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阿布/死亡深沉的一瞥

圖/九子

我記得那天是四月中,漫長的冬季剛結束,天空藍得像洗過一樣。我結束了總院的教學活動,騎着我的100cc舊機車,經過那條貫穿工業區、串聯我日常生活的外環道,一如往常要前往分院。

我還記得那天溫度剛好,風涼涼的,難得放晴的天氣,陽光照在皮膚上很舒服。但就在機車經過某間工廠門口時,我手握着的龍頭忽然失去控制。打滑,往人行道衝去。

這是我最後的完整記憶。

然後是黑暗。疼痛。救護車的聲音。有人問我一些問題,但我無法迴應。我又沉入黑暗裡。

我醒來的時候在急診三區,外傷科。綠色的牀簾外,穿着工作服的醫護人員匆忙來去。好熟悉的景象,幾年前我也曾穿梭在他們之中。唯一不對勁的是我躺在病牀上,渾身是血。

妻焦急地坐在牀前,看到我醒了連忙靠過來。她說那時她的手機響起,電話裡的我迷迷糊糊地說出車禍了,人在哪裡也講不清楚。她嚇死了。後來纔有救護人員告知她在長庚急診室,她坐了計程車趕過來。

我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下午五點半,我記得騎車的時候是四點多,那時正要趕去分院參加一個會議。也就是中間一個小時的記憶是空白的。

持手機的手上有幹掉的血,食指與中指的關節處皮膚被整層磨穿,但幸好手指還能動,似乎沒傷到關節腔。我略略移動了脖子和手腳,看起來感覺和運動的機能都還在,中樞神經系統大概沒事。我把手機轉爲自拍模式,畫面中的人滿臉是血,從左側下頷到整張右臉血肉模糊,最嚴重的是左嘴角,一個好深的洞,像無情的瞳孔冷冷地朝着我看。血順着下巴流下來,在脖子凝成凍狀。

門牙失去了半顆。我在心裡默默和它說再見。

但真正慘的是我的右腳。右腳已經幾乎沒有知覺了,但我看得出右踝外翻成一個不自然的姿勢,內踝處一截硬物刺破皮膚。完了,開放性骨折,而且傷口看起來很髒。接下來必須面對的是高度感染的風險,弄得不好變成骨髓炎,大概就得要長期的抗生素抗戰了。

在急診室已完成初步止血,生命徵象穩定,我知道我自己大概是不會死了。但身體卻用相當直覺的方式告訴自己,死亡已經來過了,它確實曾經站在我身前,留下深沉的一瞥。

身爲一個醫師,我完全同意我幾乎已死過一次。能讓粗壯的小腿脛骨開放性骨折,那必然是相當程度的撞擊力道。那樣的力道如果撞在頸椎,我八成已經頸部以下癱瘓;若是撞在頭部,不巧安全帽沒戴好,大約已造成嚴重的腦出血。我到今天爲止三十七年的所有人生──妻與剛學說話的兒子、在醫學中心的工作、社區裡的宿舍,有或是無,僅僅只是撞擊點在哪裡、或是當初幾個關鍵選擇的距離。

如果那天不是在例行事務後多排了一個會議、如果不是騎機車而選擇坐交通車,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如果沒有善心路人將我送醫、甚至如果撞擊的地方不是腳踝,而是骨盆、是胸腔、是頭頸部,會不會現在我根本沒辦法打出這篇文章?

