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企業家圓桌對話：新徵程上看企業家精神，科學家是否應該下場創業？
圓桌對話丨中國新徵程的兩大支柱：科學家和企業家（來源：本站科技頻道）
12月22日，第十屆以“智能涌現·發現未來”爲主題的本站未來大會，在杭州正式啓動。本次大會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和本站公司聯合主辦，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杭州市商務局、杭州濱江區人民政府、北京本站傳媒有限公司及本站（杭州）網絡有限公司承辦。
此次本站未來大會包括主論壇、AGI論壇、汽車科技論壇、靈感論壇、思想之夜、未來局等環節，大會廣邀頂級學者、產業專家和行業精英一道，爲您作答未來科技、人文藝術、時代個人在下一個十年無限精彩變化。
目前，中國經濟進入下半場，下半場也意味着新的思維模式、新的道路和新的實踐。在此背景下，需要科學家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深度融合。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點和相似性？就此議題，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德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張建偉；中國著名戰略諮詢專家、智綱智庫創始人王志綱；著名經濟學家、深圳市大灣區金融研究院院長向鬆祚開展了題爲《中國新徵程的兩大支柱：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圓桌對話，原CCTV財經主持人、知名電視財經主持人楊晉擔任本次圓桌對話主持人。
張建偉從教育角度出發，討論了中國教育體制以及大學生在思想自由度方面的問題。他指出，傳統的應試教育爲主的模式在AI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已不再適應時代要求，並強調了興趣驅動和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爲爲人類社會服務應用的重要性。張建偉認爲，科研人員應該更多地關注於科技與倫理以及社會需求的結合，實現學術成果的實際有益轉化。
王志綱在論壇上提出了對企業家精神的見解。他認爲，在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企業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特別提到了華爲創始人任正非和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稱讚他們不僅追求經濟利益，更是致力於改變人類命運。王志綱強調，偉大的企業家並非單純追求利潤，而是以創新和變革爲動力。
向鬆祚分享了他對“四新”——思想的創新、制度的創新、科學的創新以及教育的創新的理解。他認爲這些創新對推動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至關重要，並強調了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向鬆祚指出，無論是在思想領域、藝術領域還是企業領域，都需要有創新精神。（記者趙芙瑤）
以下爲大會《圓桌論壇》對話節錄：
主持人：今天非常有幸和三位企業家代表和科學家代表、經濟學家代表一起展開這樣的一場對話。實際上我們在這樣的講臺上去談科學家和企業家，以及它到底如何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是宏大命題。
對於王老師來說，王老師不僅僅曾經是媒體界的前輩，也是我們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見證者、親歷者，當然也是推動者，同時也是中國非常知名的戰略諮詢專家。
我相信王老師接觸了很多的企業家，並且也有很多企業家的追隨者，對於這些企業家來說，他們在過去45年來深刻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同時也是推動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的開放成果。
我想問一下王老師，在這麼多的企業家當中，您印象最深刻或者您最欣賞的是哪一位企業家？同時能不能介紹一下您和這位企業家之間的小故事？讓我們大家能夠更加認識到中國企業家他的獨到之處和特性，有請。
王志綱：多說兩句吧，一步到位講企業家沒有背景不太清楚。
第一句話是什麼呢？中國歷史上沒有企業家，中國有企業家也就這四十年，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企業家。
第二句話，我作爲四十年參與中國改革開放完整過程的人，我當時總結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總結中國的經驗說一千道一萬很多都是宣傳。就四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放出來的活力，摸出來的市場，擋不住的國運。
