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短期壓力多 陸學者:當前經濟遠不像同比數字樂觀

中國大陸經濟短期壓力多,陸經濟學者徐高:當前大陸經濟形勢遠不像同比數字樂觀。(示意圖/Shutterstock)

據微信公衆號「北大國發院」消息,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教授徐高日前在一場主旨演講中指出,分析2023年的經濟要少看和去年同期的數字比較,因爲去年第二季和第四季的經濟基數很低,對應的今年第二季和第四季的同比增速都不會太差,但這種「看上去不太差」的增速其實具有誤導性,「當前大陸經濟形勢遠不像同比數字顯現出來的那麼樂觀。」

徐高今年7月18日,在北大國發院承澤園和線上同步舉行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65期:中國經濟的新數據、挑戰與展望」中,分析中國大陸經濟的短期壓力和長期出路。

中國大陸經濟的短期壓力

1.失業問題與經濟增長息息相關

就目前情況看,完成今年5%的GDP增長目標,可能性雖然較大,但這隻代表完成目標的把握大,不代表經濟情況有多好。當前青年失業率已經超過21%,問題非常嚴重。當然,青年人失業主要是結構性問題,中國大陸25歲以上人羣的失業率還比較平穩。

但失業也有周期性因素。16-24歲青年失業率的同比降幅,與GDP增速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係。25歲到59歲年齡段人羣,其失業率的同比變化率與經濟增長高度正相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失業問題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穩就業就必須穩增長。

2.總需求不足的狀況進一步加劇

只看經濟增長的同比數字具有誤導性。核心指標的絕對水平指數,主要有工業增加值、出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這四項指標。今年第一季,內需復甦的趨勢非常明顯;到了第二季,需求面的三個指標,即外需中的出口、內需中的零售以及投資都呈現出明顯下行趨勢。

到今年6月份,只有工業增加值絕對水平雖小幅上升,但仍明顯低於今年第一季的高位水平。因此從環比角度看,經濟在收縮,絕對水平在下降,經濟增速實際爲負。如果不能及時穩住各核心指標環比下滑的趨勢,就算去年第四季經濟的基數很低,今年第四季的經濟同比增速可能仍然不理想。徐高認爲,當前大陸經濟形勢遠不像同比數字顯現出來的那麼樂觀。

3.房地產投資是內需最大的拖累項

就目前情況看,外需方面,中國大陸能做的不多,美國仍會繼續加息,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壓制作用還會持續。內需方面,目前消費的表現比投資更穩定一些。徐高認爲,內需真正的拖累是房地產。

中國大陸的投資主要分爲三大塊: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今年第一季之後,地產投資開始顯著下滑,目前的絕對水平已經降到去年年底的低位。今年6月份,基建投資和製造業投資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如果沒有這兩項數據的帶動,6月固定資產投資增率的表現會更讓人失望。然而,6月份基建和製造業投資這種高位運行的狀態不可持續。

因而,房地產業重新成爲經濟的主要矛盾。

2022年7月上旬,在國發院的「朗潤.格政」活動上徐高談了自己的觀點:「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因爲『三條紅線』融資緊縮政策,已經陷入惡性循環,憑自己的力量很難跳出來。一年時間過去了,關於房地產的政策雖然有了一些放鬆,但房地產業仍然深陷在惡性循環的泥淖中。」

從近年地產投資資金來源的變化情況中不難看出,在今年第一季,地產業確實出現了一波融資修復。這主要是因爲第一季度的地產銷量出現了一波復甦。與之相關,今年第一季與地產銷售相關的融資(例如定金預售款和個人分期貸款)改善非常明顯。

然而在第一季地產銷量情況不錯的背景下,地產的開發貸,即開發商直接從銀行拿到的貸款,其絕對水平仍然處在低位。從清明節至今,地產銷量明顯萎縮。第一季的這一波銷量復甦,很大程度上是伴隨疫情防控放開而出現的集中性需求釋放。一旦釋放結束,地產銷量也就重回低迷。

