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權益之遊離
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瑞士的政治家和宗教領袖們都認爲,出於“天道”,婦女沒有投票等種種權利。所謂“天道”,是運作永恆一切的“道”,是終極真理、本原、本體、規律、原理、境界等等。“婦女應該保持沉默”更被瑞士的政治家和宗教領袖們奉爲至理名言。1970年代,世界風起雲涌的權利思想運動,在如今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瑞士,沒有激起一絲波瀾。
2017年的瑞士電影《天道》展現的就是在那個全世界都如火如荼的女權運動時代,瑞士一個小鎮的反婦女政治化行動委員會還在不遺餘力地宣傳“瑞士絕大多數女性不需要選舉權”。而這個反婦女政治化行動委員會的會長夏洛特維普夫,竟然是一個女人。
1.
女性選舉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1791年9月,法國女權主義者、劇作家、政治活動家奧蘭普·德古熱發表了《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或稱《女權宣言》,是世界上也是法國曆史上第一份要求婦女權利的宣言,表現了一種獨特的、完整的女權思想。
1792年,英國現代女權主義奠基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出版了《爲女權辯護》一書,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婦女選舉權。《爲女權辯護》是第一部偉大的女權主義著作。2005年,英國著名作家梅爾文·布拉格評選出的12部影響世界的作品中,《爲女權辯護》名列其中。
“在我們的社會裡,女性教育的全部宗旨,就是使環境最好的女性變得浪漫而無常,使其餘的女性變得虛榮而卑鄙。”在這部重要的女權主義經典文獻中,沃斯通克拉夫對當時的教育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認爲這種教育使得女性處於一種“無知和奴隸式依附”狀態,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會地位的罪魁禍首。
她的批判直接而鞭辟入裡:“如果我們認同這種情況,那麼女性就沒有任何固有權利可以伸張,同理,她們的義務也不復存在,因爲權利和義務不可分割。”
沃斯通克拉夫出身於一個普通市民家庭,她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福,父親酗酒成性,母親愚蠢無能,不僅使她生活困苦,而且使她得不到家庭溫暖和良好家庭教育。她在受過一些初等教育之後,不得不離開家庭自謀生路。她先後做過小學教師、護理員和家庭女教師。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和謀生的艱辛,不僅磨練了她的意志,促使她勤奮學習,而且爲她走上思想寫作之路準備了條件。
“許多貧困的婦女,以她們血汗來撫養子女,維持着因做父親的人們有敗行而行將離散的家庭……的確,我在那些難得有機會接受教育然而卻表現出英勇行爲的貧苦婦女中,見到她們所表現的良知良能,有力地證實了我的看法:一切瑣碎無聊的事情使婦女成了瑣碎無聊的人。”作者的獨立意識和對性別不平等的強烈感受並非“天賦”或“深得某大家真傳”,而完全是生活經歷所造就。
婦女擁有選舉權的第一個國家是澳大利亞。1902年,澳大利亞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婦女同時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國家,雖然當時的澳大利亞名義上是英國的殖民地。諷刺的是,1905年的英國還把主張男女平等的人關進監獄。
1906年,芬蘭婦女獲得了投票權和議會選舉權,並從此極大影響着芬蘭的政治生活。自此,芬蘭成爲一個婦女參政議政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所以,觀看《天道》這部電影的觀衆會覺得奇怪,爲什麼1970年代的瑞士居然還沒有給予婦女選舉權,而遊離於世界文明進程之外。
2.
電影《天道》從三位婦女的視角,展現了1970年代的瑞士婦女生活狀態。諾拉是一位年輕的家庭主婦,木材廠經理的妻子。她和所有主婦一樣,整個世界只有一樣東西:男人。她白天在家打掃屋子,一個人洗20多雙襪子,直男癌公公連個眼神都不給她,諾拉在他眼中和家庭女傭、清潔工具沒有區別。而她的兩個兒子,倒杯牛奶都要指使她,僅僅因爲他們是男性。諾拉無聲地忍受着這些,直到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聘信息。動心了的諾拉和丈夫商量想去應聘,沒想到的是,平時看似開明的丈夫卻因爲面子問題拒絕了諾拉。
爲了打消諾拉的念頭,他甚至威脅諾拉:“沒有我的允許你不能去工作,這是法律!”他並沒有危言聳聽,瑞士婚姻法明文規定,女人要工作必須有丈夫的同意!