作爲一個看過更多「可能」場景的醫師,確認傷勢後,我第一時間竟然是對我受的傷深深感激。

死亡來過了,留下氣味,以及扭曲過的時間。

七點,八點,十點,十二點。我在急診室的牀上躺着,有人呼喚我的名字去做牙科評估,推進縫合室縫合,骨科住院醫師過來幫我的足踝復位(今天值班的住院醫師正好是認識的學弟,從他的語氣裡,我感覺到了一絲與一般病情解說不一樣的溫度);這個晚上好像過了很久,但又好像僅僅是一眨眼。妻一直陪在身邊,成爲我的時鐘,是我在這個夜晚唯一能抓住的線索。

骨科醫師朋友早就幫我看了X光片,訥訥地說,「啊,這看起來斷得……滿複雜的,看看你的主治醫師決定怎麼開。」我受傷的消息傳開,有些還留在醫院的朋友也來急診現場關心。他們穿着主治醫師的長袍,俯視躺在病牀上的我,好像想說些什麼卻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我瞭解他們原本大概要說什麼,也曉得他們最後決定不說話的原因。畢竟受過同樣的訓練,太熟悉了,我們每天都在流暢地告知病人壞消息,但這樣的話語卻很少需要對身邊的人說。我伸出手來握住他們的手。不是開刀、縫合,或做檢查的醫師的手,而單純只是有着溫度與血肉、我朋友的手。此時他們出現在我身邊就已經是一種治療,他們的陪伴讓我安心。

醫師該怎麼面對同儕的病,或是自己的傷呢?或許是年紀漸長,近一年來,聽聞了許多醫院裡遺憾的故事。研究上合作的某教授忽然發現胰臟癌末期。某主管罹患了罕見的快速退化型失智。大沒幾屆的學長(在臨牀見過幾次,印象中的他陽光爽朗,還像個大男孩)被診斷爲神經元疾病,幾無藥可醫。

想像中的他們應該站在病牀前,而非躺在病牀上。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忽然想起,原來醫師也是人,也是會生病的。

我們的成長軌跡如此類似,大多在醫學中心裡學習,訓練完後留在同一家醫院服務,日復一日治療病人;但偶爾有些人也會在此脫下白袍,加入病人的行列。曾經我們以爲白袍是不會髒的。白袍賦予我們與疾病對抗的力量,那麼勇敢又那麼神聖,卻幾乎忘記白袍底下,也都只是血肉之軀。

我也曾治療過我的老師:教授,學界一方權威,醫院裡地位崇高的主管。我醫學生時曾跟在他身後學習,覺得如此幸運,那樣的背影走在查房隊伍前方是多麼巨大而遙不可及,好像跟着走,就一定能夠抵達光的源頭。但我來到病牀旁要爲他扎針時,發現換上病人服的他,身形好瘦好瘦,皮膚下幾束單薄的肌肉掛在枯乾的骨架上,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普通的老人,普通的病人。

但有誰在穿上病人服之後,不是一個普通的病人呢?

當天午夜,我被推進開刀房,進行暫時的外固定手術。我看到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忙碌的身影帶着疲憊,爲了我,他們今天即將要通宵奮戰。

麻醉科醫師一邊準備,一邊跟我解釋麻醉藥劑的作用,說如果感覺血管刺刺的,就放鬆,深呼吸。我想像我麻醉之後,將會被除去身上所有衣物,住院醫師學弟會在我的陰莖插入尿管(啊,這部分真不好意思),消毒,大量消毒,然後手術開始。

只是我將不再是用站在手術檯旁的視角,而是以一具肉身參與這幕醫療場景。我心裡想跟他們說,謝謝,辛苦了,我的身體如此殘破,麻煩你們了。

然後我又再次失去意識。

從開刀房回來,神智逐漸恢復以後,疼痛也回到了我的身上。

說也奇怪,在創傷的當下,自己的意識與身體有着曖昧的距離。一般來說,遭遇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的時候,很常同時經歷到不同程度的解離(dissociation)。有人說此時對外界的感受隔着一層玻璃,也有人說那像是用他人的角度,漠然地看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但我從來沒有體認到,肉體上的創傷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

或許這是生物本能上對於死亡的抵抗吧,心理上的阻隔,讓肉體的痛苦和心靈的平靜,有同時存在的可能。當時我的身體確切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可能,那樣的威脅讓他自動進入了防禦程序。

