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香型院士”背後 | 饒毅: 中國誰最該做院士?

✪ 饒毅 | 首都醫科大學

很多人來問，如何改善中國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過，並非不能努力。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誰最有資格做院士。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發現，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藥仍有益於人類，一個古老的傳統還含有很大的潛力改善健康。兩個藥物都來源於中藥，而且碰巧是兩位年齡接近的科學家於1970年代初期發現。在大型“523任務”研究抗瘧疾藥物過程中，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屠呦呦是發現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在以個體科研小組模式自由探索性地研究中藥抗癌作用過程中，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張亭棟是砒霜中三氧化二砷對白血病治療作用的主要發現者。

▍屠呦呦和青蒿素

現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是起效最快的抗瘧藥，可以在一線使用，也是在對其他常用藥物如氯喹出現抗藥性情況下，可以改用的藥物。

對於青蒿素的發現，知道的人也不少，但有較大爭論。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爲其代表人物。

“523”任務，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應越南的要求、也考慮中國南方的瘧疾問題，而開始的全國性抗瘧研究計劃。其組織起始爲1967年5月23日，那是特殊年代開會都怕找不到安穩地方的時代。組織的主要協調辦公室一直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參與的單位遍佈全國很多地方，北京、上海、雲南、山東…，人員至少幾百人。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規模合作項目，其中有很多人的集體起了作用。但是，是否有代表人物？誰是代表人物？

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1951年至1955年就讀於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學專業，其後分配到中醫研究院工作。她僅有大學本科學位，於1969年被召集加入“523任務”。

“523”計劃分成幾個部分，分別製造已有西藥的仿造品、衍生物，從中藥中尋找抗瘧藥，製造驅蚊劑。在中藥裡面，不同課題組試了很多中藥，包括藥效較強、但副作用較大的常山。不僅古代中藥書上，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民間都有使用青蒿的記錄。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屠呦呦課題組的餘亞綱梳理過可能的抗瘧中藥，共808個，其中有烏頭、烏梅、鱉甲、青蒿等。

軍事醫學科學院用鼠瘧模型篩選了近百個藥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穩定。屠呦呦給課題組提供了篩選了多箇中藥的清單（礦物藥：黃丹、雄黃、硫黃、皁礬、硃砂等；動物藥：鼠婦、地龍、蛇蛻、穿山甲、鳳凰衣等；植物藥：地骨皮、甘逐、黃花、菱花、鴉膽子、青蒿、馬鞭草等）。屠呦呦課題組也觀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劑無效、95%乙醇提取物效價僅30-40%。

1971年，屠呦呦本人的一個關鍵作用是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瘧作用達95-100%，這一方法的提出立即導致發現青蒿的高效性。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務的會議上報告這一結果，獲得大家注意，但並未成爲唯一的重點，會議總結時組織者建議“鷹爪要儘快測定出化學結構，並繼續進行合成的研究；仙鶴草進一步肯定有效單體臨牀效果的基礎上，搞清化學結構；青蒿、臭椿等重點藥物，在肯定臨牀效果的同時，加快開展有效化學成分或單體的分離提取工作”。

屠呦呦課題組工作其後集中於青蒿。倪慕雲先試圖獲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後鍾裕蓉成功地獲得青蒿素結晶，她們取得分子式。由屠呦呦課題組成員攜帶青蒿素，以其他課題組（如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所、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爲主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青蒿素結構。在獲知屠呦呦小組1972年結果的情況下，山東寄生蟲病研究所與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合作，雲南省藥物研究所都分別進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和雲南省藥物研究所獨立獲得了抗瘧有效單體，並分別命名爲“黃花蒿素”（山東）和 “黃蒿素”（雲南）。1974年，黃花蒿素和黃蒿素都被認爲都是北京的青蒿素。

雖然青蒿素歷史有很多爭論，無異議的是：

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乙醚提取對於發現青蒿的作用、和進一步研究青蒿都很關鍵；

2.具體分離純化獲得青蒿素的鐘裕蓉，也無疑是屠呦呦課題組的成員；

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組是在公開會議上得知屠呦呦小組發現青蒿作用以後進行的。

有關青蒿素的歷史回顧很多，本文僅限於明確一個問題：屠呦呦確實在青蒿素的發現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其他課題組和科學家，確實起了很重要作用，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礎，也有她課題組人員起很重要作用。肯定她的作用並不埋沒其他人的作用。應該有更詳細的歷史記載，讓人們知道“523任務“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的貢獻。