第一個，沒有逼，沒有吃不了飯，就像鄧小平說的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就不能有接地氣的實事求是的改革，怎麼改就不知道，第一個就是沒有放哪有馬雲？沒有放哪有任正非？放出來的，這些組織不封的，都是放出來的活力。
其次是摸出來的市場，一直到1999鄧小平南巡前都不準講市場，都是資本主義，最後的結果我有幸參與這個過程，“南巡”的時候喊出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資本主義有市場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專屬，這只是手段，這纔是“春天”的故事開始，整個中國開始起飛。
最後是擋不住的國運，我們國家有一個特點，一旦日子好過就會收緊，一旦日子難過就會接地氣。最後的結果擋不住的國運中國一直走到今天。
再講第二個問題，沒有市場經濟沒有企業家。這個大背景下誰最優秀？我認爲有兩個人，一個是任正非，任正非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任正非是廢才，老婆看不起他，不會做生意。老婆居然跟他離婚了，但是市場經濟把這位天才選出來了，成爲中國抗衡美國上甘嶺的“第一勇士”，任正非是在高科技非常有貢獻、非常有感覺的人，最後他帶領中國的企業家走通了條路，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位我發現俞敏洪是企業家，我很喜歡他，透明、乾淨、不裝逼。都說文科出不了企業家都是理科出的企業家。最近不是出了董宇輝事件，看他處理的非常到位。所以你要講的話，我認爲這兩個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啥呢？
第一，記住偉大的企業家都不是奔着生意去的，奔着錢去的，而是奔着改變人類命運去的。這個是企業家和商人最大的不一樣。馬斯克也是這樣的。
第二，他當時帶了一個問題，等於是改處於一種改造人類命運去的時候，企業家必須要掙錢呀，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怎麼長期化短安排怎麼上決定下決定中間要市場，要統計，這是個大學問，這就是衡量企業家和學者最大的不同，這兩個人都具備這種能力。
第三，謹小慎微，這個過程當中他自己的才華、經驗的釋放，所以你要講我就選這兩個人，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老師的分享，掌聲送給王老師。
確實作爲改革開放40週年的推動者和親歷者，對於中國的政策如何更好地去促進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我相信王老師是非常具有話語權的。只要政策放開，只要能夠激發出個體，尤其是那些企業家的活力，他們的精神自由，我相信中國經濟的未來還會迎來更大的上升空間。
其實對於向老師來說，向老師剛纔在分享過程當中也會提到“四新”，思想的創新、制度的創新對於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進步非常非常地重要。而且您剛纔也提到了基礎研究以及激發人本身本具自足的活力和創造性也特別重要，那您認爲企業家和科學家之間，他們的相同點是什麼，他們的不同點是什麼？
向鬆祚：我們講一個詞是企業家精神，其實“企業家精神”這個詞不單單指企業家。所有的領域，思想領域、藝術領域、企業領域，所有的領域富有創造創新精神，改變世界的這種精神，我們都把它稱爲企業家精神。比如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麥克斯韋、牛頓這樣的大科學家，當然是最富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剛纔王老師講得我完全贊同，如果你走到全世界，比如在美國硅谷，硅谷裡主要幹活的人，特別是最骨幹的科技人員、工程師，有很多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我在美國讀書，我也知道在大學裡考試成績前十名不是印度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真的是智力水平非常高的，有些外國人認爲中國人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我想這是有他們的道理。
