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霞 | 儒兵之間：南宋詞臣綦崇禮《兵籌類要》初探

摘要：南宋儒學詞臣綦崇禮著有《兵籌類要》一書，現存十卷，是一部兵學著作。綦崇禮以儒士身份撰寫兵書，體現出宋人“以儒論兵”的典型特徵：其一，立足儒家經典，提出文武並重與“義戰”觀；其二，在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下，對君王“御將之道”與將臣“爲將之道”提出要求，樹立了儒者“知兵”的典範；其三，用儒家經典詮釋兵學理論。《兵籌類要》一書立足儒學思想論兵學得失，具有濃厚的經學氣息，實踐意義有限，但仍不失爲了解宋儒論兵風尚及古代兵學儒學化傾向的代表，具有較重要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綦崇禮 《兵籌類要》 以儒論兵 兵學儒學化

文章出處：《孫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簡介：劉春霞，廣東開放大學（廣東理工職業學院）副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訪問學者。

南宋儒學詞臣綦崇禮著有兵書《兵籌類要》十卷。綦崇禮以儒士身份撰寫兵書，在儒學思想視域下觀照兵學，體現出宋人“以儒論兵”的典型特徵：其一，立足儒家經典，提出文武並重與“義戰”觀；其二，在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下，對君王“御將之道”與將臣“爲將之道”提出要求，樹立了儒者“知兵”的典範；其三，用儒家經典詮釋兵學理論。綦崇禮以儒臣身份研習兵學，與北宋兵興以來儒士論兵傳統一脈相承，體現出強烈的現實幹預精神，其後的事功學派與之有相通之處。《兵籌類要》一書立足儒學思想論兵學得失，具有濃厚的經學氣息，實踐意義有限，但仍是宋儒論兵風尚及古代兵學儒學化傾向的代表，具有較重要的文化意義。

一、《兵籌類要》：儒臣的兵學著述

綦崇禮（1083—1142）字叔厚，一字處厚，世代爲高密（今屬山東）人，後舉家徙北海（今山東濰坊），世稱北海先生。他是南宋初期重要的翰林詞臣，《四庫全書總目·北海集提要》中稱其“平生以駢體擅長”，與汪藻、孫覿並稱於世。南宋文人是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學術主體的複合體，綦崇禮是活躍於政壇的文人儒士，身兼文人、學者、官吏多重身份。現存詩文合集《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其中包括《兵籌類要》十卷。

《兵籌類要》十卷，分二十門，包括二十篇文章：《廉正篇》《至公篇》《器識篇（志大意廣附）》《志氣篇》《忘身篇》《忘家篇》《誠感篇》《族屬篇》《家貲篇》《譽望篇》《知將篇》《薦舉篇》《君命篇》《禮貎將臣篇》《內御篇（奉上附）》《學古篇（不學古附）》《儒學篇》《鎮靜篇》《決水篇》《火攻篇》。內容涉及君王御將之道、將帥爲將之道，將軍才略器識之養成、用兵技巧策略等。綦崇禮在書成上奏高宗同時上呈《進兵籌類要表》，其中言《兵籌類要》“凡十萬言，分百餘門”，可知現存十卷僅爲其中部分。《欽定四庫全書考證》稱：“按表（指綦崇禮《進歷代兵籌類要表》）中雲凡十萬言，分百餘門。今永樂大典所載不及其半，或後人有所刪汰，故其數不符。”詳考《兵籌類要》十卷，不難發現該書雖與原作門類、字數出入甚大，但體例完整有序，門類編排邏輯嚴密，每一篇內容完整，不似殘佚散亂之作，應是《兵籌類要》的精要部分。

