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迅速萎縮，將成爲全球面對的最大挑戰！

你有幾個孩子？

前言

1959年5月4日，周總理在接見《大公報》記者時說：

“中國人口多，任何時候要算兩個賬，一個是把生產增加的數字除以6.5億，數字就不多了；一個是把每一個人多吃的數字乘以6.5億，數字就不小了。”

可以說，這段話的本質核心，直指一個困擾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重要戰略問題——人口。

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尚有1931萬（修訂後），2022年我國出生人口僅有956萬，直接“腰斬”；

2020年、2021年我國生育率尚有1.3%、1.17%，而到2022年的統計公告我國生育率竟然爲-0.06%。

難怪聯合國都發出疾呼：

“擁有龐大消費市場和生產動能的中國一旦人口迅速萎縮，將成爲全球重大挑戰。”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口問題”？今日我們一同探討。

一、所謂“計劃生育”

計劃生是。

從字面上看，“有計劃的生育”是這個詞原本的意思，並非中國一國獨有，實際上中國是個後發國家，近代人口學發展較爲緩慢。

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有西方人系統的提出了計劃生育。

1912年，美國人瑪格麗特·桑格親眼見證了懷孕過18次的母親五十歲不到就離世之後，幡然決定終生獻給計劃生育。

在當時屢遭美國時任政府打擊、逮捕，可隨着時代的變化，卻得到了大資本家的支持。

1921年她建立了美國生育聯盟，開始向全世界推廣計劃生育。

當時的英、美、法等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人口出生率不斷驟降。

以美國爲例，生育率從1850年的5.7降到1900年的3.8，再到20世紀30年代的2.2左右。

人口成爲了一個“問題”，優生學和計劃生育成爲了一段時間內西方人口學家的“愛好”。

但要知道計劃生育不只是包含“減少生育”，也包含了“增加生育”。

在這裡我們還要補充一個常識，一男一女兩人最少生兩個孩子才能保持種羣正常發展。

再加上孩子的養育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意外，因此正常的世代更替生育率爲2.1%。

隨着人口學的發展，計劃生育逐漸變味。

殘忍的西方人認爲要達成“上等人多生，下等人少生”、“本國人多生，外國人少生”的目的，需要通過計劃生育來達成。

這樣荒謬的言論，居然刊發在全世界最權威的科學期刊上（《科學》26 August 1932）。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跡象表明，西方某些團體通過糧食價格、思想洗腦等方式在操控發展中國家人口問題。

而在新中國這邊，一般認爲第一次提出“控制人口”者是馬寅初。

1907年馬寅初作爲大清朝官派留學生，到耶魯大學學習，隨後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回國後擔任北大等名校教授。

正是在留學這段時間，他接觸到了西方人口學。

1960年，他寫下《新人口論》，雖然其中有些觀點現在看經不住推敲，沒有看到隨着社會變化，人口出生率會自然下降。

但在六十年前毫無疑問是跨時代的，尤其是其中“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這一觀點，放在今天仍不過時。

但其中一些看法也爲後來埋下了一定隱患，客觀製造了許多問題。

中國計劃生育的源頭出自這裡，雖然如今計劃生育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我們仍然不禁想問，客觀的看，人多究竟是好是壞？

二、“人口”是天賜的禮物

人口，狹義上說是人的數量，今天我們還增加了人的質量的含義。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人類存在和發展無外乎兩點：

第一點是物質再生產，而第二點就是人口數量的發展，國防、政治、經濟、文化都需要大量的人口做支撐。

如果沒有人了，誰去守土衛疆？沒有人了，從哪裡來的國內大市場，內循環？沒有人，從哪裡來的文化再生產？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前提，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發展根本就無從談起。

在封建歷史上，人口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重要性與土地並駕齊驅。

古代社會兩條傳統政治路線，用武力征服，獲得更多人口的叫霸道；用政策吸引懷柔，獲得更多人口的叫王道，都與人口息息相關。

封建戰爭、農業耕作甚至是漁獵放牧，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到了近現代更是如此，人口推動經濟增長，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亞當·斯密說：

“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居民數量的增長。”

