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戴森教授，兼向楊振寧先生致敬

作者 | 究究謝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動態

今天在頭條讀到楊振寧先生的百歲演講，想起我翻譯過他朋友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兩本書：《反叛的科學家》和《天地之夢》，其中都提到了楊振寧先生。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林開亮老師還曾將這兩本書送給楊振寧先生寓目。可嘆的是，比楊先生小兩歲的戴森教授在疫情初起時已去世，我至今也沒有寫下隻言片字紀念他老人家，心中一直抱愧不已。這裡就先發一下幾年前寫的這篇譯後記，既表達我對戴森先生的紀念，也遙向楊振寧先生的百歲華誕表示祝賀吧！

《反叛的科學家》譯後記

我們非常榮幸能承擔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教授這本書評集的翻譯工作，也願藉此機會向廣大讀者朋友鄭重地推薦這本不同凡響的好書。

戴森教授1923年12月15日出生於英國。他早年追隨著名的數學家G. H. 哈代研究數學，二戰後去了美國，師從漢斯·貝特和理查德·費曼等人，開展物理學方面的前沿研究工作。他證明了施溫格與朝永振一郎的變分法方法和費曼的路徑積分法相互等價，爲量子電動力學的建立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是量子電動力學的第一代巨擘。後來，費曼、施溫格和朝永振一郎因爲在這方面的成就獲得了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獎，而戴森卻因獲獎人數的限制而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他發表於1956年的論文《自旋波》堪稱物理學史上的重量級論文之一。1960年，他又別出心裁地提出了旨在有效利用外太空能量的“戴森球”理論。因爲卓越的學術成就，他先後獲得了倫敦皇家學會休斯獎、德國物理學會普朗克獎、奧本海默紀念獎、以色列海法理工學院的哈維獎等多項殊榮。

戴森教授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大科學家，更是一位科學界的通人。1953年後，他一直在舉世聞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教授，與愛因斯坦、奧本海默、費米、特勒、費曼、楊振寧、李政道和維納等科學巨匠多有密切的交往，對美國科學界近幾十年的發展動態和內幕相當瞭解。他一生優遊於數學、粒子物理、固態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學和天文學等廣闊的學科領域，同時又熱愛和平，關心人類命運，思索宇宙與人類心智的奧秘，檢討人類道德倫理的困境，還特別以在覈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方面的工作而聞名。尤爲難得的是，他從小就喜愛文學作品，文字根底深厚，並重視普及性讀物的撰寫，先後出版了《全方位的無限》、《武器與希望》、《宇宙波瀾》、《想象的未來》、《太陽、基因組與互聯網：科學革命的工具》、《想象中的世界》和《多彩的鏡子：對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所進行的反思》等多部廣受讀者歡迎的著作。他還經常給《紐約書評》等雜誌撰寫書評，本書就是他從歷年發表的評論文章中精選出來的一個集子。

這本《反叛的科學家》非常能體現戴森的風格和特點。各篇文章不僅行文典雅、立論高妙，往往還結合他本人的親身經歷，深入淺出地進行理性而公允的述評，令人信服，也勾起讀者強烈的閱讀慾望，恨不能馬上找來一本所評之書一讀爲快。我在翻譯過程中，就先後購買或下載了他評論或提及的《費曼傳》、《費曼手札：不休止的鼓聲》、《牛頓傳》、《納米獵殺》、《智慧的七大支柱》和《宇宙的構造》等二十餘種書，進行閱讀和參考。讀了作者在書評中談及的種種掌故，我甚至很想更多地瞭解作者的精彩人生，於是就發電子郵件問戴森先生有沒有自傳或關於他的傳記。他說沒有，但推薦我讀一下他1979年寫作的一本書——《宇宙波瀾》，因爲該書雖然不算自傳，卻是他從事科學工作五十年後的回憶，像個人物肖像畫廊，記述了他與奧本海默、費曼和特勒等許多著名科學家的交往，並從中折射出他們的風範與成就。我讀後發現它果然異常精彩，不僅讓我更好地瞭解了作者的生平，也對我翻譯《反叛的科學家》大有助益。這本《宇宙波瀾》側重於作者前期的工作、生活與思考，而這本《反叛的科學家》所收的大多是他近年的作品，而且還以後記的形式在2006年再版時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了補記。兩書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圖畫，大家不妨將它們放在一起閱讀。