過去這幾周(七月中上旬)的地產銷量,更是低於過去三年的同期水平,比2020年疫情剛剛暴發時,以及2022年疫情嚴重衝擊經濟時的情況還要差。目前地產投資的到位資金(或者說資金來源)的絕對水平,已經跌破去年年底的低位,並且仍在斷崖式下滑。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地產行業最壞的時候可能還未到來。

4.汽車行業是過去三年中國大陸經濟的一大亮點

對比中、日、德、韓四個汽車大國近年來的汽車月出口量,可以發現從2020年開始,中國大陸的汽車出口量呈爆發性增長態勢,今年已經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中國大陸汽車行業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績,主要是抓住了新能源轉型的機遇。2019年年底時,中國大陸新車產量中新能源車的佔比不到5%,而現在這一佔比已經攀升至三分之一。在新能源轉型過程中,中國大陸汽車行業上了一個大臺階。

這種歷史性突破不僅表現在出口上,還表現在大陸國內自主品牌的崛起上。2021年之前,中國大陸自主品牌汽車銷量一直低於合資品牌。在新能源轉型的過程中,自主品牌汽車銷量明顯崛起,現在已經超過合資品牌。根據中汽協的統計數據,當前中國大陸汽車行業中,重點大型汽車企業一年的營收約爲4.5兆(人民幣,下同),一年的增加值約爲8500億。

5.宏觀政策需要糾偏

徐高指出,令人遺憾的是,儘管汽車行業在過去幾年取得了如此驕人的成績,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狀況還是有些不盡如意。

這裡有兩點啓示:

一、中國大陸供給面產業結構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歇。這得益於改革開放40多年積累的深厚家底,讓中國大陸擁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技術風口一旦到來就能馬上抓住。偌大的汽車行業,中國大陸能躍居世界第一,這讓民衆對中國大陸競爭力充滿信心。

二、在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後,中國大陸的宏觀政策仍然偏緊,矮化了一些傳統增長引擎的重要作用,比如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和基建。經濟的升級發展需要培育新增長點,與此同時也要繼續重視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今後的宏觀政策該如何發力?徐高認爲,應就如下幾點認知要糾偏:

一、對債務問題的認知要糾偏。儲蓄過剩未必會導致債務危機。

二、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要糾偏。從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角度看,房地產業由盛轉衰是必然規律,但也要考慮到短期內中國大陸老百姓有巨大的住房改善性需求,這些需求還遠未得到滿足。如果年輕人連居住尊嚴都無法得到滿足,又何談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中國大陸的很多行業都存在供給過剩和產能過剩的情況,唯獨房地產業因爲土地供給的約束,人民羣衆對美好居住條件的嚮往遠沒有得到滿足。這一點需要糾偏。

三、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錯誤認知的糾偏。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內需不足。一旦內需不足,外需又不振,總需求也會變得不足。內需不足本質上與收入分配有關。一個國家的產出就是這個國家的收入,所以GDP既是一國總產出,也是總收入。從總量上看,一國肯定具有購買這個國家所有產品的購買力。既然有足夠的購買力,爲什麼市場上的購買行爲似乎無法將所有的供給能力全部利用起來?徐高認爲是收入分配有問題,這導致老百姓的購買力與支出意願不匹配。有些購買力流到了支付意願偏低的經濟主體手中,導致總量上不存在購買力不足的問題,但結構上卻表現明顯。

從中國大陸居民消費佔GDP比重情況不難看出,中國大陸居民收入佔比偏低,由此衍生出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偏低。自中共建政以來,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持續下滑,目前水平已經低於世界水平20個百分點。

這主要反映出收入分配的問題。徐高分析,這不是居民內部收入不平等,而是部門間收入分配不平等,也就是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有問題。