《兵籌類要》一書成書應在紹興二年（1132）至紹興四年（1134）之間。四庫館臣稱“乃其在翰苑時所撰進”。紹興二年二月，綦崇禮以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七月除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九月，除翰林學士。紹興四年七月以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終於寶文閣學士。綦崇禮以吏部、兵部侍郎兼直學士，負有一項重要職責，即整理燼於戰火中的歷史典章制度。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引李益能《綦崇禮行狀》道：“綦北海先生崇禮當維揚兵革之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公爲吏部侍郎，熟於典故，衣冠調集及朝政沿革，漫無成案可考，公依據該審，徐出一言以決之，吏不得容其私。公所建明，悉著於令，自是省曹除授，皆有案驗。”典籍的整理，無疑使綦崇禮掌握了全面系統的有關軍事典制與兵學理論的材料。這正是促成《兵籌類要》產生的重要契機。

《兵籌類要》是一部兵學著作。《宋史·藝文志》在著錄時將包括《兵籌類要》十卷在內的《北海集》六十卷置於《宋史·藝文志》“集類·別集類”，故未能引起學界關注。《兵籌類要》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別集”，與被《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子類·兵書類”的張預《集註百將傳》相類。

首先，從撰寫體例與內容來看兩書一致。張預《百將傳》選取上自周齊太公，下至五代劉詞名將百人，對其用兵事蹟加以述評，並以事例和兵學理論互證。在爲每一名將立傳時，“先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參校其得失”，籍以證明“《孫子》之書，不爲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立功名者，豈無法哉？”綦崇禮稱《兵籌類要》編撰體例與方法道：“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於篇。凡十萬言，分百餘門，號曰《兵籌類要》。大抵敘事正體，以類相從；或以世次爲先後……”通過“以類相從”“以世次爲先後”的方法，“採擇兵法，配以往事”來編排，亦是將歷代史傳中關於君王御將、將帥統兵作戰方面的事例與《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尉繚子》等兵書互爲參證，從而使君王將帥通曉御將用兵之得失並有所取法。既使古代兵學理論具體化形象化，又使其所論述的兵學觀點有所依據，更適應武將的理解接受特點。所不同者，張預《百將傳》以《孫子兵法》爲宗，綦崇禮《兵籌類要》取法經典要廣博得多，不僅依據兵學經典立論，還廣泛徵引《論語》《孟子》《荀子》及《春秋》《左傳》等儒學經典及史傳作品爲論據。

其次，張預《百將傳》是綦崇禮《兵籌類要》一書寫作的直接動機。綦崇禮稱，正因爲有感於張預《百將傳》對歷史上“握兵制勝爲王牙爪者”的記傳有失偏廢，爲了使“遇敵制勝”之術“鹹有所考”，所以決定寫作《兵籌類要》。

二、以儒論兵：儒學思想對兵學思想的統攝與融通

《兵籌類要》一書具有儒士論兵的典型特徵：從儒學視域觀照兵學思想，將兵學思想納處到儒學理論體系中，體現出儒學思想對兵學思想的統攝與融通。

首先，以儒家經典論述文武並重的觀點，主張德治仁化而不可廢馳武備，認爲戰爭有存在的合理性，強調“義戰”觀。

綦崇禮認爲國家立國之根本，在於文武並重。他在《進歷代兵籌類要表》中道：“臣聞《易》以事爲蠱，《爾雅》以業爲危。由是知天下之理，不可保恃。所以貴乎預備不虞也。夫除戎器於萃聚之時，厲士兵於季秋之月。舜則舞於兩階以格有苖，而幹舞有所不廢；成王則政成徳備之後，將陟禹之跡而詰其戎兵，不敢忘也。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功。則有國家者， 誰能去兵？”“舜舞”語出《尚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幹羽，古代舞者所執的舞具，文舞執羽，武舞執幹。幹羽，亦作“干鏚”，後以“舜舞干鏚”喻以德化仁義服人。“陟禹之跡”語出《尚書·立攻》：“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說明成王不廢武事，在“德備”的基礎上進行武備建設。綦崇禮藉此一方面強調文德之治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認爲聖人治國“不可去兵”，得出“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功”的結論。他對此進一步論述道：“夫歌鄉樂者舞不忘於酌；舞《大武》者，朱干玉鏚，不忘於尚徳。則聖人之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並重的觀點，是其《兵籌類要》一書的核心觀點與立論基礎。