死亡是什麼樣的經驗呢?古往今來的智者都曾思索過這個問題,卻無法給出一個標準答案,然而任何一個最簡單的生物都將親身體驗死亡。畢竟死去的人不會回來告訴你死亡是怎麼回事,你無法預先學習,只能在唯一一次機會裡親身體驗它。在死亡面前,理性與經驗之間存在着鴻溝。

意識逐漸清醒之後,我試着回憶從車禍發生到急診室之間,那段空白的記憶裡到底經歷到了什麼。那時候死亡就在我身邊,我曾經看見死亡一閃而過的背影,有好多問題想問它。

我查詢手機的通聯記錄,發現那段消失的時間裡,我和妻通過幾通電話(這也是她能第一時間趕到急診室的原因),傳了訊息到工作羣組裡告假,甚至還用簡訊通知隔天的心理治療個案,我將會失約。

透過這些線索,我垂釣出更多遺漏在黑暗中的零碎片段。在那段由生物本能主宰身體的時間裡,我感覺到痛,但同時又感受不到痛。肉體傳來的疼痛被意識妥善地收納在玻璃盒子裡,像是不會灼人而只剩光亮的火焰,出乎意料的,回憶裡的我在創傷當下並沒有經驗到太多痛苦。

除此之外就是責任。身爲醫師,與身爲家人的責任。那時候的我想起妻,想起即將兩歲的孩子,對於可能無法陪他一起經歷成長的風景而遺憾着,也爲了無法一起分擔家庭責任感到抱歉。那時候的我既無助又孤獨,迫切的需要有人將我從這樣的處境裡拯救出來,希望有人在這場災厄裡看到我。

但除此之外,竟然還有一絲平靜。

我想到作爲一個生物體,我加入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行列,正在經歷一個結尾,一個必經的終點。我有被好好地愛着嗎?在我的生命中,有做到我想做的事嗎?

在那個時候,時間變得對我毫無意義。無所謂過去,也不再有未來。漫長的等待彷彿眨眼就消逝,但一瞬間卻可以趨近於永恆。

死亡對躺在地上的我留下深沉的一瞥,然後離去。

接下來的幾天,如同我所預料的,多處傷口發炎。抗生素每四個小時打一次,注射的時候血管像被燒紅的鐵條穿過,手臂上的留置針每天都因爲發炎而需要換過一次,護理師打針的時候,我感受針在皮下尋找着靜脈的線索。

大半張臉蓋在紗布底下,喝水的時候,水沿着缺損的嘴角流下來。我跟護理師要了生理食鹽水與棉枝紗布,放在牀邊,自己照着鏡子用棉枝挑除傷口的死肉,爲自己換藥溼敷。

痛是好的。痛與流血代表活着。但臉上的疤痕大概是免不了的。我將帶着創傷給我的新的臉,與新的腳,走完後半段的人生。

醫院的朋友們陸續來看我。工作上的同事,師長,與分散在各科、大學時代就認識的學弟妹;他們帶來祝福與各類補品,也爲病房帶來笑語。我在他人的善意裡逐漸把自己拼湊回來。我不再只是一具機能衰敗、等待修補的肉體,而是親密的家人朋友,也是重要的工作夥伴。

我試着下牀,試着拄四腳拐繞行護理站。短短五十公尺就讓我喘到眼前發黑,比起那些爬過的百嶽都還要艱難。我試着用熱毛巾擦拭全身,請理髮部幫忙在病牀上洗頭。溫暖的感覺,清潔的感覺,身體開始找回除了疼痛以外的其他感受。

車禍後三週,我回到熟悉的診間,雖然每看一個病人就必須讓腳休息一下,但至少慢慢回到原本的生活。或許不只是爲了薪水,而是爲了生活本身。

但有時候我仍會想起死亡離去時的身影。它留下的最後一個眼神,把我的日常生活灼燒出一個大洞,洞的背後一如我所料,是無止盡的虛無。

但那並不如想像中可怕。

未來的某一天,我會帶着愛,帶着意義,再次回到那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