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榮耀2》，爽也不爽

在全民熱度中，《黑暗榮耀》迎來大結局。在收尾階段，校園暴力受害者文在恩終於成功復仇，而在這部爽劇的高光時刻，我們居然能感受到一絲淒涼。

爽劇的內核是悲劇。一次成功的復仇，或許僅僅是龐大的暴力秩序當中，無比渺小的一環。

用新的角度觀察惡行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大部分人對作惡之人的判斷。

主流價值觀通常判定，人之所以會作惡，多半是因爲心靈受到過創傷，從而產生了人格缺陷。這種創傷，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所致。例如，《少年的你》中，校園暴力的實施者魏萊，就是因爲畸形的家庭教育，養成了極端的性格。

而施暴者的動機在《黑暗榮耀》中，並未得到上帝視角式的剖析。受害者文在恩在成年後第一次遇到施暴者樸妍珍，對方的第一句話是：“你真的認爲自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這正是人性當中比較簡單的部分。惡可以是一種天性，不是被環境教化的結果。文東恩受害，並不是因爲做錯了任何事，樸妍珍等施暴者，會無差別地尋找新的受害者。

我們能看到，將作惡視爲樂趣的人，並不會認爲自己有問題，而是打心眼裡認爲，問題都出在別人身上。

在樸妍珍失敗的婚姻當中，她面對丈夫的質問，並不認爲自己出軌、隱瞞孩子的血緣是錯的，反而一再強調自己爲了維繫婚姻，“忍得很辛苦”、“瞞得很用力”的努力。

劇中的反派人物，都是高度自洽、沒有精神內耗的，他們完全不認爲自己作爲施暴者，是德行有虧的。不去探討惡人爲何成爲惡人，不去剖析誰是對的、誰是錯的，直接奉上爽劇橋段，是這部劇的亮點之一。

爽劇的不爽之處

文東恩是全劇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

文東恩之所以能上演一出復仇爽劇，是因爲她一直都“走不出去”。她將自我價值，全部建立在復仇這件事上面。

現實中，像文東恩一樣受到欺凌的人並不少，但被人看到、引起全民討論的，寥寥無幾。其實，放棄仇恨，是人的一種保護機制——逃離讓自己不舒服的處境。相反地，“追究到底”則並不是一種自我保護，而是一種更加深刻和慘烈的犧牲。就像劉鑫案中，選擇追究下去、拒絕和解的江歌母親已然憔悴不堪一樣，“復仇”情結、認死理，是一種崇高的自我燃燒行爲。

因此，在爽劇橋段發生之前，作爲少女的文東恩已經沉默地死去了。成年的文東恩不笑、不娛樂，將一切能讓人心情愉悅的元素排除在外，過上了一種似人非人的生活。

她對復仇的期望，幾乎是一種向死的慾望。因此，在施暴者樸妍珍坐牢、一切塵埃落定之後，文東恩會產生輕生的念頭——爽劇的高光之處，就是復仇者的自我崩塌之時。

這也是這部劇能夠吸引人的前提——復仇雙方的情緒反轉，是我們沒有見過的爽劇設定。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人不痛快，被制裁者卻不悲苦、不反思。其復仇的過程，在這種反傳統的矛盾中，呈現出強烈的諷刺性。

或許，也是這部16集韓劇被分割成兩季播出的理由——既能打出三個月的時間差，達成飢餓營銷的效果，同時也能規避主人公身上的淒涼，可能帶給觀衆的不滿。

受害者與加害者兩廂對比，文東恩失去的，不止是青春中短短的幾年，而是成爲一個健全、輕鬆、無所顧忌的人的資格。而不受道德制約的樸妍珍們，則在人生中最光鮮的幾年裡，享受了無比美好的青春。他們的悲慘下場，是無法同文東恩們失去的人生互相抵消的。

階層成爲暴力秩序

《黑暗榮耀》中的角色分工，已經能格外明顯地揭示一個事實——階層是暴力發生的前提。並且，階層與暴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已經能夠被普遍接受了。

武斷地說，誰會是被欺負的人，在入學之前，就已經被其家庭收入劃分明確了。而在這樣的劃分之下，施暴者的暴行是無目的的，可以沒有任何明確的理由。其行爲的唯一動機，是對自己在階層秩序當中，作爲“掌權者”的身份體認。

與“掌權”身份相對的，是劇中樸妍珍們的愚蠢、狂妄和短視。他們並沒有與社會資源相匹配的智商和情商，甚至沒有基礎的法律知識。成年後，面對來自文東恩的威脅，他們就像一羣孩子一樣，沒有與之周旋的能力。

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講，如果說校園暴力是貧富階層的後果，那麼文東恩的復仇過程中，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壁壘，就成了韓國社會分工的一次簡單粗暴的揭示。可以說，整部劇向我們展示的，是韓國財閥控制下，階級社會向所有人進行無差別暴行的後果。

例如，施暴者之一李莎拉身陷吸毒醜聞，在警局向“臭公務員”出言不遜——公務員已經是很多人擠破頭都當不上的了。這種階層暴力，一環套一環，從腐壞的上層，蔓延到生存空間狹窄的下層，幾乎無人逃脫。

而文東恩主導的、以暴制暴式的復仇，最終卻成爲了上位者之間的互相挑戰。如果沒有來自資產階級，即文東恩的幫手周汝正的介入，復仇就無法進行下去。在關鍵時刻，周汝正可以買下一個殯儀館，直接讓文東恩大仇得報。這種力量的差異，與性別無關，只與階層有關。

在以往的影視作品中，窮人與富人產生的強烈對比，通常是窮人擁有更優越的品質、更強的生命力，而富人往往是狹隘、自滿、短視的。富人象徵物質，窮人象徵道德，道德往往站在物質的上峰。

然而，無論是這部劇中，還是種種社會話題隱含的風向，如萬柳書院的富家子弟被人崇拜，金錢似乎越來越能夠與道德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成爲新的價值標尺。這當中，也隱含着大衆無力改變各類惡象的虛無感、無力感。

劇中，小康家庭的子女是隱身的，自動扮演起“沉默的大多數”的角色。而編劇在採訪中說，觀衆的視角被放在樸妍珍的丈夫身上，一個建築業的資本家。他的所作所爲，事實上也折射了“沉默的大多數”在現實中的選擇——道德判斷是一回事，站隊是另一回事。他認爲自己擁有安全身份，衡量利益、置身事外。“把自己摘出去”，成了社交的本能傾向。

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並不讚賞“崇高”的時代。而在這種暴力秩序中，拳頭會在什麼時候砸向誰，是誰都說不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