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建章真的知道攜程女性要什麼嗎?

攜程的政策致力於減輕女性生與養的負擔,但接觸多位員工後,我們發現它並沒有完全解決女性在生育後的職場安全感問題。

在很多公司,女性生育迴歸後很難晉升,很多時候連原有的崗位都可能都保不住。攜程也沒成例外。

樑建章作爲一個男性成功企業家,站在社會更高的階層,他有自己的盲區,但一個企業做些什麼總比不做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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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邊上掛着三個小孩,他們正看着座位上的人打遊戲;遠處餐檯上,在媽媽的注視下,一個更小的孩子在有一搭沒一搭地吃飯。

隔壁更歡樂一點,幾個上小學年紀的女孩在玩桌面足球,其中一位爲了用力轉動“足球運動員”的操作杆,猛地跳了起來。在她們旁邊,幾個年輕人在打桌球,空氣中響起清脆的撞擊聲。

這是中午時分,攜程集團在上海長寧的辦公區。

2023年開始,攜程通知全體員工,寒暑假可以帶娃來辦公室上班。手續也不復雜,籤一個《告知書》,在前臺領個手環即可。

如果你恰巧在七八月份來訪攜程上海總部,你還可能看到趴在桌子上寫作業的孩子,或者在工位上追跑打鬧的孩子。

支持帶娃上班只是攜程衆多鼓勵生育的政策之一。

2015年開始,在創始人樑建章的推動下,攜程集團在內就逐步加碼鼓勵生育的政策:

爲員工提供零利率的 “超生罰款”;

爲女性管理人員提供 10 萬~200 萬元及 7 天年假;

給女性高管提供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

給懷孕員工發 3000 元的生育禮金,懷孕時打車有補貼。

2023年,攜程還宣佈給生孩子的家庭直接發錢,每生育一個孩子補貼一萬元現金,直到孩子滿 5 週歲。攜程當時對外宣佈,未來計劃投入10億元補貼,用於激勵員工生育。

琳琅滿目的政策,真金白銀的投入,但女性在其中的真實體驗如何?

前攜程女員工阿玲(化名)回憶她從懷孕到生育的全程——產前,她的確感受到了友好的照顧,比如每天 50 元打車報銷;中午可以申請孕婦休息室。她因產檢出風險,醫生建議臥牀待產,產前還申請到了兩個月帶薪病假。

她也算幸運,遇到了一位剛有小孩的上級。推己及人,這位上級對她頗爲照顧,在工作安排上,爲她分配的也是長期且不緊急的任務。

但隱患此時就已經埋下。發現懷孕時,她正要準備晉升彙報,上級勸她主動放棄,她考慮再三把機會讓給了別人。

4個月產假後,當她迴歸工作時,事情變得更加糟糕。這位曾經體諒她的上級,爲她安排的是邊角瑣事;職場空白期裡,沒有跟緊的人事關係也在加速她的邊緣化。這一年她成爲了背最差績效的人。

客觀上,一個剛出產假,仍在哺乳期的女性精神狀態的確更差。3個月以前的嬰兒需要每3小時哺乳一次,6個月以前的嬰兒難以整晚入睡,這意味着媽媽也難以有完整的睡眠。

產假也並非真正的假期。對多數生育的女性來說,另一半隻有15天陪產假,哺乳、照顧孩子主力仍在自己,128天與其說是假期,不如說是另一個工作。

阿玲說她晚上需要起夜多次哄孩子,凌晨1、2點才能入睡,早上8點又必須起牀上班。爲了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她也仍然保證着9小時的工作時間。

幾乎殫精竭慮,但生育後,她在職場裡仍步步後退。

一些隱形的歧視仍然存在。阿玲過去是業務主力,並不甘於只在邊緣業務打工,當她嘗試申請做更重要的業務時,被上級拒絕,理由是她可能沒有精力顧及,哪怕她極力表現,保質保量,但機會已經在上級的預判中溜走了。

攜程有諸多產前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對女性的產後處境關注不多。阿玲兩年前生育,當時攜程的哺乳室還只是茶水間改造的,“就加了一個簾子,很簡陋,大家在裡面吸奶特別尷尬。”

對女性產後職業危機的干預更無從提起。阿玲迴歸後的被邊緣化,想爭取重要業務而不得的情形,並沒有通道可以反饋。

攜程有居家辦公的制度,但能否申請居家辦公,哪一天可以居家,權限也都在業務負責人手上。阿玲曾因照顧孩子想申請居家,但她所在業務部門負責人說,“我們不搞這套”,她也不敢再提。

生育成爲女性職場障礙這件事在攜程並沒有被真正解決。

阿玲對比自己與一位剛有孩子的攜程男員工,他們的職業曲線是截然相反的。

她曾經與這位男性競爭,倆人同爲組長,先後各自有了孩子。但懷孕後,她放棄晉升,產後又被邊緣化,最後因請事假被裁員。

而這位升級爲父親的男同事,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反而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時間而受到重用。

