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爲是否會比華大更重視商業？汪建：我們也重商
（原標題：【專訪】華大汪建：創業是工業時代的東西，我不屬於那個時代）
卸下“狂人”的外衣，真實的汪建是什麼樣的？
距離深圳市區50公里的車程，國家基因庫向海而建。這是我國唯一一個獲批籌建的國家基因庫，由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組建運營。
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近日在此接受了界面新聞的專訪。外界的輿論稱汪建爲“鬥戰勝佛”，但真正見到本人之時，汪建表現出來的溫和卻讓人有點出乎意料。
比如，這場採訪的主題是“創業”，即便這個詞對於他來說非常不適，也能感受到他的內心在跟大衆的議題抗爭，但他心態卻顯得非常平和。
汪建說話聲音很小，“我做華大不是創業，那是工業時代的東西，我不屬於那個時代。”
1999年，汪建等人代表中國向人類基因組計劃提交了註冊申請，使中國成爲繼美、英、日、德、法後的第六個加入該計劃的國家。
同一年，爲承擔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汪建等人建立了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按照汪建的說法，剛開始建立華大時候的心境是“四十不惑，學有所成，家中殷實，再創輝煌”。
因此他認爲建立華大不是爲了物質而奮鬥的創業，而是爲人類的未來努力的一項事業，原因在於農業和工業時代之後，生命會成爲下一個人類探討的議題。
在汪建的世界觀中，過往時代興衰的洪流皆因“科技”帶來，未來也將遵循這一定律。在下一代科技趨勢中，他認爲：“幸福很難量化，美麗也是見仁見智，但健康和長壽是可以量化的”，這也是基因研究的價值所在。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汪建和華大都是經常被輿論誤解的對象。汪建總是告訴大家“要多活幾十歲”。但基因的探索離大衆太過遙遠，而他所遵從的生命導向價值觀卻也跟當下有些格格不入。
任正非也曾經公開表示 “汪建是個有爭議的神人，不知他說的話會不會有下一個突破呢？我們不妨寬容一些”。
2007年，華大南下深圳，組織開展“第一個中國人基因組圖譜”項目。在深圳沿海的角落裡，他搭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小世界。“來到深圳，是爲了到一個不爭論的地方”，汪建說。
同在深圳的另外一家企業華爲，在通信等領域也進入技術無人區，但因爲跟大衆充分接軌，因此華爲比華大享有數倍的技術光環。
汪建認爲，雖然都是技術企業，華大和華爲是從不同角度進入了無人區，華大是從學術研究到應用，而華爲則從應用到學術研究。
而就在最近，華大正跟美國基因測序巨頭illumina掀起一場又一場激烈的基因測序儀的專利戰爭，在基因測序領域，華大已經成爲了世界技術方的第二極。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部分採訪實錄，汪建闡述了他的科技觀、華大過往的歷程，與隊友與對手的關係，以及未來的暢想。
關於回國
界面新聞：當時爲什麼會有人類基因組計劃這個項目？
汪建：核物理從戰爭武器到和平利用花了二十年時間。登月外太空計劃從德國人的V8到美蘇冷戰登月競爭，到GPS到北斗花了好幾十年時間才實現。
人類基因組其實當時也是他們（美國）起頭的，也是冷戰的產物。肯尼迪和尼克松競爭的時候，肯尼迪提出來的是登月計劃，尼克松提出來的是腫瘤大戰。第一次是肯尼迪贏了，後來尼克松上臺，又重提了腫瘤大戰。
爲什麼美國要在冷戰時期研究人類基因組呢？因爲核武器對人類最大的損傷是基因的損傷，是DNA的損傷，所以對DNA的認知和損傷修復是核備戰一個重要環節。1985年，科學家提出，必須把人的基因搞清楚。
界面新聞：爲什麼你們這個團隊當時在美國跳出來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
汪建：最初跳出來的不是我，是于軍（華大聯合創始人之一）。199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公佈以後，我們在西雅圖有很多討論，特別是1993年以後，基本上很多人都在美國安定下來了。
于軍說，我是公費出國的，如果不給國家做點事情，這一輩子會在自責中。所以他提出把人類基因組計劃搬回國來。我們就積極響應這個事情，就想着這是一個國家的計劃。
界面新聞：你當時參加了人類基因組計劃之後，爲什麼決定回國創業？
汪建：這個不叫創業。我是學醫的，西醫、中醫都學過。臨牀90%以上的疾病都和基因相關，所以美國啓動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時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觸動和啓發，這可能是解決生老病死的一個核心基礎問題。
經過幾年的觀察、討論，到了1993年、1994年，我們覺得應該把這一套東西搬回國。
我們感覺有點像當年的兩彈一星，希望得到國內的支持。因爲這麼宏大的計劃，應該是人類發展的科學必然，也是國家發展的必然。