綦崇禮在“文武並重”觀的基礎上，指出戰爭有存在的合理性，強調“義戰”觀。綦崇禮通過舉例論述戰爭有“正之體”，爲戰爭的合理性正名。《君命篇》引《春秋左傳》事例：“隱公十年，公敗宋師於管。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於是乎可謂正矣。’”緊接其後有一段議論：“以王命討不廷，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出於“以王命討不廷”的戰爭屬“正之體”，是《詩經·出車》中所推美的行爲。《忘身篇》道：“臣聞夫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夫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然則以仁義用兵者，奚身之計乎？”引用孔子、孟子、荀子經典觀點，說明戰爭出於“仁者”“義者”，是“惡人之害”與“惡人之亂”，是爲了“禁暴除害”，並非爲了爭奪天下，爲戰爭的合理性找到依據。綦崇禮立論的觀點是用兵，所引用的論據卻是儒家經典，是典型的儒學思想體系下的戰爭觀。

其次，在御將之道方面，綦崇禮從儒家倫理綱常出發提出君王以義制命、“禮貌”將臣使將臣“盡心”“誠意”的觀點。

綦崇禮從天下綱常大統的角度，論述君王應以義制命，將臣以信相承。如《君命篇》篇末論道：“《春秋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下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夫命，上以義制之，下以信承之。以整六師，以誅不義。”又在《族屬篇》中論道：“古之善養兵者，相親以恩，相結以誠。與之安與之危，惟所用之，往無不利。荀卿所謂：如子弟之衛父兄也。彼以義合者如此，況與我同父者乎？”他在《內御篇（奉上附）》引《左傳》道：“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古之命將出師，授之成算而爲將者，欽承威命而不敢違。其知此道歟？”

《兵籌類要》專設《禮貌將臣篇》一篇，論述君王御臣以“禮”的重要，認爲君王以“禮”御臣，將臣則“樂盡其心”：“臣觀《鹿鳴》：文王所以燕羣臣，嘉賓而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所同。必待徳意之厚，禮文之縟，然後得盡其心。……故禮貌大臣，所以盡其節；狎侮君子，則罔以盡人心。況夫將者民之司命，時之安危，國之榮辱系焉。可不厚禮以責其効乎？”“盡心說”很顯然化用於《孟子·盡心》之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綦崇禮套用儒家經典“盡心說”話語論述將臣行爲，不惜改變儒經原意，體現出其兵學之論突出的儒學視角。

綦崇禮認爲君王御臣有道，將臣事君以“忠”“誠”；君臣遇合，則可感天動地。他在《誠感篇》中論道：“人臣事上，莫過乎忠。忠則不欺，故可以動人，可以感神。《易》言王明，並受其福；《詩》以靖恭正直，爲神介之福。蓋謂是也。”精誠所在，天地爲之感動佑福：“天人之應，甚於影響。況夫將天威逖王慝，伐罪弔民，則精忠所格，其應爲如何？”他引《尉繚子》：“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術。”（此一條作者引曰“《孫子》”，誤）認爲忠誠之心，可以感動神明，並獲得違反自然常規的戰爭效果，“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耿恭屯金蒲城，穿井五丈不得水。恭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井泉涌出。”“誠意”說源出《禮記·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綦崇禮將儒家的“正心誠意”說與兵家的“精誠神明”說糅合在一起，引用儒家經典對戰爭中的君臣提出要求，又在儒家天人交感思想觀照下引述戰爭史例作論據，體現出儒學思想與兵學思想的融合。

另外，在爲將之道方面，綦崇禮樹立了飽讀詩書、決勝千里的“儒者”而“知兵”的典範。

《兵籌類要》中專列《儒學篇》一門，集中列舉以儒者身份習兵、知兵、用兵的典範形象，表達了對儒者“知兵”之將帥的高度讚賞。一方面，這些將臣都是飽學儒術之士，他們重視儒學禮樂敦教，並身體力行之：“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徳，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孫瑜好樂墳典，雖在戎狄，誦聲不絕。”“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一方面，這些儒學之士有仁義、有謀略、有武功，帶兵作戰常勝不敗：“吳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以英雄自許。”“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行師料敵未嘗敗。”“烏震身先士卒，攻破鎮州。爲人純質，少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爲刺史，稱亷平。”呂蒙之所以成爲一代名將，戰時“變化若神，勝不旋踵”，皆因其“設心近厚”，“資儒學之助”（《儒學篇》）。在綦崇禮看來，儒學修養是將臣必備的品質修性，甚至是將帥行師料敵、取勝戰陣的決定因素。

