女兒還獲得過在MIT舉行的全美高中女生數學競賽的第五名。兒子在每年一次的全州數學大賽中，從六年級到十二年級，一直保持第一名。
在女兒讀6年級時，虞文主動向女兒就讀的學校申請，自願做免費DI教練。
在做教練的日子，虞文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啓發式教育，這讓她大開眼界。教練不允許把答案或者解決辦法告訴隊員，而只能以引導的方式讓隊員們找出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一次，虞文帶着自己的隊去參加比賽。那次比賽項目要求，讓孩子們用不能超過34張撲克牌來搭建一個結構，或者形狀，來承重。過程裡除了膠水，不能用其他工具。
當時，虞文判斷撲克牌太輕，對小孩們來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在教練們的啓發下，她們隊完成的非常出色，最後隊員們搭建了一個結構，能夠承受300多磅。
她們隊伍勝利了，隨即代表州參加世界性大賽。比賽地點在另一個州，孩子們激動不已。比賽當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在此聚集。虞文注意到，很多中國隊也參加了。
比賽結果讓人意外，當看到中國隊的小孩們搭建了一個結構，竟然能夠承受將近2000磅時，虞文驚呆了。人羣裡有人發出議論，“這是小孩們的成果，還是大人們的成果。”
最終，中國隊伍勝利了。後來虞文得知，中國隊之所以那麼能承重，是因爲他們提前把撲克牌浸泡在一種加固劑裡，而這符合比賽規則。
虞文也把啓發式教育理念與方式，運用到與自己孩子的溝通上，比起灌輸式教育，這種思維模式鍛鍊的是孩子的創新力與想象力，而這也是傳統國內教育所缺失的。
“女性當全職太太，就是把自己的未來寄託在男性的責任心和和良心之上，而男人的責任心和和良心是間歇性的。”
這句話出自於大學網紅教授儲殷，這段話一度在短視頻平臺上，掀起了人們的熱烈討論，有反對者，也有贊同者，但大部分人的共識是，“全職太太是世界上最高危的職業”。
但虞文不存在這樣的困擾和擔憂。
“做全職太太是我自己的決定，我根本就沒想到讓我先生爲我的決定負責，一段靠責任心和良心維繫的婚姻挺悲慘的，它並不能吸引我。”
虞文一開始就明白自己一旦長久離開職場，自己的執照會失效，自己將來會很難再回到癌症中心。因此，在做全職媽媽的過程裡，她也有過最壞的打算，她數學好，孩子們喜歡她，她可以去教書或者當家教。
全職媽媽不應該有自我犧牲感，否則她永遠當不好這個角色。“只有當女性認爲當全職太太是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一種犧牲的時候，她纔可能把這個角色當好，不然經歷波折的話，都會讓她感覺很後悔，感覺不值。還有些人覺得做全職媽媽，好像自己在家裡的地位就變低了，但是，如果連你自己都不自信，你自己都認爲你的地位變低了，它纔會真的低。”
當然，虞文是幸運的。虞文的先生從不會因爲妻子沒有經濟收入，而覺得自己是在養她，相反，他覺得妻子爲家庭做出了巨大貢獻。
如果一個媽媽正在糾結要不要當全職媽媽時，虞文給出的建議是，先不要完全放棄工作，可以給自己幾個月到半年，或者一年的時間，當一段時間的“實習媽媽”，在此期間，觀察家人的變化和態度。等實習期結束，再做決定不遲。
在結束採訪的第二天，隔着近12小時的時差，虞文給我發了一段視頻，視頻裡是大雪紛飛的場景，田納西州遇到了幾年不下的大雪。
2020年，虞文收養了三隻小貓，當兒女們不在身邊時，三隻小傢伙圍繞着他們轉。出生於60年代的她，已經年過五十了，但她還在堅持讀書與寫字，園藝和廚藝是她新的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