▍張亭棟和砒霜

砒霜的化學成分爲亞砷酸（三氧化二砷）。用砒霜治病，中藥有傳統，西方也曾用過。

1971年3月，哈爾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藥師韓太雲從民間中醫得知用砒霜、輕粉（氯化亞汞）和蟾蜍等治療淋巴結核和癌症，韓太雲將其改制水針劑，稱"713"或"癌靈"注射液，通過肌肉注射治癌，有些腫瘤病例見效，但毒性太大而導致被棄。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的張亭棟繼續此工作。張亭棟1950年代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六十年代曾經參加西醫學中醫訓練班。

1973年，張亭棟、張鵬飛、王守仁、韓太雲在《黑龍江醫藥》發表論文，報道他們用“癌靈注射液”（以後也稱“癌靈1號）治療6例白血病病人。他們明確主要用砒霜的化學成分“亞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輕粉（氯化地汞）”，結果6例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人都有改善，對其中一例有急性變的患者也有效。他們提到還正在研究對急性白血病的作用。

1979年張亭棟和榮福祥在《黑龍江醫藥》發表《癌靈一號注射液與辯證論治治療急性粒細胞型白血病》。總結他們1973年至1978年治療急性粒細胞型白血病總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23例用癌靈一號，1975年至1976年用癌靈一號加少量化療治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靈一號加少量化療治12例。對於每一個病例，他們都具體分型，有明確的療效觀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轉，緩解率70%，12例完全緩解，對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們還用十倍於成人的劑量，給12只家兔注射癌靈一號，未見心、肝、脾、腎毒性作用。

可以說，到1979年，張亭棟和不同的同事合作發表的論文，清晰地奠定了我們今天的認識：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特別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cute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也法國-美國-英國分型的M3型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認爲是白血病比較兇猛致死的一種。1973年，法國Bernard等推出的西藥化療大大提高了治癒率，其後改進的方案成爲世界主流治療方法。1973年張亭棟等發現亞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對白血病的治療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適應症爲M3型白血病（也就是APL）。

▍遲遲未至的認同

屠呦呦和張亭棟的研究成果，國際國內都認可，都得到了應用，直接產生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兩人由於不同的原因，都一度沒有獲得國內外充分的認可。

青蒿素的發現和應用，廣爲人知。而屠呦呦的貢獻，卻一直有爭議。其原因，還待歷史學家細究。初步可以看到：與齊心協力的“兩彈一星”大計劃不同，青蒿素的研究幾乎從頭到尾經常出現矛盾，不同課題組之間矛盾，課題組內部不同人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研究人員，因爲特殊時代的原因，一般年資都比較低，有了課題組也相互不服氣。論文寫作不及時、發表不規範，英文論文更滯後，留下爭議的餘地。如果按現在自己先發表論文再與他人分享，爭論會少很多。不過，這樣雖然對科研人員好，對於病人就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發了論文，其他課題組才能用藥，當時有些病人就不可能用藥，其中有些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

張亭棟雖然被《紐約時報》報道過，但當時未受到國內的充分肯定，在國際學術和醫學界也幾乎默默無聞，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課題組，有人發生過矛盾，但在很後面。從1973年開始發表的論文中，張亭棟的關鍵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認可，可能與所在地區有關，也和他英文論文較少、缺乏國際視野和國際交流有關。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沒有充分意識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國內肯定張亭棟和屠呦呦等，不僅是對於他們遲到的感謝，也有利於中國和世界認識中藥是尚未充分開發的寶庫。直接馬上可以研究的是確定三氧化二砷的可能還有其他治療作用。嚴格地研究其他中藥成分的作用，可能還有更多發現。中國一些醫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藥、和很多企業馬馬虎虎地倉促上馬製造一些藥，如果有嚴格檢驗，可能適應症會更明確，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適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幫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務”歷史，有助於瞭解中國大科學計劃、大協作的優點和缺點。“兩彈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經驗並不同於兩彈一星。而彼時還有遍佈全國的“氣管炎辦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課題，耗費的人力、物力可能不下“523”，但結局並不樂觀。汲取這些先例的經驗和教訓，對於目前的多個大項目，也許有裨益。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張亭棟獲得了中國的普遍認可、甚至世界的肯定（編者注：作者寫作本文時是2011年），我希望，中國大衆不能簡單地英雄崇拜，認爲他們是完人。他們不是，也沒有人是。