對於將臣如何修習儒學，綦崇禮認爲並非像經學士一樣陋守文章經義，而是要做到具有真正的經世之用。這從他所例舉的史例可知：“吉士瞻少有志氣，吳苞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儒陋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於謹好孫子兵書，或勸之仕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臺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遊鄉邑，聊以卒歲耳。’李靖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馬燧輟策嘆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業濟四海，豈老一儒哉！’”“段秀實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眀經。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志氣篇》）《志氣》一門中，綦崇禮備舉古代志氣宏大、建立蓋世功名的將臣。這些有“志氣”者，皆是具有武略、武功，熟知兵書、立功疆場的“武才”，又是道德高尚、比肩孔孟的儒學之士。這體現了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綦崇禮對於文人士子經世致用之“外王”精神的強調。

綦崇禮還從理論上分析了將臣修煉儒學品質與將兵作戰取勝的關係。在《儒學篇》中，綦崇禮引《吳子》語“儒服兵機”作爲理論依據論述道：“大儒不怒而威，真儒無敵於天下。其說見於荀楊之書。蓋乘五常，控六藝；尊君親上，愛人利物，無不得其極。則用衆以戰，其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乎？”他認爲，將臣只有深習儒學，才能做到在戰爭中“尊君親上，愛人利物”，不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儒服兵機”語出《吳子·圖國》“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針對文侯“寡人不好軍旅之事”的“言與心違”，分析必要時用兵纔是真正的“仁”“義”：“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不逮於義；殭屍而哀之，無逮於仁。”原文是吳起強調戰爭有必要性。綦崇禮引之用以強調將帥的“儒學”修性，這是宋儒“以己之意解經”學術思維的產物，同時也充分體現了綦崇禮將兵思想納入到儒學理論體系、以儒釋兵的典型論調。

最後，綦崇禮普遍徵引儒家經典詮釋兵學理論，突出體現了其儒學視角。

綦崇禮《北海集》中的制詔表啓等公牘文書多引《詩》《書》《春秋》《禮》等儒家經典，這是出於以儒立國、以儒治國的政治思想需要，亦符合公牘文書傳達朝廷意旨、表達儒臣理想的寫作要求。而作爲一部兵書，綦崇禮在《兵籌類要》中，除廣泛徵引史傳、子書典事外，亦多引《詩》《書》《易》《春秋》及孔孟等儒家經典，用以詮釋兵學理論、佐證戰爭得失，則突出體現了綦崇禮從儒家思想出發理解與接受兵學理論的特點。

如《志氣篇》一篇，綦崇禮例舉史事，論述志氣對於戰爭取勝的重要作用。綦崇禮首先引《吳子·料敵》篇語：“志在吞敵者，必加其行（當爲“爵”）列。”引《孫子》語：“勝可爲也。”然後論道：“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志強氣專則爲之而成。”接着引儒家經典論述“志強氣專”的重要：“武王克紂之功，尚父實維鷹揚。播諸樂舞則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上一句出自《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下一句出自《禮記·樂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這是將儒學與兵學互爲佐證。

