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員：鼓勵創新和數字化，以靈活供應鏈網絡抵禦斷鏈風險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丁浩員。視頻採訪：澎湃新聞記者 谷曉丹(03:06)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係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託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迴應時代之問。

近年來，全球經貿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在貿易政策衝擊下，中國企業的跨國供應鏈面臨“斷鏈”風險。那麼，中國企業如何有效應對外部經貿衝擊，提升供應鏈韌性？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講席教授丁浩員認爲，對於已建立並有效合作的海外供應鏈，要儘可能緩解潛在的斷裂風險，而對於已發生斷裂的海外供應鏈，則要儘可能提升供應鏈的重構能力。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貿易政策衝擊下的跨國供應鏈斷裂與重構研究》（原載於《經濟研究》2024年第8期，作者丁浩員、董文娟、餘心玎）中，丁浩員等作者指出，貿易政策衝擊顯著提高了“斷鏈”風險，但當產品難以替代、契約成本較高或雙方具有長期合作基礎時，供應鏈表現出更強韌性。

當前，中國企業出海“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與光伏產品）面臨不少風險，全球各地的政策壁壘是一大問題。丁浩員認爲，政府應在降低政策壁壘、合規成本方面給予企業更多支持。他建議，政府可以藉助多種政策工具，爲企業提供更好的戰略支持和外部環境保障，幫助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提升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適應能力。

緩解“斷鏈”風險，增強“重構”能力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國企業應對海外供應鏈“斷鏈”挑戰、實現供應鏈“重構”有何現實意義？

丁浩員：近年來，全球經貿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中國企業的海外供應鏈面臨嚴峻挑戰。數據顯示，中國大多數行業均受到貿易政策的衝擊。一些特定高科技行業在多輪衝擊中反覆受到打擊，例如化學品及相關產品，機械及計算機設備，電子及其他電氣設備，運輸設備，測量、分析及控制儀器，攝影、醫療及光學產品等行業。論文的現實意義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論文幫助釐清了貿易政策衝擊對中國企業海外供應鏈變化的動態影響。海外供應鏈的變化不僅表現爲“斷鏈”，還包括斷鏈後恢復、轉移等“重構”行爲。因此，企業需從長期出發，理解變化如何逐步展開。比如，貿易政策的衝擊可能導致企業的海外供應鏈中斷，但也可能推動企業對供應鏈的結構性調整。這意味着，企業和政府能在識別潛在的不確定性貿易風險後，更好預測海外供應鏈的變化，採取適當的應對策略。

其次，論文深入分析了貿易政策衝擊下中國跨國供應鏈斷裂的內在機制，爲政府和企業緩解供應鏈斷裂風險提供思路和決策參考。面對外部貿易政策衝擊，很多企業遭遇了海外供應鏈中斷或不穩定的問題，這一現象的發生，源自中國企業與海外企業之間供應鏈合作的決策權衡。

一方面，若雙方選擇繼續維繫供應鏈合作，則需承擔衝擊帶來的貿易成本，以及未來潛在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成本；另一方面，若雙方選擇直接中斷供應鏈合作，則需承擔產品替代成本、契約成本、關係維護成本等。在大幅加徵關稅的貿易政策衝擊下，前類成本會超過後類成本，使得供應鏈企業雙方選擇關係斷裂。這說明，政府和企業可採取措施，加強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契約成本，以及建立良好穩定的合作關係，通過增加供應鏈企業的斷裂成本，削弱跨國供應鏈斷裂風險。

最後，論文也探討了貿易政策衝擊下中國跨國供應鏈斷裂後發生重構的驅動因素，爲政府和企業更有效地實現供應鏈風險轉移與重構提供政策參考。供應鏈重構是一個主動適應、優化和革新的過程。當企業的搜尋效率越強，或是海外供應產品與市場的多元化佈局能力越強時，實現供應鏈重構的成功率也就越高。因此，政府和企業可注重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數字化轉型、建立更靈活的全球供應鏈網絡等，有效提升跨國供應鏈的重構能力。

澎湃新聞：如何提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有哪些政策建議？

丁浩員：一方面，對於已建立並有效合作的海外供應鏈，要儘可能緩解潛在的斷裂風險，包括提升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增強契約成本及優化與海外的長期合作基礎等；另一方面，對於已發生斷裂的海外供應鏈，要儘可能提升供應鏈重構能力，包括提升新市場搜尋效率、增強海外產品與市場的多元優化佈局能力等。