我發現戴森教授有一種洞察不同事物間內在聯繫的稀世才華，這既體現在他對電動量子力學變分法和費曼路徑積分法等價性的證明上，也體現在他寫的文章中——他經常能將貌似不相干的人、事或物聯繫在一起，由此及彼，從不同側面對自己的觀點予以有力支持和闡述。比如說，他在本書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中將自己與費曼的關係跟瓊森與莎士比亞的關係進行了類比；在《宇宙波瀾》中將奧本海默的故事與艾略特的戲劇《大教堂謀殺案》進行了類比；在本書第20篇“奧本海默：科學家、管理者與詩人”中又將奧本海默與阿拉伯的勞倫斯進行了類比；在本書第29篇“從局外看宗教”中，將神風突擊隊隊員與發動“9·11”襲擊的伊斯蘭*恐怖*分子進行了類比。這樣的例子在本書中比比皆是，而且往往能產生令人歎服的效果。他這種“搭橋”能力和廣闊的視野，令人佩服不已。也許正因爲他具有廣闊的視野並能超越門戶之見，他的觀點纔會總是顯得如此超凡脫俗而又理性平實。

在接手翻譯本書的任務後不久，我就通過電子郵件與戴森教授取得了聯繫，先是向他索取該書的電子版，然後是向他請教翻譯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或與他分享我的一些閱讀感受。令人敬佩的是，年近九旬的老人，總是在第一時間給我進行回覆和解答。前幾天剛好是他的生日，我給他發郵件祝他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並告訴他：我已譯完《反叛的科學家》，出版社還約我翻譯他的新作《多彩的鏡子：對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所進行的反思》。他回信對我表示感謝，並說很高興聽到翻譯完工的好消息，還希望我繼續翻譯他的書，因爲這本新書比較薄，篇幅不到《反叛的科學家》的一半。我告訴他：其實，翻譯他的書不能算是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不少讀者喜愛他的這兩本書，並認爲翻譯、引進它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看到戴森教授在1993年時爲臺灣版的《宇宙波瀾》寫過中文版序，很想請他給我們這本書也寫個短序。後來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而且剛從加州度假歸來，實在不忍心再勞累他，就強忍住了。

有一次，我在電子郵件中告訴戴森：我曾在楊振寧的父親任教過的廈門大學工作過數年，本書將由我和李政道出國前的母校——浙江大學的出版社出版。老人告訴我：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對關於他們的所有信息都很感興趣。他說，他們都是偉大的科學家，他們之間所發生的那場有名的爭執是科學界的一大損失。他還請我向他們轉達他的問候，如果我碰到他們——不管是在一起還是單獨碰見。我估計很難有機會見到他們，只好先在這裡轉達一下了。

我在楊振寧和翁帆夫婦合編的《曙光集》中，讀到戴森教授1999年5月21日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參加楊振寧榮休慶祝晚宴時所發表的演講“一個保守的革命者”。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精彩，也很契合本書的主題，而且還可彌補本書美中不足的一個小遺憾——寫到中國的地方太少。於是，我就寫信給戴森，希望能將這篇文章收入本書作附錄。戴森聽了非常高興，馬上給我發來了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並告訴我：他覺得以這篇文章作爲全書的壓軸之作，要遠遠勝過寫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那篇“從局外看宗教”，他原本應該想到這一點的。我根據戴森寄來的原稿對這篇文章進行了重譯，希望有人會覺得我們的譯文在某些方面比《曙光集》中收錄的那個版本更準確流暢點。