再如《君命篇》，論述君王將帥之關係。開篇序論中道：“古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焉。蓋君命之臣，聽之甚於影響。況夫爲國爪牙，伐叛討貳，機會之乘，間不容髮。則所以承命者宜如何。觀周之南仲，城朔方、平玁狁。詩人推美之，以《出車》名篇，其義如此。”引用《詩經·出車》之事典，表達了將臣應該謹遵君命，乘“間不容髮”之機而“伐叛討貳”的觀點。接着，他徵引大量戰爭史事，一方面說明將帥應無條件接受君王命令，引《吳子·論將》道：“受命而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體。”一方面又強調將帥應該懂得臨陣適變，不可完全受控於君王遙制而錯失“事機”，引《吳子·論將》語：“機有所謂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綦崇禮在該篇篇末有一段論述，再次強調了其觀點，並引《春秋傳》予以論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下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夫命，上以義制之，下以信承之。”兵儒互證，全篇所論皆是基於儒學思想視角的兵學觀點。

再如《忘身篇》，以戰爭史實與兵學理論互爲參證，論述爲將者需有忘身忘己的精神。開篇所論皆以儒家經典爲據：“臣聞夫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夫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然則以仁義用兵者，奚身之計乎？”首句語出《論語》《孟子》。第二句語出《荀子》卷十《議兵》第十五：“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借儒家經典論述“仁義”之戰的必要性，賦予戰爭以強烈的儒學色彩。綦崇禮引《史記》事典：“司馬穰苴將受命之日忘其家，臨（脫“軍”字）約束忘其親，援桴皷之急忘其身。”引《吳子·治兵》語：“必死則生。”引《吳子·論將》：“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篇末論道：“古之人所以執雉冠鷸、鑿凶門、施素堊、歌虞殯、具含玉，非惡生而樂死也，感激忠義，不得不然。惟不顧其生，所以勝敵而全其生歟。”重申將帥在戰爭有必死決心方可獲勝，而其原因皆在於“感激忠義”，又落入儒學道義論。

儒兵兩派雖分屬不同的學術領域，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相互吸納的張力。綦崇禮以儒論兵，既是對傳統儒兵相通因素的繼承，但更大程度上則是其儒學視角與儒學立場下的兵學理論獨創。綦崇禮立足儒學精神，肯定仁政德治的重要，又基於南宋嚴峻的邊防形勢爲戰爭的合理性正名，主張“文武並重”；從儒學綱紀倫常角度，對君王御將之道、將臣爲將之道、將臣器識略韜之養成等方面提出了“仁”“義”“忠”“誠”及經時濟世等要求；將兵學理論與儒學經典互爲參照釋證，最終形成了這部兵學著作突出的儒學色彩。

三、宋儒論兵背景觀照下的《兵籌類要》

綦崇禮以儒臣身份談兵論戰，與北宋文人論兵傳統一脈相承，體現出時代形勢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是儒士強烈的現實幹預精神的體現。綦崇禮以古質今創作《兵籌類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由於綦崇禮以儒臣身份論兵、以儒學思想統攝兵學理論，其兵學之論具有濃厚的經學氣息而不切於實用，這亦是有宋一代儒士論兵的普遍特徵。

《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詭道也。”講究權謀詭計的兵法歷來爲儒士所鄙棄。宋代以儒立國，在很長時間內，“公卿士人，恥言兵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西夏李元昊自行稱帝，宋廷在與之交戰屢次敗北之後開始訪問知兵之士，士林論兵蔚爲一時大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道：“仁廟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朝廷開始編訂大型兵學經典《武經總要》《武經七書》等，將兵學著作提到“經”的高度；一批學者也開始著述兵書，如何去非著《何博士備論》、許洞著《虎鈐經》。文人儒士廣泛談兵論戰，形成北宋中期論兵勃興的景象。

宋室南渡之初，關注國家命運、爲抗金復國出謀劃策成爲時代最強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身負強烈使命感的儒士研習兵學、談兵論戰又成一時熱潮。諸多儒學大臣如李綱、彭龜年、劉子翬、趙鼎、薛季宣等都廣泛地參與到論兵行列中，寫下了大批談兵論戰的文章與專著。與此同時，北宋後期出現的張預的兵學著作《十七史百將傳》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綦崇禮《兵籌類要》一書，亦是出於南渡初戰爭形勢的需要，其直接緣起則是張預《十七史百將傳》的啓發。