我們就要反思一個問題，爲什麼反而在我們自己本土之內，這些天才奇才怪才冒不出來呢。剛纔王老師提到任正非先生，我也想說一句，我認爲他和一般企業家不同的是，他思考的問題，我相信比一般的企業家要高一個層面。比如他經常會談到我們教育的問題，因爲他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教育體系，怎麼能夠讓民族裡的奇才怪才天才不斷地冒出來。中國不是沒有，我認爲這是我們今天最應該反思的。科學家有了成果，他怎麼轉化，美國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1982年的杜拜法案，就是科學家不管拿了誰的錢，不管是學校的錢、國家的錢還是自己的錢，你就可以用專利入股，科學家也應該成爲富豪，你的專利轉化爲產業，賺了大錢，科學家應該分享。我認爲中國的問題很多仍然是制度和體制機制的問題，如果我們真正遵照法治的辦法，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去做，我覺得中國會有一大批了不起的企業家、科學家會冒出來。說實話中國要冒出來一大批像任正非、馬雲，中國過去30多年、40年涌現出來最了不起的就是這批人。這批人改變了中國，其實就是改變了世界。
我覺得核心的問題還是制度體制機制要不斷地改革和完善，把這些人的才華，這些人的能力，這些人的能量，能夠最充分地釋放出來。
主持人：我個人覺得剛纔向老師談到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教育體制機制問題，我們爲什麼沒有誕生像美國那麼多的科學家，偉大的企業家。我們的教育是否存在問題呢，前一段時間我女兒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跟我說，媽媽，我今天的作業太多太多了，而且學科只剩下了語文、數學和外語，沒有其他的時間去操場上玩，甚至沒有時間去喝水，我只能坐在那裡做作業。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我就想問一下張院士，張院士是中國的教育制度所培養出來的傑出的，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領域取得偉大成果的科學家。對於您來說，對於我們中國整個基礎教育的制度，以及中國大學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在整個研究方面，還有在他們思想自由度方面，您看到的是什麼、想到的是什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去做呢？
張建偉：這個話題在今年ChatGPT橫空出世的背景下就顯得格外適時應季，教育應該怎麼應對，迫在眉睫。這也倒逼我們要思考預測未來，答題爲主的應試教育很快就要過時。ChatGPT在各科答題考試超過人類的時間指日可待，所以只學知識點、死記硬背刷題不再重要，通過這類傳統的獨木橋達到脫穎而出的模式，迫切需要得到改革。大模型系統在文本知識的存儲數量，以及知識調用能力，都將大大超出人類，中國傳統的應試教育、分數爲主的機械量化指標的排序模式，到了需要重大變革、和國際更好的融合接軌的時侯了。鼓勵興趣驅動、激發人創造潛能、發掘人類的多模態智能、基於團隊的項目學習方法、學習和AI共存合作的能力等，變成了未來教育的重要內容。
德國大學的學生和中國學生比較重要的區別之一就是，德國的學生多數是興趣驅動的，善於獨立思辯，乃至在家裡也搭建實驗室進行自主研究等等。這類的科學發現和科研的方法，將會在中國會越來越多地涌現，我們應該在培養從孩子到大學生，到科學家的過程中，重新反思用單純數字指標評價的教育形式和整個人才培養的模式。未來通過更加符合人性、激發潛能的模式改革，相信我們的孩子，相信我們的大學生，相信我們的科學家，使得他們能夠基於對科學的熱愛和對整個創業、未來創造的熱情進行學習工作，我覺得現在是最好的轉變時機。
主持人：其實我特別希望孩子們的學習是由興趣驅動的，而不是由分數或者學業成績去驅動的。您剛纔所提到的這一點，我個人也會有一絲絲擔心，我們大家經常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所以要非常全力主要依賴學科教育。未來我們的孩子到底應該如何發展，怎麼樣能真正激發孩子的興趣，無論是對於人文藝術科學的興趣，還是對於其他各行各業的興趣，我覺得讓他們能夠自由地生長、精神的獨立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剛纔向老師還提到一點關於科研成果轉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我也想請教一下張院士，張院士回國之後做了很多博士生培養工作，同時他也積極地參加各種各樣的一些創新創業的大賽，力爭我們實驗室當中的一些科研成果能夠落地轉化，應用變成商品。
然後惠及我們的全人類，還有我們的消費者，這方面您覺得我們中國走在什麼樣的位置？同時我們還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改進？
張建偉： 對科研人員評估評測過分機械簡化、過分頻繁，造成很多科研人員疲於奔命，應付短期考覈指標，使得科研和產業兩張皮的現象一直存在：寫論文爲了完成考覈指標、紙上談兵，做應用的科研人員受益不了論文研究的成果等等。
在國際的一流頂級大學對教授的管理是都具有長期性，給人與十年磨一劍的機會，給你足夠信任感，允許你多年坐冷板凳來鑽研自己覺得重要的話題，信任你作爲一名科學家，會把你的時間、經驗、經歷和熱情都用在有意義、遲早會開花結果的研究上。
另外現在的科學家和整個Enterpreneurship的結合，也是世界著名高校的一個新趨勢。從基礎研究得到的發現，可能幾十年後纔會產生對大衆生活、經濟直接的影響，即使這樣，現在做基礎科學的科學家也能把頂天的科學研究加上降維應用的方法，做科學研究的落地，沿途“下蛋”，這類的成功例子也有很多。