我們帶着很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來做這個事情，沒有想把它做成一個個人的事情，從來沒有想到要做一個民營的東西。最後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爭論、阻力、障礙的時候，不得不尋求一條全新的發展路子，所以創業這個詞不一定能恰當地表述這個東西。
界面新聞：當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汪建：認知。當時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國家確定的方針是跟蹤，所以當我們提出來參與和同步的時候，有很大的爭議。美國人把它當作是三大創舉，包括原子彈計劃、登月計劃和人類基因組計劃。
人類基因組計劃大家有爭議，所以沒有辦法才走出一條路子來：政治上的考慮是不跟美國人後面做，經濟上的考慮是沒有那個錢，科學上考慮是沒有那個必要（當時在學術上認爲，人和人的差別只有千分之一，沒有必要做），技術上考慮是沒有那個技術，人才上的考慮是沒有那個人才，就乾脆看着吧。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當然就很難了。
關於南下
界面新聞：是什麼契機讓你選擇南下深圳？
汪建：核心的問題還是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可以給社會發展，給科學發現提供的服務和成果越來越多了。所以黨和政府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了，社會支持力度越來越大了。
十多年前，深圳市長要我們五年出五十篇有世界影響力的文章，一篇文章給100萬的科學支持。我說100萬怎麼能做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高質量論文來呢？這麼困難成功了有沒有獎勵嘛，他說給你做紅燒肉啊。後來，我們兩年多就完成任務了。
其實我心裡有底，技術進步是沒有問題的。那個時候是我們產出最好的時候，也是技術剛剛突破，別人都沒有認知的時候，特別是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大家想做都做不了，這給了我們重大的機遇。
界面新聞：你覺得來到深圳之後給華大帶來了什麼？
汪建：我們當時要離開北京，不要跟大家發生太大的衝突，也需要去一個能發展的地方。
所以我的口號是找一個“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四季花開”的地方，那中國只有北緯23度迴歸線以南，也就是隻有廣東廣西海南了。這樣避免衝突，在有爭議的時候，天天和人吵來吵去，把時間都耽誤了，我們又不在主流裡面，爭議不管用。
關於上一個時代與下一個時代
界面新聞：你爲什麼一直在強調自己不屬於工業時代？
汪建：從90年代到這個世紀初的十年，我們叫“把國事當家事”，在深圳十年我們叫“把家事當國事”，我們爲未來的十年編了一個順口溜：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是事，空港、海港、香江港，港港是港，橫批是天下爲公。
因爲基因這個事情確實是自顯微鏡發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一場科技革命，怎麼說它都不爲過，這既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結果，也不是華大能怎麼樣，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中國曾經引領了農業革命兩千年，最高峰的時候是19世紀初，就是一八一幾年、二幾年，我們的GDP曾經達到世界三分之一，康乾盛世以後，人口翻了兩三倍，所以在農業革命時代，我們曾經絕對領先，纔有了秦漢唐、康乾盛世那麼多輝煌的中華民族的歷史。
但是怎麼落後了？實際上是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英國人就領先了。工業革命走到今天，物質的生產、信息的產生，基本上可以滿足人類發展的需求了。工業給大家帶來了富足、舒適，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東西。
工業對農業的取代使農業的就業率低於20%，現在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機械化，3D打印等等，工業生產的就業估計很快就會低於20%，這必然意味着工業時代的結束。
不是說農業不重要，也不是說工業不重要，而是效率足夠了，所以必然移向一個全新的時代。最後人都不學習了，機器都取代你了，這將帶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人活着幹什麼？
我認爲從百姓來說，一定是八個字，健康、幸福、美麗、長壽。幸福很難量化，美麗也是見仁見智，健康和長壽是可以量化的。在健康長壽的同時，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總得給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麼東西吧。
界面新聞：你從創立華大開始就不爲物質奮鬥嗎?