阿玲已經離開,但她有相熟的女同事還在,對方高齡剛生完孩子,領了1萬元獎金,但一聊起來就憂慮,“天天都擔心被裁。”

02

本質上,攜程集團的政策是對一個生育者/已婚家庭的刺激、激勵,其出發點並不是女性視角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營造女性友好的環境。

其中的差異在於,如何看待女性,如何看待生與育的責任,以及如何看待人。

這可以從攜程創始人樑建章的公開發言看出端倪。接受《人物》採訪時,他稱,“單身女性整體教育水平其實是社會中的精英,她們如果不生孩子的話,不管是質量還是數量,對社會都是很大的一個負面影響”。

又說,女性的壽命更長,生兩個小孩可能影響兩年,但總體職業生涯並不會比男性短;他還覺得,連續生兩三個孩子有規模效應,因爲平均成本會降低。

在他的視野裡,女性被當做生育的主要責任人,而不曾試圖反思男性在養育中的缺位,有讀者評論他,“一提到人口問題就只想着從女人身上找答案……這種思維,生育率持續下降是無解的。”

很多女性都在呼籲給男性放產假,即在生產之後,讓男性更多地參與到育兒中,讓女性真正得到休息,也減輕女性迴歸職場後被歧視的概率。

一家企業當然難以改變長期形成的性別分工慣性,但攜程似乎也沒有試圖去反思這一點,樑建章覺得解決生養育問題,仍是解決女性問題,解決女性養育成本的問題——攜程並沒有給男性相關的生育政策。

這導致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即便只是在攜程這個小環境裡,女性員工越被鼓勵生育,與同級別的男性相比,其職場競爭力可能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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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攜程這家集團最初鼓勵生育的動機。

創始人樑建章在 2011 年以前,是一個成功企業家。2011年後,他更願意對外輸出的是他的人口觀點。他註冊微博時,先註冊的ID是“樑建章-關注人口問題”;兩年後,才又建了個新號,叫“攜程樑建章”。

“攜程樑建章”已經 3 年沒更新,幾條微博還停留在 2021 年初,關注人口問題的樑建章則以周更的頻率在發微博。

今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這一天,樑建章發了一篇長文,呼籲政府給家庭發錢。他說,“如果把錢發給了家庭,就可以通過家庭消費直達實體經濟,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縮的作用。”

沒錯,樑建章的算的都是經濟總賬。他不向個體催生,很多工作在推動公共政策的變化,希望用財政和公共設施建設的變化,讓社會承擔社會該有的責任。

但他的視角仍是企業家式的。

2007年,他辭任CEO去斯坦福大學讀經濟學博士,想做經濟類的學術研究。學校在硅谷,他很自然也把“創新”當做重要研究課題,之後又發現了人口與創新間的關係。當時中國還在推行“一胎”政策,他覺得自己有使命和責任去扭轉“人口等於負擔”的觀點。

2018年,他在新浪財經發過文章,結論是“在老齡化嚴重的國家裡,平均創業率較低,而且各個年齡段的創業率均較低。”

操心中國人口問題的樑建章,出了幾本書。最早是呼籲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寫了《中國人太多了嗎?》(2014年再版,名字改爲《中國人可以多生!》)。此後則是論證人口的價值,鼓勵生育,出版了《人口創新力》、《人口戰略:人口如何影響經濟與創新》等書。

他的新書《人口戰略》中,核心的論點也是,一個國家的創新力 = 人口數量 × 人口能力 ×(內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其中人口數量即規模效應,人口能力即老齡化。

樑建章說,企業家會更容易理解爲什麼人多是個好事,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對人口問題都有盲區。

但他作爲一個男性成功企業家,站在社會更高的階層,也有自己的盲區。

他討論人口問題的出發點始終是國家競爭力,是人口數量對社會創新的影響,高屋建瓴、看不見具體的人。

最能體現樑建章人口觀點的是他經常舉例的天才誕生機率。他認爲,一千個人裡出的天才和一萬人裡出的天才是不一樣的,所以要多生。

人在這個語境下變成“耗材”,源源不斷出生的人羣則是被作爲篩選出優質人才的一個巨大分母。人在這裡不是目的,而成爲一種管道。而女性生育的代價則被輕描淡寫了。

但,不論發心,一個企業做些什麼總比不做要好。

攜程的生育政策在整體生育率斷崖下降的大背景下顯得杯水車薪,但也算可貴。對決定安定下來,決定生育的員工來說,至少在攜程這個環境裡是被鼓勵的。

我們接觸的攜程女性都肯定公司做出的一切,但她們還有期待:產後更長的適應期;更完善的職業通道;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能實現以上所有的組織制度。

而這些問題,被意識到、被提出纔有解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