他們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礎、以及合作者的貢獻。在青蒿素髮現過程中，全國合作的任務，很多人蔘與了、並作出重要貢獻。屠呦呦課題組內部多個成員也有重要貢獻。不能因爲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課題組其他人員的貢獻、其他課題組的貢獻。

他們的藥物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我們應該推崇他們的工作、肯定他們的成就。科學，有着客觀的標準，也可以通過爭論將我們真理。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成爲“學部委員”

中國的院士制度，是因爲加上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目前的水平，才帶來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權最大的是前蘇聯，而不是中國，但是前蘇聯的院士制度副作用並不大。在中國的副作用，設立時很難預見。我自己在加州大學（80年代）或哈佛大學（90年代初），曾致信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建議將當時的“學部委員”改成“院士”，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無論是我，還是真正做出決定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可能還有國務院批准），稱呼改成院士都是因爲認爲需要更多尊重科學家。那時，即使兩彈一星的元勳們，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都與他們的貢獻不相稱。那時不能預計到現在的問題，包括對中國文化對頭銜重視的程度。

很多人以爲院士的所謂副部級待遇，其實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經費的司局級（甚至處級）都點頭哈腰，從無副部級的感覺。頭銜的意義大於待遇。如果將“院士”重新改成“學部委員”，使學術榮譽迴歸只能在學界內部有價值而不方便用於學界以外，過一段時間，可能副作用就要減少很多。是否願意改成“學部委員”在於科學院領導和主席團是否願意，換個時髦的說法，這叫“自律”。

▍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做院士而榮休是個亟需解決的問題

無論對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擔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其實還不到中國真正“科學家”的水平），當了院士以後，就不真正積極做科研，帶來明顯的問題：

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當選院士，就積極做其他事情；

2.這些人給學生樹立不良榜樣，有些學生也決心步其後塵、走入歧途，影響中國科學今後的發展方向；

3.這些人不積極做科學，並非沒有資源，而在資源比較多和權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不積極做科學，那麼就給國家的科研投資帶來較大的浪費；

4.從普遍情況來說，中國目前科學水平還不是很高，一些（雖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在做到國際上比較好大學的副教授，就在當選院士後離開科研一線（“國際副教授水平做中國院士而榮休”），等於對中國科學釜底抽薪，使中國科學的高度被“封頂”或“腰斬”。

▍和院士競賽相互激勵

能否解決“國際副教授水平做中國院士而榮休”的問題？除“自律”以外，我們也可以試圖給予激勵。比如，我這幾天有個想法，是個“以身殉職”的競賽建議：

殉職的意思是說，這個競賽的失敗者，已經定義是我本人，而勝者是那些現在和將來在中國做科學比我好的人；在十年以後（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國的院士超過饒毅在中國的科學工作；因爲有些院士回國比我早，所以從現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較的年代可以從20年前1992年開始，到2022年爲止，共30年，只以在中國進行、以中國爲第一地址發表的論文；競賽的對象主要是生命科學做探索性科學研究的院士，年齡大的不算因爲他們的時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相同或更年輕還有衝勁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後上大學，1991年以後獲得博士學位，或1994年以後有獨立課題組；其他人有興趣也可以自願加入；競賽的標準是在中國做的科學研究，是否針對重要和有意義的問題，其工作對本學科領域的貢獻在世界上、在人類知識推進上，起到了什麼作用。

我們不用擔心誰評價。十年後（2022年），中國（和海外華人）能夠評價科學水平的人自然應該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也行。大家說了，我就不說。當然，大家都不評價，我也可以說。

▍樂觀的“孩子氣”好於不良的“中國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讓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現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過不一定都在科學院院士行列。

和我競賽不是很難。因爲，我將繼續32歲以後的習慣：晚上和週末習慣性不上班、還看專業以外書籍和寫雜文、實驗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請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願參加競賽者）肯定容易超過我。

我這麼做，也許不僅使得一些院士因爲愛面子而積極做科研，可能還激勵科學院的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特別是微觀生物學小組，積極選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這樣十年以後來看，比饒毅好的人裡面，全部（或多數）還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饒毅好的人多於院內。

這樣的競賽是否小孩子氣？也許。不過有理想的孩子氣遠遠好於中國不良習俗的所謂“成熟”：在國際上畏畏縮縮不能上臺面，在國內背後搞人水平高。

公開提出競賽，也許能起良性的激勵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國做好科學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國目前還不高的科學水平。

本文摘編自饒毅科學網博客2011年8月22日文章《今日中國誰最該做院士》（後改爲《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以及2011年8月30日文章《和院士良性競賽 共同提高中國科學水平》。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