汪建：創立華大的時候不是很富裕，但基本滿足了吧。我們在加入中國科學院的時候有張照片，是1997年11月在張家界開會的時候，我們提出來，叫做：四十不惑，學有所成，家中殷實，再創輝煌。
我們能不能做點什麼？已經不惑了，家裡也不缺什麼了，讀、學也到那個程度了，是不是該給社會做點實事了？
生老病死，爲什麼要聽天由命呢？大家都說是自然規律，什麼樣的規律呢？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呢？不能說一句生老病死、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就過去了。
我心中想的是爲什麼奮鬥呢？肯定是無聾、無啞、無殘、無盲、無傻，無病、健康、美麗、長壽。這和我過去的經歷多少有一些關係，我基本上屬於吃飽了撐的，但我的這些目標呢，很多人不理解。
我們有點穿越感，工作中穿越到下一個時代，生活中又回到現在這個時代。所以大家經常來回跑，也有很多不同意見，這些都是來自於穿越感。引領性的發展必然有孤獨性、痛苦性和不理解性，這是必然。
界面新聞：兩個時代的羣體碰撞的時候怎麼解決？
汪建：不用解決啊，大路朝天，總有交匯點。
關於隊友和對手
界面新聞：你如何看待華大和華爲的區別？
汪建：我之前跟任正非聊了4個多小時，有很多共同點，比如人類的進步需要不停的科技探索。
不同點是，我們是從基礎科學，從無人區往下走的，是從基因科技造福人類的角度出發的。他們從應用的角度、市場的角度，最後進入到無人區。中間有一個交匯點，現在我們在交匯點談談他過去的痛苦，談談我過去的孤獨。然後哈哈一笑。
界面新聞：華爲是否會比華大更重視商業？
汪建：我們也重商啊，但是在這個領域，那麼多殘疾人，你是重商還是重什麼？預防疾病這個事情，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責任。
界面新聞：你如何看待華大跟illumina的專利戰？
汪建：：Illumina，我現在叫做ex-girlfriend，叫前女友。我們有過5年的蜜月。
我們提出過是不是成立一個合資公司，這樣有了孩子就不會分手了，要不天天談戀愛不結婚。去年在達沃斯會上，我和他們董事會主席還有一個對話，我們還拍了一張照片。我跟他講，大家共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
實際上這種競爭思想來源於物質不足的工業時代，上一個時代。生命時代的競爭不是惡性的，因爲我們是關係到人類的健康，生老病死，是一種服務性的，不是我做這個東西賺多少錢。
關於過去與未來
界面新聞：過去這麼長時間你有後悔過什麼事情嗎？
汪建：沒有。我們下鄉的時候叫青春無悔，那麼多年我都無悔，這二十年有什麼後悔的，下鄉的時候我當農民，今天把這個山砍掉了種上樹，明天把那個水溝挖寬了修成一個小水庫，在那個生產力水平上，在那個認知上，只能做那個事情，來回折騰，這就是生命嘛。
我們在這個生命過程中，走彎路也好，摔跤也好，始終在往前走，方向沒有變。
界面新聞：你怎麼看癌症治癒的問題？
汪建：肺癌和肝癌，如果小於0.5釐米就能發現並及時治療的話，5年存活率都95%以上了。如果到癌症晚期，那治療太難了，所以，必須要早期預測和預防它。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觀念，你把看病當做一個產業，還是當作一個服務人類的公共衛生、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問題。這個體系建設是一個公共設施和公共基礎能力建設。所以醫療不能作爲產業，它是一個公共事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
界面新聞：總結這二十年，您用三個詞語來形容你自己的話，你覺得是哪三個詞？
汪建：願景、使命、堅持。我的願景和我個人是聯合起來的，我希望健康長壽，所以我做的事兒是自私自利的，和我沒關係的不去做，所以這是我的願景，是我的人生觀，是我要堅持的使命。
從我做起，任何宏大的願景都是從我做起的，這是我們和工業時代不一樣的，他們做東西是爲了賣出去，我們是爲了讓自己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