我在翻譯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時，發現這篇文章是戴森爲《發現的樂趣：理查德·費曼的最佳短篇作品》一書作的序，而國內已出過該書的中文譯本。可是，等我找來這本書一讀，卻發現這篇序的翻譯存在較嚴重的質量問題，參考價值不大。不過，我還是有個意外的收穫——發現《反叛的科學家》英文原版在收錄這篇文章時漏了一段，而且缺了這段之後，意思也變得不連貫了。我將此事告知戴森。他對我表示感謝，並誇獎我比他自己還讀得仔細，因爲他從來沒發現脫漏了一段。他還說：不幸的是，我所提到的中國圖書出版質量問題，在美國粗心的出版商中同樣存在。戴森教授之所以會這樣說，大概是因爲他不瞭解中國大陸近年翻譯出版的圖書質量已低劣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之故吧。

我在好幾篇文章中已揭露和討論過這個問題，這裡就不多說了。要是將來在衆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出版業真能趕上美國，那我輩書迷就有福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概也有望了。我寄厚望於電子書，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年被拙劣的譯者糟蹋的好書統統都能得到重譯，這些年被蠻橫刪改或禁絕的好書統統都能得到補全或解禁，並以電子形式發佈出來。

作爲一個愛書成癖、痛恨拙劣譯本的人，我非常用心地翻譯了這本書。我的研究生***參與了部分章節的初譯和校對。老朋友楊光鬆老師和我一道對本書的其餘部分進行了翻譯，並逐字逐句對全書進行了多輪重譯、交叉校對和修改。應當指出，雖然譯者始終本着對讀者負責的態度認真地翻譯了本書，先後也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但是因爲本書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泛，而譯者的才學又相當有限，譯文中難免出現紕漏乃至強作解人之處，懇請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最後，感謝戴森教授爲我們寫作了這樣一本好書，並多次向我提供幫助和鼓勵；感謝本書責任編輯周運先生一再以好書誘惑我充當“文化苦力”；感謝浙大出版社的傅強社長和金更達主任從多方面對我給予支持和關照，並與我合作申請數字出版方面的科技項目；感謝著名科普作家、《科技日報》主任編輯尹傳紅先生在百忙中熱情地爲本書作序。幫助過譯者的人還有很多，難以一一列舉，在此一併致以深深的謝意。

《反叛的科學家》出版後，先後得到了不少媒體和讀者的肯定、推薦。據責編周運告知，它還曾入圍了當年的文津圖書獎候選名單。18年7月，浙大出版社對這本書進行了加印（我趁機也改正了幾處錯誤）。這無疑都是值得我們欣慰的。記得有一次，一位網友告訴我，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物理系研究員、在國內頗具影響力的科普作家萬維鋼先生髮了這樣一條微博：“沒想到這本書居然有中文版，Freeman Dyson 書評合集。作爲物理學家，他的閱讀興趣非常廣泛，是個通達之人，很有見識，且文筆相當好。你要問我最羨慕誰，我最羨慕他。希望翻譯沒有辱沒他。”我理解萬博士對戴森及其作品的喜愛，也明白近年國內翻譯引進的圖書粗製濫造的現象確實普遍存在，但還是忍不住給未曾讀過我們譯本的他回了一條微博：“我是此書的翻譯之一，雖然不敢自詡翻譯水平有多高，但我們是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開展工作的，因此‘辱沒’二字實在不敢當。我們在翻譯這本書時，不時和Dyson先生通E-mail，難得老先生總是在第一時間親自回信！我們還發現英文原書有一篇寫費曼的文章中間脫漏了一段，得到了老先生的誇獎。”這條微博得到了衆多網友的轉發和誇讚。事實上，在我發這條微博前，國內一位讀過《反叛的科學家》的朋友，已仗義執言，給他回覆說：“此書的翻譯質量相當不錯！”我衷心希望，所有認真讀過這本書的讀者，都會覺得我們的翻譯沒有辱沒戴森先生的大作。我甚至希望剛滿週歲的兒子，在長大後讀這本書時，也不至於爲他老爸感到臉紅。

