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勿讓貨幣政策成爲財富M型化推手

工商社論

多數國家近幾年因應疫情采取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現在又因物價走高而逐步退場寬鬆政策、改爲趨緊，甚至可能啓動升息。在這一連串的貨幣政策操作下，富人較易因市場資金充裕、借貸成本低廉，取得更多籌碼和高倍數槓桿擴充信用，在資本市場累積更多財富，進而削弱通膨對其財富的衝擊，在升息階段也只要透過調整財務配置，例如把部分資金移往固定收益商品，即可平衡風險；反觀窮人在寬鬆政策下雖有助減輕利息支出壓力，但低成本資金對其整體財富累積的幫助遠低於富人，反而是物價上漲時，低收入者面臨較大的壓力，之後如果升息，對這些人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一來一往，結果就是財富M型化、也就是學理所謂的分配不均的現象，將更加嚴重。

很多人誤以爲貨幣政策是公平的，事實則不然，比較白話一點來說，對高資產族而言，低利資金可以讓他們以更便宜的成本取得房產、股票，但對原本就沒有資產者來說，借貸並非用於投資而是生活開銷（像是償還學貸、信貸和房貸等），央行的低利政策只能讓其喘一口氣，卻沒辦法讓他們有足夠的籌碼用於擴張財富，因此當通膨和升息號角響起，資金潮水退去，這些人面臨的是生活支出劇增的壓力，所以同樣的央行降息或升息，因民衆本身財富組成狀況不同，實際上的影響也會有很大差異，政策效果並非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1980年代以來，全球貧窮率已下降，但許多國家國內所得與財富不均呈現長期上升趨勢；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若干主要經濟體的不均問題益形惡化，外界對不均問題的關注度也與日俱增，例如自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至2021年，大衆在Google搜尋「不均」關鍵名詞的比重上升了約80％。近年因資產價格大幅上揚，本來就讓財富M型化有擴大之勢，新冠疫情除對各經濟體系帶來重大影響，也加深了M型化的隱憂，像是服務業、中低所得階層受到疫情衝擊明顯較高，也進一步加劇了分配不均的情況。

以臺灣來說，中央銀行內部研究顯示，1980年以來，臺灣每人所得不均變化不大，但家戶所得不均則呈擴大趨勢，且短期易受經濟景氣榮枯及金融危機等影響。以每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來看，2001年網路泡沫破裂與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低收入家戶就業，推升所得差距倍數，隨後受惠國內景氣復甦而回降；但2014年起，家戶所得差距倍數益趨擴大。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弱勢家戶就業受創較深，面臨無薪假、減薪等情況，每戶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爲6.13，每戶吉尼係數爲0.34，均創近年新高。央行更明指，未來在自動化、數位轉型趨勢加速發展的情況下，低技能、低薪勞工的工作恐易被取代；疫情過後，弱勢家戶所得不均情況恐進一步擴大。

換言之，財富M型化是已存在的現況，且有持續嚴重的可能，央行的貨幣政策更有可能加深M型化發展，這是先前所說貨幣政策不如想像中具有公平性，也是央行執行政策前必須審慎思考的環節。若干研究顯示，貨幣寬鬆可能激勵經濟、提高薪資，使中低所得家庭受益，但在此同時也會拉昇金融資產價格，提高富人的資本所得，導致所得不均上升。也就是，貨幣寬鬆對財富不均的影響，最終仍取決於各類資產價格的反應，以及家庭的資產負債組成。

央行貨幣政策的改變，可能帶來所得與財富不均的分配效果；但所得和財富不均，同樣也會回頭影響貨幣政策施行效果，特別是各家庭間的所得不均超過一定程度之後，可能削弱貨幣政策的傳遞效果。實證顯示，在所得分配最底層與最頂層的家庭，消費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皆低，前者主要是其可能受限於較嚴格的借款條件，即使信用情勢較爲寬鬆，也無法受益。至於所得分配最頂層的家庭在消費已相當高的情況下，利率變化對影響其消費的關聯性也會降低。另一方面，央行也要防範長期貨幣寬鬆，可能導致產出下滑、失業率增加幅度更大且期間更長的金融性衰退，進而加劇所得與財富不均。

當然，財富M型化和分配不均的形成並不能全推給央行貨幣政策，但近年各國力推極端化的貨幣政策，大力撒錢之後又縮表，確實也深化和助長了M型化的趨勢，特別是在多數時候，家戶的背景和財富、所得組成不同，可是央行的貨幣政策是全面性、無法客製化，使得其間的矛盾日益擴大，也就是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的情況會更加嚴重且加速。

也因此，相較於過往簡易式的全面升降息、緊縮或寬鬆，央行採取選擇性信用管制而非直接升息的手段處理房市問題，或許是較具公平性且有效的做法。一則央行透過管控貸款成數讓投資者無法再透過低成本資金擴大財富，再者對於第二戶以上房貸調高利率，這樣具有針對性的升息措施，除了有助減少投機、平抑物價，也有助於把升息對財富弱勢者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