《兵籌類要》以古事質驗今事，爲當代提供可資借鑑的範本，有突出的現實針對性。綦崇禮稱寫作該書是“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於篇。……至於事涉淺近，不足爲後世法者，亦所不取”。使爲將者“援古證今，稽其已然，審其至當，果斷於心，勇而行之，則戰可以必勝”。如《禮貌將臣》一篇，結合史例論述君王御將之道，“必待德意之厚，禮文之縟，然後得盡其心”，“厚其禮以責其效”，很顯然是針對宋廷重文輕武國策下，朝廷待武臣“厚其祿而薄其禮”，致武將地位輕賤、武備孱弱的現實而言。再如《內御篇（奉上附）》稱：“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若事從內御，則或失可爲之勢。”這顯然是針對宋代樞密——三衙統兵制度下“將從中御”之弊端而言的。這些理論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體現出儒學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主體意識。

綦崇禮以一介儒士關注兵學、著述兵書，在兵書中設立《儒學篇》，提出“大儒不怒而威，真儒無敵於天下”的觀點，力圖打通儒學與兵學之間固有的畛域，體現出對儒學經世功能的重視。南宋後期的事功學派與之有相通之處。從以陳亮爲代表的永康學派，主張抗金復國、批評章句之儒“低頭拱手談性命，風痹不關痛癢”疏離現實的態度，到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人一脈相承的永嘉學派，借詮釋研習包括兵學在內的經典尋求治國方略，再到南宋後期儒學名將辛棄疾振臂高呼“算平戎萬里，事功乃真儒事，君知否”，將統兵征戰、平戎萬里等“事功”行爲視爲“真儒”之本質任務，可以看出在宋代理學興盛時期，宋代文人儒士在嚴峻的時代形勢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下，對儒學事功精神與現實意義的強調，成爲宋代章句迂闊之儒學外的另一種聲響。

由於綦崇禮以儒學思想統攝兵學理論，從儒學角度論御將之道、爲將之道，與瞬息萬變、講究權謀策略的兵學理論有較大差距，故其理論的實踐操作意義有限。四庫館臣評價《兵籌類要》道：“皆援據兵法，參以史事，各加論斷，雖紙上空談，未必遽切實用，而採摭尚爲博洽。”雖承認其“採摭博洽”，即具有廣摭博採、出入史傳的深厚文化學術底蘊，但從兵學實用的角度來，認爲其失之疏闊迂腐。《兵籌類要》受《十七史百將傳》啓發而創作，後者在明代被人們與《武經七書》一起作爲訓練將帥的教材，並依之確立了“武學經傳”的兵書接受傳統。即便如此，四庫館臣依然對《百將傳》持批判態度：“蓋欲述古以規時……然其分配多未確當，立說亦未免近迂。仍爲宋人之談兵而已矣。”“近迂”指《百將傳》拘於儒學思想致使兵學之論不切實用；“仍爲宋人談兵而已”，則很值得玩味：在四庫館臣看來，“宋人談兵”之“迂”儼然成爲一個具有時代共性的現象；館臣對之不以爲然的態度亦躍然紙上。較之《百將傳》，《兵籌類要》在“空談近迂”方面走得更遠；其在後世並無引起過多關注，“以儒論兵”的天然缺陷仍是其重要原因。但《兵籌類要》仍是“宋人談兵”及中國古代兵學理論儒學化傾向的代表作，具有較重要的意義。

結語

宋代文人儒士喜談兵事是一個時代性的文化現象。宋代文人以儒論兵，多從儒學思想視角來觀照兵學理論，從儒學思想體系來詮釋接受兵學思想，表現出儒學對兵學的統攝與融通。綦崇禮《兵籌類要》一書與自北宋兵興以來儒士論兵傳統一脈相承，但較之前論兵單篇文章具有更爲自覺的理論體系意識。作爲儒臣的論兵之作，《兵籌類要》改變了傳統兵家從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等角度建構兵學理論的方式，重視從儒學思想體系下建構兵學理論，具有宋代理學以形而上之“道”爲本體依據的特點。宋人以儒論兵對後來明人以儒論兵有一定影響，在中國兵學理論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