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歷史之流看中華——跨越甲午龜裂 急速靠近（四）

赴日汲取西洋知識

爲何留學日本能「有效」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就張之洞的看法，他認爲日本與清國不只距離相近，也同樣使用漢字，因此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最重要的是，日本早已咀嚼過西洋龐大且複雜的學問，已經幫清國加上了解釋。

站在變法最前線、引導着衆人的康有爲、梁啓超等人，也思考着相同的事情。未能成功發動變法的梁啓超，在逃亡到日本後，使用了自己創造的「和文訓讀法」（即只憑簡易日文文法，按漢文訓讀體的一些漢字以中文文法顛倒讀之、推其大意來解讀日文），集中翻譯了西洋及日本的各種社會科學論述，並透過他自己創刊的《新民叢報》，向世人宣稱變法是個不可推遲的緊要課題。

梁啓超在以《變法通議》爲題的文章中，更舉出印度、土耳其等國家正因爲是「守舊之國」，所以才走上了成爲英國領地、被列強蠶食的命運；而越南、緬甸、朝鮮（原文爲高麗）等「中國的藩屬國」，則「染上不良的風氣，爲政治帶來弊害」。透過這些例子，他鮮明地表示出，若不能自行求變，恐將陷入何種後果。接着，梁啓超以幾近「法則」的方式，說明如果要避免那樣的未來，就必須向「成功『自變』」、「奪我琉球、割我臺灣」的日本學習才行。

就這樣，即使日本的近代與中國的近代，產生了侵略與抗爭等難以抹滅的問題，但兩者終於在明治維新、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基本價值上有了共識。日本與近代中國之間的問題，即是兩個對西洋抱有相同煩惱的後進國家，在競爭優劣與地位先後上的問題了。在這之後，當義和團事件，清末新政（改革）廢止科舉制度，以及日俄戰爭等重大事件發生時，就會有大量追求自強的留學生前往日本，汲取西洋近代知識。

然而，在慈禧太后剛成功發動政變後的北京政界中，因爲變法動搖了既有的儒學社會以及滿洲人的立場，後者的反彈，使得排斥西洋的風氣瞬間高漲。

而彷彿正好在呼應該動向般，華北一帶的不穩情勢也日益升高。當時，黃河流域受到氾濫侵襲，產生了無數難民，人民窮困的程度日趨惡化。另一方面，自列強進口的棉製品、燈油等日用品滲透市場，造成經濟上的巨大落差；痛切感到彼此差距的人們，將不滿指向了外國傳教士，造成國內頻繁發生傳教士、教會遭遇危害的事件（教案）。

日俄戰爭的衝擊

最終，在社會充滿不安的時期裡，出現了一羣學習過拳法、武術的農民所組成的自衛集團。他們不只向《三國演義》或《西遊記》等通俗小說裡登場的角色，或者是向道教神明尋求救贖，而且還用一種催眠術，堅信自己「刀槍不入」、乃是不死之身，從而不斷在華北一帶進行排外暴動。此即義和拳，也就是後來的義和團。

他們和史上大多數的農民叛亂並不相同，並非爲了打倒當政者而引發暴動，而是打着「扶清滅洋」的目標，在幫助清國的大義名分下，襲擊教會與基督教徒。故此，如何定位義和團的行爲，便成了慈禧太后和當時的官員頭疼的一大問題。

若要在此時推動排洋政策，高舉着「扶清」旗幟的義和團便相當可靠。且清國因爲甲午戰爭，遭到了難以彌補的財政打擊；要壓制各地頻起的其他叛亂，就不得不依賴地方軍事力量（團練）。那麼，是不是隻要在適當的時機下拉攏義和團，並且爲他們的行動，給予一個國家的許可就行了？但另一方面，此時的清國早已是由各個主權國家所構成的國際關係中的一員。即使列強的壓迫從未遠離，但是徹底遵守國際法、保障外國人的合法權益，不也是保住自己的國際地位不可欠缺的行爲嗎？

就這樣，北京的政界在如何處理義和團的議題上完全分成了兩派。長期身爲李鴻章的部下，並在華北地區有着絕大影響力的袁世凱，則站在支持變法以及強化清國與西洋列強之間關係的立場，打算徹底鎮壓義和團。後來，義和團以更狂暴的氣勢破壞教會、鐵路、電線等來自西洋的物品，當他們於一九○○年春天抵達北京後，軍機大臣更視義和團爲「義民」，歡迎他們的到來。最終，慈禧太后支持了義和團，並向列強宣戰，使得位於北京的各國公使館轉瞬之間就遭到義和團包圍。

面對這前所未有的事態，列強組織了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兵力有一半爲日軍），對列強的軍事力量感到恐懼的慈禧太后，不得不用近乎是「綁架」的形式，帶上光緒皇帝逃往西安。最後於一九○一年簽訂和約，也就是《辛丑和約》（日文稱北京議定書）。和約中，清除了被要求支付遠超過甲午戰爭賠償金的四億五千萬兩，還須在北京劃定公使館區域；爲了保證外國使節能在北京與天津港口之間的自由往來，更被迫承認各國軍隊的駐留。這條允許日軍派駐北京（後來的北平）及天津的規定，也爲之後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日中兩國軍隊爆發衝突的事件埋下了伏筆。

就這樣，自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以來迅速成長的排外、保守派完全失勢，要公開正面反對變法、自強也變得相當困難。於是在一九○一年以後，清國開始了由上而下，從教育、立憲、軍事三方向改革的全面近代化運動──新政。就結果來看，這個運動推動於清末，因此被稱爲「清末新政」（或稱晚清新政）。不過，與戊戌變法相比起來，清末新政最初的推動並不快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