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是消費不足。消費的反面是儲蓄,消費不足意味着儲蓄高。一個國家的儲蓄主要來自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居民儲蓄就是居民收入減去居民消費,企業儲蓄就是企業收入減去企業消費。在國民經濟覈算裡,企業收入是企業分紅之後留存的利潤。

除中國大陸和石油輸出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其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間存在此消彼漲的負相關關係。這一點符合經濟學中「刺穿企業帷幕」原理。假設企業的股權掌握在居民手中,那企業的儲蓄和留存的利潤本質上也是居民財富的一部分。

倘若企業經營狀況非常好,利潤很高,即便企業沒有分配利潤,持有股票的股東和老百姓也能從企業市值不斷增加的客觀情況中獲利,分享企業市值上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從這個角度看,企業的錢就是居民的錢,是一件衣服上左右口袋的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居民會更看重這兩個口袋錢的總量是多少,至於是左口袋錢多還是右口袋錢多,這一點並不重要。

中國大陸的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都很高,二者之間缺乏負相關關係。這主要是因爲中國大陸的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相互割裂。衆所周知,中國大陸有大量國企,按照財政部的統計,2021年金融和非金融企業裡,國有淨資本約爲112兆人民幣。從理論上來說,這些都是老百姓的財富。然而實際上老百姓不會因爲國企利潤很高而覺得自己更有錢,當然也不敢因此而多消費。除了國企之外,中國大陸還有很多民營企業,股權高度集中在一些鉅富手中。這些企業的利潤再好,也跟老百姓關係不大。

這種財富聯繫上的割裂,導致企業部門的財富變動,居民感受不到,更不會據此改變自己的消費或儲蓄行爲。在企業大量儲蓄之外,中國大陸老百姓還要自己大量地儲蓄。這兩項加起來,總儲蓄就變得特別高。徐高認爲,這就是中國大陸內需不足最核心的原因,即收入分配存在問題。

總體來看,消費纔是最終極的需求,投資只是派生性需求,要爲消費服務。如果居民從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拿走的份額較少,那麼居民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佔比就比較低。居民不敢消費,整個經濟就會需求不足,內需不足的問題就會顯現。

這一問題並不是今天才出現,而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存在,是中國大陸經濟長期以來的問題。在1998-2002年中國大陸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經歷了長達五年的通縮,外需疲軟,大量企業去產能甚至倒閉,大量的工人也因此失業。

2003-2008年這幾年,中國大陸因加入了WTO,加之美國有次貸催生消費,外需的逐漸走強暫時掩蓋了內需不足的問題。次貸危機後,特別是中國大陸「四兆元」刺激政策退出後,內需不足的問題又重新浮現。可以說這一問題已經伴隨中國大陸經濟30多年。

中國大陸經濟中長期的四種可能和三條出路

有鑑於此,分析中國大陸經濟時就不得不考慮一個前提條件-長期消費不足。在此基礎上,徐高認爲,中國大陸經濟的前景有四種可能,有三種對策:

一、上策是堅持走消費引領的「新路」,通過消費轉型來讓消費變成經濟增長的主要需求面引擎。這是一條更加可持續且更能惠及民生的路徑。居民福利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居民的消費水平。如果能把消費佔經濟的比重提起來,GDP對老百姓福利的拉動作用也會更加凸顯。這是中國大陸經濟的上策。但要走上這條路,關鍵是要對中國大陸收入分配結構做有利於消費者部門的重點調整,阻力不小。

二、如果上面這條路走不通,消費會一直不足,這時候就要看外需。如果像2008年之前那樣,有強大外需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次貸危機前外需拉動經濟向好的美好時光還有可能回來。不過,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量遠大於2008年時,全球經濟未必還能帶得動體量如此龐大的中國大陸經濟。更何況,中國大陸現在身處較爲惡劣的國際貿易環境中,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擡頭,中美貿易戰風險還在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僅憑外需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在消費和外需均不足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經濟就要不斷地靠國內政策刺激投資來創造需求。這一過程難免會形成一些低效甚至無效投資,甚至出現凱恩斯當年向政府建議的「地挖坑填坑遊戲」。這看起來是一種資源浪費,但在消費和外需雙雙疲軟之時,不失爲一種選擇。這是中國大陸經濟的中策。