諾拉的妯娌泰勒斯,有一個鬱郁不得志的丈夫弗拉爾和未成年的女兒漢娜。漢娜因爲受不了小鎮的封閉,計劃和男朋友私奔,弗拉爾一怒之下找來了反婦女政治化行動委員會會長夏洛特維普夫,把漢娜關進了女子監獄。漢娜身穿囚衣,手戴銬鏈,活脫脫一個重刑犯。
老婦人芙奧妮,四十年來一直和丈夫經營着一家酒吧,但她的日夜勞作並沒有換來後半生的衣食無憂,她的丈夫把所有的錢都揮霍在女人和酗酒上。在那個時代的瑞士,賺錢和花錢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沒有資格發表任何意見。最終酒吧因爲丈夫經營不善而倒閉,芙奧妮淪落到靠救濟金生活。她正是處於沃斯通克拉夫所說的典型的“無知和奴隸式依附”狀態。
對婦女權益還懵懵懂懂的三人到蘇黎世圍觀了一次婦女爭取權利的遊行活動,從此徹底改變了命運。諾拉開始爲全鎮女人爭取婦女應該有的權利,第一步就是婦女選舉權。男人制定法律,女人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正如《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所言:“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私人勞動,那麼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且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纔有可能。”
諾拉她們並不想挑戰法律,只是想成爲制定法律過程的一部分,讓女性的權益不再需要依賴男人的憐憫。但她沒想到的是,她的祈求卻引發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如此的艱難。
她的兒子向她發脾氣,因爲他們在學校被嘲笑有個“想當男人的媽媽”。
諾拉她們所生活的父權制社會,上野千鶴子的《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有過準確的概括:“我們將父權制定義爲:擁有物質基礎且存在於男性間的階級制度關係以及最終使男性統治女性。”這樣的父權制觀念深入人心,以至於在當時的瑞士,所有男性都認爲對女性的指手畫腳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哪怕親人之間。
人類社會歷史上,“天賦人權”言之鑿鑿,但在相當漫長的歷史中並不包括女權。例如法國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中,“人權”的含義只是男人的權利,“女人”不在“人”的範疇……
社會學家、教育家、作家亞倫·強森在他的著作《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中揭露了父權體制的本質:這是一個以“恐懼-控制-支配”與“厭女”爲核心的男性認同、男性支配、男性中心的體制,是壓迫婦女的暴力源頭。“對女權負責任這想法讓許多男人感到威脅,這不僅因爲他們必須放棄許多過去學到要珍惜重視的,也因爲他們還要面對過去爲了參與壓迫體系而早就放棄的東西……(同時)讓男人承擔責任最大的障礙是,如果他們承認父權和男性特權存在時,就要勉強自己暴露在正在等待着的莫大羞愧和內疚的海洋中。”
3.
2015年的英國電影《婦女參政論者》講述一個多世紀前英國倫敦婦女爲了爭取選舉權而不懈鬥爭的故事,揭開了英國人權史上最醜惡的一頁。當時的英國倫敦,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情況》裡評述:“每一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在這個大城市的紛擾裡表現得這樣露骨,這樣無恥,這樣被人們有意識地運用着。”
影評人張泠在《以另一種方式過此生——關於英國電影〈女權之聲〉》中概述: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和平進行了五十年,被嘲諷、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會與政治聯盟”創始人、女性投票權運動倡導者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出現。《女權之聲》從一位勞動階層女性的視角敘述,這人物並非歷史上實有其人,卻也並非虛構,而是幾位真實人物的合體。
24歲的洗衣女工莫德凱瑞·穆里根飾與丈夫和兒子過着清貧但尚稱得上滿足的生活,直到偶然捲入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被警察毆打和羞辱、被丈夫訓斥、被鄰居側目而視,她意識到,自己自7歲起在洗衣工廠超時勞動、拿超低工資、被工廠主性騷擾敢怒而不敢言、兢兢業業只爲成爲“賢妻良母”……這一切難道就沒有改變的可能性?她在國會作證講述自己工作狀況後斬釘截鐵地說:“我可以以另一種方式度過此生。”
艾米莉·戴維森在1913年的德比賽馬日衝向國王的馬,要將宣傳條幅懸掛其上,卻被疾馳的馬踩踏喪生。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一景象被當時的新聞攝影者拍下,也被世界媒體廣爲報道。她遺落在現場的條幅,被一位父親拾起,裹在新生女兒身上,參加了戴維森的葬禮。歷史上實有其人的戴維森,受過良好教育,因是女性而就業機會受限,處處碰壁。她以生命踐行了潘克赫斯特夫人倡導的宗旨:“行勝於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大英帝國曾在很長的時間裡以鶴立的姿態存在於世界,諷刺的是,影片中的英國演員海倫娜·卡特扮演堅定的反抗性別歧視的戰士、藥劑師埃迪斯。海倫娜祖母的父親,正是曾激烈反對女性投票權的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參演這部電影的海倫娜以半嘲諷的口吻說:“我要以這種方式,跟我的長輩談談。”
“一戰”期間,潘克赫斯特夫人號召全國婦女結束抗爭,支持政府,一致對外。戰後,英國政府爲安撫爲國服務的各方,突破社會階層和性別偏見,形式上做到政治權利的相對公平。1918年,英國規定:男性21歲以上、女性30歲以上有投票權;1928年規定,21歲以上女性可以投票……
世界戰爭和權力格局重組,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也給改變不公帶來機會。今天,婦女解放的程度已經成爲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最重要的文明標誌之一。《婦女參政論者》的結尾,是一組全世界婦女獲得投票權的年代和國家,其中,“1948,中國”讓人心潮澎湃,激情難抑。但是對瑞士的女性而言,這一切有如天方夜譚。被西方人視爲“文明典範”的這個國家,女性在1971年才擁有投票權。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說:“我一向認爲自立是人生中所能擁有的最大福祉,是一切美德的基礎。即使我生活在一片貧瘠的不毛之地,哪怕我的其他慾望都不能滿足,我也要堅決捍衛我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