做工程的科學家，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巨大的技術需求時代，如何把自己的研究內容跟社會需求結合起來， “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我想如何把自己的應用價值作爲驗證理論價值的指標，在全世界範圍，尤其是學工科、尤其是從事人工智能、機器人的教授到一起談的是創新的主意、轉化的成就、哪些成果被我們的社會接受或者引領消費等，這類指標現在對我們從事工程科學的，尤其對從事前沿科技的，已經成爲重要的衡量內容。德國高等教育機構多年具有科研和工業界密切的融合的特點：科學和工業深度的互動，包括人才培養、共同研究，多年如一，科研教學對整個國家工業和創新的支撐和提升起到顯著的成效，這類長期的指標是在現在很多大學排名系統中是表達不出的。
主持人：實際上對於德國來說是工業製造的強國，最重要的是他們注重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剛纔您提到無論是基礎研究的科學家還是技術發明的科學家，都必須要有企業家作爲承接的載體，讓我們的科研技術成果能夠進行轉化和應用。其中依賴企業家的冒險精神、組織能力以及企業家的抗壓能力等。
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剛纔王老師也給我們分享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中國纔出現了企業家。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我們在過往取得如此注目的成就，在未來我們如何改進呢？我記得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企業看到了才能造出來，但是我們如何像歐美一樣能夠想到了再造出來呢？”這個中間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我想請王老師節分享一下，有請。
王志綱：我的觀點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樣，我認爲中國未來要往前發展，真正的核心力量原動力是在企業家身上。指望科學家推動太勉強了，其實真正的“變壓器”和承上啓下的角色是企業家，今天正當其時，我給你舉三個例子，這三個問題是走在中國，也在全世界都排第一的三位行業內領軍人物。第一個任正非就不多說了，因爲關於他的事情是暗流涌動。
這個就是一個科技型的應用，科技的最典型的一個企業家。但是這方面在全球都排第一的了，就是他整個推動了整個中國的行業的發展，甚至像上甘嶺一樣，擋住了美國的衝擊。他手下用的科學家用了七萬多人，他是整個中國把中國的開放改革、全球化用到極致的人，很多人都不懂。任正非的他在這美國人沒有發現他的能力的時候，他已經在全世界建立了上百個科學院，聘用了全世界的最優秀的科學家，所以纔有了他，這是第一個例子，企業家集聚科技情懷。
第二個問題是誰？比亞迪，比亞迪只是工程師，他們這些人都沒讀過研究生，工程師基於二三十年的結果換道超車走出了一條新路，新能源汽車。他說我的本事就是“三電統一”，電控、電池、電機，一下子把歐美老外甩得傻眼了，而且比亞迪還有一個本事，我很欣賞他的，我經常講到一個笑話，我說當我們在全中國遍地都是這個是戴安娜等，哪一天老外改名字叫張發財、李富貴，老外的那個樓盤叫張家李家莊馬家河，中國就崛起了。
這個話今天誰把它付諸實踐了？就是比亞迪的王傳福，王傳福把汽車事實上全世界的時候，歐美的時候，他就說唐宋元明清從古看到今，我這個車就是唐就是宋，這就是漢。把汽車事實上全世界的時候，歐美的時候，他就說唐宋元明清從古看到今，我這個車就是唐就是宋，這就是漢。
比如說老外聽中文，我要去唐人街，那你不是說是中國人，我都不帶你去哪個商業學院，誰跟你說，咱們國家花了幾百億去搞什麼，孔子學院被人家全趕回來了，不知道多少錢叫文。人家是悄無聲息地就把中文給輸送出去了，這就是企業家的偉大。
還有就是農業經理人，我覺得這幾個都是我們蘭州大學本科生，一個宿舍的人。他做的這個，我問他你怎麼能走彎道換道超車出來？他說很簡單，就一句話，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當太陽能開始走的時候，我們發現衆多的選擇就是一個水電鍍成本。
當太陽能電池能夠低於一度水電的時候我就可以秒殺全球，最終把這個成本降了90%。所以這就是科技和企業實業結合最佳的典範，而背後的領軍人物都具備了科技的素養，當然還有企業家的才能，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老師，掌聲送給他。在這裡也給王老師帶個貨，王老師新出的一本書《大國大民》，能夠全圖景展示中國不同的省份，還有不同地域在文化、策略、諮詢、城市規劃等，還有不同領域的國民性，大家有興趣可以買回去看一看。