在翻譯完《反叛的科學家》後，我又接受了戴森教授新作《天地之夢》的翻譯工作。《天地之夢》是《反叛的科學家》的續集，收錄了他後來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一些書評，其精彩程度絲毫不亞於後者，這不能不令我們深深地佩服老先生年屆九十高齡仍寶刀未老。在我看來，戴森先生是將批判性思維、科學態度與優雅辯論完美結合的典範。他不唯上，不從衆，不懼被目爲異端，又從不譁衆取寵，敢於挑戰領域權威，同時還虛懷若谷，隨時歡迎並樂意接受來自任何人的批評指正。閱讀本書，不僅可以增長知識和見聞，而且可以跟作者學習如何思考問題、如何進行辯論、如何寫作引人入勝的書評。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讀者像我們一樣喜愛這本書，並認爲翻譯、引進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在剛接手翻譯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一位出版代理，有點不太客氣地建議我少打擾老先生，說遇到問題可以直接問她們。我當時羞愧地想：九十多歲的老人，需要處理的要事又那麼多，時間多寶貴啊，我確實不應該自私地給他多增加負擔。因此，在本書翻譯的過程中，我一直沒敢找他答疑，而是自己設法解決遇到的困難。

在翻譯任務接近尾聲時，恰逢老先生94歲生日，我再次發郵件祝他生日快樂、身體健康，順便向他提了三個經過多方努力仍懸而未決的問題：（1）第6章提到凱爾蓋朗島（Kerguelen）是太平洋上位於南緯29°的一個島嶼，但我查得的是位於南印度洋上的一個羣島，在南緯49°左右，不知原文是否有誤；（2）第12章和第21章的標題分別爲“TheCase for Far-Out Possibilities” 、“The Case for Blunders”，其中的“The Case for”譯成“爲……而辯”是否妥當；（3）第2章引用了培根的文字“to mow the moss or to reap the green corn”，不知其中的“to mow the moss”確切涵義爲何、典出何方（我感覺它與“to reap the greencorn”意思相近）。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戴森教授的回信。他詳細地回答了我的三個問題：（1）凱爾蓋朗羣島是他弄錯了，他已通知出版商糾正。（2）第12章和第21章的標題是出版商改的，按他的本意，他更願意用原書的書名作爲這兩章的標題，即《無限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和《出彩的嚴重失誤》（Brilliant Blunders）；或者保留出版商的標題也可以，但最好省略掉“The Case for”，這樣也簡單明瞭一點。（3）培根用的這個短語“tomow the moss”非常優美，但他也不確定它的涵義。培根所處的年代還沒有割草機。他覺得培根腦子裡想的應該是，趁苔蘚還沒有長成草時，就用鐮刀進行收割。他建議我用帶些古意的文字翻譯這個短語，以求其神似。

於是，我就根據作者的回信，對譯文進行了相應的處理。在第6章提到凱爾蓋朗羣島的地方，我加了一個腳註，說明了原文之誤。第12章和第21章分別改用原書的書名作爲它們的標題。至於培根的那句引文“to mow the moss or to reap the green corn”，我在給他寫信前經過多番琢磨，最後選用的譯文是“空採枝葉或強扭生瓜”，算是與戴森先生所見略同了。

從接手翻譯《反叛的科學家》時開始，我就想請戴森寫篇中譯本序，但考慮到老人家年事已高，就一直沒好意思開口。這次，有感於近來國內極端民族主義甚囂塵上，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後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論又大行其道，我就鼓足勇氣向戴森先生提出了寫序的請求。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老人家的回信，他感謝我的盛情邀請，並問我需要寫多長，截止時間是什麼時候。他說，得到這些信息後，他將評估一下能否完成任務。我告訴他，具體長度可以由他自己把握，不需要寫太長，最好能在一個月之內完成，如果覺得太趕，時間還可以適當延長。