具體來說，首先，政府可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支持企業研發新技術，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比如，對於半導體、新能源等關鍵行業，通過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創新，支持企業通過技術突破提升全球市場競爭力，提升產品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政府可通過推動制度型開放，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在海關程序、稅收政策、跨境支付等方面，通過簡化流程、推動自由貿易區和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爲企業提供更爲高效的跨國經營環境；還可通過加強國際協商與協議談判，制定符合國際標準的企業合規運營指南，幫助企業獲得更好的法律支持和政策保護，從而更好地面對全球市場和政策不確定性。

再次，政府應推動數字化轉型，增強供應鏈靈活性和反應能力。政府應加大支持力度，爲企業數字化賦能，鼓勵企業構建全鏈條數字化平臺，推動數據共享和跨行業協同。通過加快國家級大數據平臺建設，有助於企業實時監控市場的動態變化，迅速調整供應鏈策略，避免因市場波動帶來的損失。

最後，政府應推動國內市場的統一與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通過簡化地方政策的差異，降低企業跨區域經營成本，提升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尤其要加強物流、倉儲等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配置，讓企業更快響應全球供應鏈的變化。

澎湃新聞：以新能源行業爲例，面對貿易政策的衝擊，哪些關鍵影響因素會增強中國企業的跨國供應鏈韌性？

丁浩員：近年來，中國在新能源行業實現彎道超車，憑藉更完備的供應鏈、更高的產業聚集度、更大的市場規模以及更快速的技術迭代等因素建立了全產業鏈優勢。面對貿易政策的衝擊，增強中國企業跨國供應鏈韌性的關鍵影響因素，包括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契約成本以及長期合作關係等。

首先，中國新能源行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來自其產品的不可替代性，特別是在光伏組件、電動車電池等領域。中國擁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2023年爲全球提供了70%的光伏組件和60%的風電裝備。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在技術成熟度、生產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因此，中國企業需要繼續通過技術創新和成本優化，保持在新能源核心領域的競爭優勢，強化對全球市場的不可或缺性。

其次，中國新能源行業增強跨國供應鏈韌性需關注契約成本，解約會產生契約成本，長期合同的終止可能帶來違約責任、法律糾紛等法律和經濟後果。比如，隆基綠能、天合光能等中國光伏企業，通常與歐洲客戶簽訂爲期3-5年的長期供貨協議，鎖定組件價格和供貨數量，這些合同幫助歐盟企業穩定成本，確保項目建設的材料供應。如果因歐盟設置貿易壁壘導致一方企業單方面解約，並且合同中未將貿易制裁作爲免責條款，則被解約方可能依據合同條款要求賠償損失。因此，中國企業需要與客戶制定合適的契約，將潛在風險納入條款範圍，以確保在複雜國際環境中業務的穩定性和合規性，從而增強全球客戶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最後，中國新能源行業增強跨國供應鏈韌性也離不開長期合作基礎，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主張繼續與中國合作，部分原因即爲中德企業長期以來的合作伙伴關係已帶來深厚的互信與互惠。比如，德國大衆汽車集團及其合資企業自2014年起與寧德時代持續開展深度合作，已形成緊密的技術交流和產業協同。因此，中國企業需要通過穩定的服務質量、靈活的供應鏈應對能力，以及參與海外產業標準制定等方式，進一步鞏固與海外合作伙伴的長期關係，形成“斷鏈即損失”的利益綁定。

“重構”面臨挑戰，企業出海需政府支持

澎湃新聞：在貿易政策衝擊下，中國企業跨國供應鏈被迫斷裂後如何實現重構？重構過程中還面臨哪些挑戰？

丁浩員：供應鏈重構涉及區域轉移和產業調整兩個維度。中國企業跨國供應鏈被迫“斷鏈”後，通常通過轉移供應鏈至近岸、本土及其他歐美國家來實現重構，並存在一定的產業範圍調整。

企業通過多樣性的供應鏈佈局，增強供應鏈的韌性和靈活性。比如，受歐盟政策壓力影響，中國光伏企業隆基綠能、天合光能進行區域調整，在歐洲建立新生產線，同時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增加對東南亞和中東市場的供應；又如，華爲面對外部挑戰，進行產業調整，加大研發投入，不僅在手機芯片領域尋求國產替代，還擴展至智能汽車、光伏儲能等新興產業，形成多元化佈局。

企業在重構中，面臨的挑戰包括信息搜尋效率和多元化的產品與市場結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尋找新合作伙伴時，信息獲取不暢、決策效率低下成爲突出問題。政府可通過建立數字化平臺，推動上下游企業數字化協同發展，提高供應鏈內各環節的信息交換與處理效率。此外，企業在進行區域轉移和產業調整的重構過程中，不僅要有較強的市場適應與轉換能力，也需要有適應不同市場對產品要求的能力。