而經濟基礎理論中的四大環節，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起點和終點都需要人來完成。

人口的增多使得許多崗位以脫產形式出現，例如專職的科學家、教育學家等。

科學家又創造新的關鍵性科技，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和普通居民的生活質量。

在古代，關鍵性科技是造紙術，是鍊鋼法，是世界作物的傳播；在現代，是互聯網，是人工智能，是人造太陽。

這些都依賴於大量的人，世界上科技強國往往都是人口大國，世界霸主的易位也往往和人口相關。

美籍華裔人口專家易富賢認爲，兩次出生高峰奠定了美國強國的地位，而曾經世界第二、GDP佔到美國74%的日本緣何在2022年連德國都不如了？

正是超低的生育率及其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口多自然是好事。

三、某些時候，人口也是“沉重的負擔”

前文說了那麼多人口多的好處，可這有一個前提，是在生產力極大提高的工業化之後。

在封建時代，由於戰爭動亂、自然災害等原因，人口不可能超過土地的自然承載量。

糧食與人口的關係就像西方經濟學中提到的“無形的手”一樣，會自然形成平衡。

雖然，這是以飢餓和死亡爲代價的平衡。

而到了近現代，情況大爲不同，人們不會再允許大規模的飢餓出現，核武器的發明也使得曾經大幅減少人口的戰爭發生概率越來越低。

新中國剛建立時，由於戰爭帶來的創傷太大，第一波嬰兒潮順勢到來，當時國內主流觀點是“衆人拾柴火焰高”、“英雄媽媽”。

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

令人詫異的是，僅僅過去了四年，中國總人口突破了6億，比四萬萬人的1949年多了一億多人。

如果只考慮生育問題的話，那便是20%的超高生育率。

在這個時間節點，已經有學者在內部討論，是否需要進行人口政策干預，可那時的新中國還太稚嫩，國防、政治、經濟的議題遠遠重要於人口。

同時，新中國一方面要三線備戰，一方面要收拾晚清以來的爛攤子，工業化非常吃力。

明、清錯過了西方國家向外擴張、血腥進行資本積累的階段，就只能依靠汲取國內工農業剩餘。

到1956年前後，過多的人口沒有工作，成了一個大問題。

尤其是城市青年，農村青年無論如何只要有土地就能生活，城市不同，各項生活資料必須通過購買和票卷兌換。

於是，偉大的毛主席發出號召“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爲”。

一時間廣大青年下到農村基層，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暫時解決了人口過多帶來的問題。

時間來到六七十年代，新中國同時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那時的中央有心實施計劃生育，卻沒有這個行政經力，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卻在不斷攀升。

尤其是爲了保證國防安全，人口以戶口爲羈絆，以集體制大公有生產方式生產，國家發展不快，個人生產效率不高。

我們常說人才、資金、技術自由流動才能推動發展，人才都不能流動，談什麼技術和資金呢。

以此爲背景，1982年，黨和政府正式將過去幾十年的人口工作彙總成一個名詞——計劃生育，並在十二大後將其寫入憲法，成爲我國基本國策。

以此爲前提，直到2010年前後，我國出現了80後、90後獨生子女羣體，在世界上也頗爲少見。

四、跨越人口陷阱

2000年，我國人口約12.66億，總和生育率1.22降至世界最低水平，2010年則爲1.18。

我們前文說過，正常保證代際更替必須有2.1的生育率。

事實上早在三十年前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時候，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就只有2.31了。

曾有部分所謂人口專家鼓吹：

“不能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否則生育率會迅速攀升到5甚至6。”

可事實上呢，2013年單獨兩孩政策開展，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開展，2021年迅速放開爲全面三孩政策。

所謂的多胎生育意願僅僅4、5年就釋放完畢，現在的人口生育率正一路向下狂奔。

當下社會面對的最深遠也是最複雜的難題，就是人口出生率降低，及其帶來的更可怕的危害——人口老齡化。

中國人向來尊老愛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但我們也必須知道，一個全是老人的社會是沒有希望和未來的，日本已經給我們做了一個“極佳”的示範。

老齡化是怎麼讓一個國家發展了三十年，回頭看各項指標竟然大幅下降的。

面對這種情況，國家也高屋建瓴的進行了及時的部署。

一方面打擊天價彩禮，移風易俗，降低婚配成本，提高結婚率，才能提高出生率；

一方面加強宣傳教育，爲廣大青年樹立正確婚戀觀、生育觀；

一方面徹底貫徹落實“雙減政策”，降低孩子養育成本，做好結構性、差別化教育，提倡職業教育；

一方面出臺相關鼓勵政策，用實際行動鼓勵年輕家庭生育。

接下來，在社會化撫養、勞動者權益保障、人口流動等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只有通過多管齊下，才能跨越“人口陷阱”，讓我們的民族邁向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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