二十天後，我收到了他發來的序！他還謙虛地說：如果覺得寫得不合適，或者發現裡面有什麼錯誤，請告知他。我非常感動地對他說：這篇序寫得很好，尤其感謝他對中國心懷美好的期望，這一切都令我感到受寵若驚。我看他的序是從楊振寧、李政道開始談起，就問他是否可以將這篇序轉發給楊振寧先生看看。他馬上就同意了，並請我向楊先生轉達問候和祝福。我請開亮將戴森的序文和問候轉給楊先生；楊先生很快就回信說，多謝我們給他看了這篇很有意義的序文，並表示將給戴森寫信，感謝他作出了這些富有洞察力的評論。通過我們牽線，讓兩位九十多歲的老物理學家再度遙相致意，重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友誼，也算是一段佳話吧。

如今，網上充斥着對楊振寧先生迴歸中國國籍冷嘲熱諷甚至橫加指責的人，更有大批大肆鼓吹仇日、仇美、仇韓論調的人。我誠心請他們好好讀一下戴森的這幾本書。如果其中有些人因此變得更寬容、理性和文明，甚至願意爲自己過去的狹隘、無知和無禮感到羞愧和悔改，則未始非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之福。

弗里曼·戴森教授（1923年12月15日-2020年2月28日）

《天地之夢》中譯本序

弗里曼·戴森

我極爲幸運地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跟楊振寧和李政道成爲同事兼朋友。他們是十年前以年輕學生的身份來到美國的；我親眼目睹了他們作出革命性的科學發現，爲世人提供了看待自然法則的新視角。 從我與楊、李二位的友誼中，我學會了將中國作爲一大文明來敬重，並期待中國會在未來的科學領域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在楊、李二位來美國後的三十年裡，中國一直悲慘地保持着與世隔絕的狀態。楊振寧寫了一篇題爲《父親與我》的個人回憶錄，記述了發生在他家的悲劇。楊振寧的父親是一位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在中西文化方面都有深厚的修養；他在兒子移居美國時，留在了中國。他們之間深度的智力交流被迫中斷，這對父子雙方而言，都是一場悲劇。楊振寧在回憶文章的結尾處寫到，他在香港參加了那場歷史性的慶典，見證了英國國旗的降落和中國國旗的升起。楊振寧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悲傷，因爲他父親沒能活到跟他分享這個歡樂時刻的那一天。

如今，中國終於要獲得引領世界科學與經濟發展的應有地位了。在我看來，中國和印度崛起爲富強之國，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成就。讓這個崛起過程保持和平，則是我們所有人的重要任務。英國國旗在香港和平降落，是一件值得英國和中國同樣感到驕傲的事件。在接下來的這個世紀裡，註定會出現財富與國力的大規模轉移，這要求我們大幅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中國、歐洲和美國必須學會理解和容忍我們文化方面的深刻差異。

在異域文化之間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樑，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要歸於翻譯者的工作。翻譯工作者是無名英雄，卻發揮着將世界團結在一起的關鍵作用。他們讓我們可以與競爭者開展合作，讓我們可以聽到來自敵對陣營的聲音。本書的譯者也爲增進人類相互理解這一崇高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很樂意爲他的工作送上我的祝福。

本書彙集了我過去十年發表在《紐約書評》半月刊上的書評。這些書評爲讀者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視角，讓他們瞭解英語世界的作家們對一些科學和政治問題持有何種觀點。這算是我們這幾個西方國家，爲實現一個具有持久和平、願意共擔責任的世界，邁出的萬里長征中的一小步。現在還急需一批將中文譯成英文的翻譯工作者；同樣也急需一批不避煩勞的西方讀者，來閱讀中國學者對我們將共同繼承的這個新世界所發表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