澎湃新聞：面對不確定的全球市場，中國企業面臨產品可替代性較高、跨國合作中的高契約成本等問題，政府應如何幫中國企業提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丁浩員：面對複雜的外部環境，企業通常缺乏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有效應對。政府應通過各種政策手段，爲企業提供更好的戰略支持和外部環境保障，幫助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提升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適應能力。

首先，政府可以設立專項基金，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升產品的獨特性和核心競爭力。其次，政府應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談判，推動更加公平的國際合作規則，爲企業提供更清晰的合規指引和法律諮詢。這可降低企業的跨國合作成本，幫企業在談判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最後，政府還可促進國內企業與全球領先的科研機構、創新企業進行合作，推動技術共享和經驗交流。這不僅能幫企業提升技術水平，還能增強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澎湃新聞：以中國企業出海“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與光伏產品）爲例，談談企業跨國供應鏈所面臨的挑戰？政府應在降低合規成本方面給予企業怎樣的支持？

丁浩員：從跨國供應鏈角度看，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風險不少，全球各地的政策壁壘是一大問題。這些法規不僅嚴格，而且複雜，爲企業帶來了不小的合規挑戰。

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不同國家的政策差異較大，需滿足不同的環保和安全標準。歐洲對車輛排放的要求特別嚴格，尤其是德國；美國加州對零排放汽車有鼓勵政策，也對電池的生產和回收提出了嚴格的環保要求；美國、歐洲在電池回收和綠色認證方面的法規也比較嚴格。

在鋰電池領域，企業不僅要關注電池性能，還要關注環保問題。挪威和其他一些北歐國家，對電池的低溫性能有特別要求，中國企業必須研發能在極端低溫下正常工作的電池技術。同時，如何回收處理電池也成爲熱點。歐洲在這方面走在前列，比如，德國對電池回收率有明確規定，要求電池生產企業必須負責回收廢舊電池。

在光伏產品領域，企業要面對的是不同國家對光伏發電效率、耐久性以及安裝標準的差異。比如，澳大利亞對屋頂光伏系統的承重和抗風能力有嚴格規定。企業要想在澳大利亞市場站穩腳跟，就必須確保產品達到標準。

因此，政府在降低政策壁壘、合規成本方面可給予企業更多支持。一是幫助企業瞭解目標市場的技術標準和法規要求，提供市場準入的諮詢和支持，也可以設立專項基金，支持企業進行市場調研和技術升級，滿足目標市場的法規要求；二是可通過推動多邊或雙邊貿易協定的簽訂，降低貿易壁壘，爲中國企業出海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三是通過財政和稅收優惠，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直接降低企業的成本負擔，通過提供出口信貸、保險等金融服務，也可幫企業分散風險，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研究需注重跨學科整合、獲取高質量數據

澎湃新聞：您在學術研究中還存在哪些困惑？應如何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

丁浩員：我在學術研究中，主要面臨三方面困惑。一是如何精準描述和建模跨國供應鏈的動態複雜性，尤其是在全球貿易政策變化的背景下。儘管一些學者嘗試通過案例分析或定量模型解讀問題，但面對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變化和複雜多變的政策環境，模型往往難以準確預測實際影響和應對策略。

二是學術研究中還面臨跨學科整合的難題。我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涉及國際貿易、供應鏈管理、政治與政策分析等。雖然跨學科整合有必要性，但缺乏成熟的理論框架和有效的研究工具，實現學科間的融合。因此，如何在這些學科中找到合適的理論視角，有效整合研究方法成爲關鍵問題。

三是數據收集和實證研究方面存在困難。關於跨國供應鏈和貿易政策衝擊的高質量數據，公開資源非常有限。尤其是跨國供應鏈的具體數據，很多企業對此類數據的公開披露較爲保守，對分析帶來較大挑戰。因此，如何獲得更具代表性、全面且高質量的數據成爲重要任務。

爲解決這些困惑，首先，需要通過促進國際貿易、供應鏈等多學科的深度合作，爲解決複雜的跨國供應鏈問題，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支撐。其次，學者需要通過與相關機構的合作，獲得更加精確、詳細的供應鏈數據，提高實證分析的質量。最後，學術界應更注重如何將理論研究與實際政策、企業決策相結合，確保研究成果對政府和企業的決策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澎湃新聞：2025年，您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有哪些未來規劃，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丁浩員：2025年，我將繼續深化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下的跨國供應鏈研究，特別是研究貿易政策變化和技術競爭格局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如何重新定位問題。同時，我也將着重探討中國如何利用產業鏈完備性、物流體系高效性和數字發展潛能等方面的優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貿易與物流體系，提升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併爲政府和企業提供可操作的戰略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