剛纔王老師分享了改革開放40多年前中國企業家身上屬性和特點的變化，比如說78年甚至84年，中國成長起來那樣一批企業家，他們可能學歷不高，但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那麼大的限制，但發展到現在，可喜的變化是將技術和企業家那種開拓市場一往無前精神結合起來的企業家，像王傳福、任正非等代表，他們是中國企業家的傑出代表，同時也讓中國的產品、中國品牌走向全世界。我們不斷強調企業家的重要性，當然也不能忽視基礎科學以及基礎研究來推動整個社會的變革以及技術的迭代。
接下來的問題，向鬆祚老師，我們都知道熊彼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說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這個桂冠當之無愧是要給企業家的。對於您來說，您也在不同場合分享了目前中國極需要的思想制度方面的創新，我們中國未來會走向何方，我們在這樣產業鏈轉移，而中國經濟發展遇到新常態，甚至寒冬的背景下，還有三駕馬車，其中一駕馬車已經啞火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藉助企業家力量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呢，有請向老師。
向鬆祚：我們可以簡要看過去改革開放45年曆史經驗，你看哪些地方經濟好的，就是大灣區，比如以深圳爲代表的大灣區，然後以杭州爲代表的江浙，這是兩個最主要的增長點。這兩個最主要增長點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它的政府比較小，所以它的社會氛圍是支持企業家、保護企業家、愛護企業家的。這個創新，東北爲什麼沒有，西北也沒有，中部要差很多。
我認爲一個社會要形成一個生態體系，這個生態體系會冒出什麼樣的人，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一個生態體系不斷冒出偉大的企業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藝術家，這些人是相互激發、相互影響的。比如說中國有很多企業家，他和科學家、藝術家之間是有非常密切的溝通，不是說這個企業家是單獨長出來的。如果不在一個生態體系里長不出來。企業家很多靈感是來自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我剛纔演講裡講的梅替尼效應（音）。比如喬布斯最崇拜的人，蘋果廣告選擇代言人，選50個，50個代言人裡沒有一個企業家，科學家排第一個是愛因斯坦，當然還有好幾個科學家，還有30幾個是藝術家，他的偶像，包括歌唱家、雕塑家、舞蹈家。你就會發現一個生態體系，不知道它會長出來什麼樣了不起的人物，不知道會長出來什麼樣的人。
我認爲在中國當務之急，我們現在講改革，怎麼改，當務之急就是縱向和橫向的壁壘怎麼打破，什麼是縱向的壁壘？就是官本位，中國對進步制約最大的東西就是官本位，官大一級壓死人，什麼東西都是級別，讓人非常崩潰。學校也是級別，副部級、正局級，學校是產生新知識、新思想，是最大限度彰顯想象力、創造力的地方，搞一個副部級、正部級，副局級，Just ridiculous。縱向地，我們各種壁壘太多了，中國你會發現很莫名其妙，學校裡選課有很多約束，然後互相之間、界限之間有很多的封閉，就是圍牆。中國很大程度上，你會發現是一個圍牆的社會。我這次10月份帶一幫企業家到硅谷去，有些企業家沒有去過。我說你們在這兒感受到硅谷的創新氛圍，第一個就看到硅谷這些大學有圍牆嗎，大學可以隨便去，隨便進。現在中國的大學我進不去。比如我在人民大學，我現在就進不去，沒有什麼校友證、學生證進不去的，這裡反映的是一種心態。
我始終強調的，企業傢什麼時候冒出來，你沒有辦法預測。科學傢什麼時候冒出來，你沒有辦法預測。我們所需要的是共同營造一個富有創新活力的生態體系，這個生態體系必須是自由、開放、多元、包容，只要滿足這個條件，什麼時候冒出一個任正非，什麼時候冒出一個張一鳴，什麼時候冒出一個馬雲，你不知道的。我相信這種人在一個好的環境、體系下會不斷地冒出來，這些人沒有冒出來之前，nobody，沒有人知道的，我相信這種潛在的還有無數。
我們現在暢想中國的未來，未來就取決於我們在體制機制上能不能破除這些壁壘，我們能不能破除官本位，破除圍牆。這個圍牆包括現實中的圍牆，也包括思想觀念上的，可能是更堅實的圍牆，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謝謝向老師，掌聲送給他。其實向老師也是一針見血指出了核心的問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對於張院士來說，我個人也覺得您趕上了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在80年代的時候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到國外去留學，能夠感受到國外寬鬆自由、開放包容的學術氛圍和研究氛圍，我們的大腦沒有受到限制，我們的思想沒有受到限制，在那樣的一種情況之下，我相信也奠定了您後來取得偉大成就的基礎。
對於現在，對於目前學術環境來說，對於中國的基礎科學家以及中國的技術科學家在面對的瓶頸和問題，可以算是問題叢生的環境之下，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呢，應該訴諸什麼樣的解決方式呢？