四、如果中國大陸國內不願意積極刺激投資,等待的很可能是上世紀1998-2002年那樣的通縮,以及伴隨長期通縮而來的,真正意義上的「去產能」。「去產能」如果真正變成現實,將導致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這是中國大陸經濟的下策。

一旦陷入「去產能」的漩渦,想要自拔非常難。上世紀1998-2002年的政府,強力去產能長達五年之久,仍未解決這個問題。直到2003年中國大陸加入WTO,中國大陸經濟纔在外需的拉動下算走出通縮的泥淖。

現在有很多人認爲,中國大陸經濟不需要搞投資、地產、基建,自然而然就能自我修復,重整旗鼓,輕裝上陣。對此,只能說願望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那種所謂短痛之後的輕裝上陣,發生概率極低。中國大陸經濟反而很可能會因此陷入經濟蕭條。

很明顯,中國大陸經濟的未來只有上中下三種策略選擇。要麼選擇上策,真正意義上推進消費轉型。要做到這一點,核心是調節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收入佔整個經濟的比重。要麼中策,靠投資來創造需求,穩定增長。這是一條老路,但至少它還是一條可行的路。如果選擇下策,指望一切都能在經濟減速的過程中自動得到修正,這將可能使中國大陸經濟陷入最差之境。

有人認爲,可以直接給居民發錢來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費。就增加居民收入而言,這個方向當然是對的。但它並沒有觸及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核心矛盾。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很少產生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問題,是因爲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在發揮作用。

當一個經濟體投資過剩時,投資回報率一定會下降。對消費者而言,投資永遠伴有機會成本,那就是將準備投資的資源拿去消費所能得到的效用。所以,如果讓消費者來決策,面對下降的投資回報率,消費者會願意減少投資、增加消費。

但如果企業作爲獨立的實體,不受到消費者的約束,那它對投資回報率大概率不敏感。所有資源都集中在企業身上,不拿去投資也沒有他用。這樣,投資就會缺乏對投資回報率的敏感性,從而衍生出投資過剩、生產過剩的格局。

全民國企持股計劃

如果想要調節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起自動調節投資的市場化機制。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避免前蘇聯、東歐曾經碰到過的內部人控制國有資本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徐高認爲應該構建一個國有企業所有權的競爭市場。

簡單來說,可以成立幾十個甚至更多國有投資基金,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分給這些投資基金。這些國有投資基金可以相互買賣國有企業的股份,並把基金的份額分給老百姓。爲了杜絕有些老百姓可能因爲信息不清楚、不透明而過早地賣掉手中的基金份額,可以設立一種機制,規定在一定時間內老百姓不能賣出其國有基金的份額,只能提現國有基金的分紅。老百姓也可以在不同國有基金之間轉換持有的份額。

這樣的做法人爲地構建了兩個市場,一是老百姓選擇國有投資基金的市場,是基金來爭取老百姓份額的市場;二是國有投資基金競爭國企所有權的競爭性的市場。

通過這兩個市場,老百姓的投資偏好,對投資回報率的接受程度,都可以透過國有投資基金傳導到國企本身。當老百姓感受到企業投資回報率較低而希望多分紅的時候,國有投資基金會有向老百姓多分紅的動力。而國有基金作爲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會將這種分紅的壓力傳遞給國有企業,讓國企多分紅。這樣就在企業和居民這兩大部門之間形成了資源來回轉移的市場調節機制。

短期來看,上面的想法或許實施的難度較大。在真正推進消費轉型的「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不能成行的情況下,考慮到收入分配對中國經濟的約束,約束下最優的選擇還是用投資來拉動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過度擔憂債務的問題——在生產過剩的環境中,中國債務有很強可持續性。同時要給予房地產、基建充足的融資,發揮其穩健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