張建偉：對大學和科學家談Entrepreneurship，不僅僅意味着自己出來全職創業。科學家有自己的使命，開拓科學技術的前沿、塑造人才，培養有技術洞察力、商業敏銳度、執行力、敢闖敢拼的年輕人去創業，而不是自己親自主導公司去掙錢。工程教授在大學，一方面要培養有企業家精神的年輕人去開創未來，作爲新經濟實體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要實現一些重要需求牽引的、0到1的、在現在還尚不存在的創新系統，爲社會、爲產業界來展現未來科科技應用的前景。
未來我們在科學界也應該逐漸脫離“胳膊肘社會”、零和遊戲、 內“卷”的現象，大家應該抱着做大蛋糕的心態，攜手合作，共同開拓科學、融合、技術的邊界，而不是在一個命題作文範圍內大家攀比論文數之量類的單純指標。在這方面，我們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間，國家也逐漸引入新的體制，改變這種現象。
從另一個角度看，工程科學家和應用、 創新創業的深度融合也使得未來的科研能夠被市場、大衆、社會接受，使我們熱愛的科研通過孵化的公司的合作加強深化我們的基礎科學、前沿研發，這種現象應該出現。而學校給的基礎研究資助，國家基金縱向項目等，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爲給你一個種子基金，用其來孵化未來對能產生經濟價值、社會效益的成果，來反哺科研，這種正向循環的形式在中國會越來越多地出現。而實現革命性的技術突破，也需要長期可持續的基礎科學的支撐，比如做出真正的通用機器人需要多種學科的有機融合，除了機電、控制、AI之外，腦科學、心理學、語言學、材料、能源等領域的進展，都會對智能機器人研發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謝張院士的分享。
其實對於我們科學家是否下場創業？取決於我們科學家是否具有企業家的精神，是否具有冒險的精神，是否有團隊管理協作以及組織能力，是否有創造性，我相信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的深度融合一定會對推動人類經濟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我們也知道博爾頓和瓦特的合作，包括像GP摩根和愛迪生之間的合作，爲我們人類文明帶來了很多進步以及產生更多的思想火花。今天圓桌對話環節三位嘉賓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分享了他們對於我們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以及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如何更好融合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我個人認爲，就像開幕式說的預見未來的方式就是要創建未來，在本站未來大會的舞臺上，我們立足於搭建一個平臺，給企業家和科學家搭建一個分享前沿洞見的舞臺，也希望所有嘉賓通過圓桌對話，通過本站未來大會的舞臺給大家汲取靈感。
最後邀請臺上的三位，對未來做一個簡單的展望，同時也給所有的嘉賓和粉絲朋友們送上祝福，有請。
向鬆祚：未來一切取決於知識創造，我們現在是知識資本、知識企業家，所以未來一個國家民族有沒有前途，我認爲最核心的是取決於教育體系。
主持人：謝謝向老師！有請王老師。
王志綱：未來已來，要迎接全新的時代，根本上認知上就是一場革命，我們所犯的任何錯誤、任何侷限、任何問題都是認知上的問題，特別是很多教條式的思想、禁錮人的思想。所以現在一切怎麼綻放思想的問題？綻放思想建立了一種跟未來相吻合的認知觀，也就是站在立體、生態的角度看這個時代，我們就會獲得主動權。
主持人：有請張院士。
張建偉：人工智能、機器人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賦能技術工具，不是未來我們追求的唯一目的，它們需要落地真實物理世界，創造價值。科學家、企業家、創業者、法律倫理者等要通力合作，用智慧來駕馭它們，使其爲幫助我們人類增強能力、改善生活質量、增進和諧社會更好地服務。
主持人：其實我個人認爲知識增量並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王老師所說的認知迭代纔是推動人類歷史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原動力，我們也希望未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並且調速換擋以及新舊動能轉換的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的科學家和企業家能夠真正攜手強強聯合，爲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今天也非常感謝三位。
文/趙芙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