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創新需要經濟自由

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選自：《理論與歷史》第16章

一種文明是一定世界觀的產物，並且，它的哲學在它的每一個成就中得到自我證明。人類生產的人工製品也許可以被稱爲物質的。但是，在安排生產活動時採用的方法是智力的，是決定着應該做什麼和如何做的觀念的結果。全面影響其意識形態的精神使得一種文明的所有分支都生機勃勃。

西方社會的標誌性哲學是個人主義，對它堅持不懈的苦心經營在過去幾個世紀裡改變了所有的社會制度。它主張觀念——不論好的觀念還是壞的觀念——都源於個人的心智。只有少數人擁有構思新觀念的能力。

但是，因爲只有在被社會接受後，政治觀念纔會發揮作用，所以，先驅者的創新是否被接受取決於那些自己不能提出新的思考方式的大衆。無法保證這些亦步亦趨、墨守成規的大衆會明智地運用賦予他們的權力。他們可能會拒絕好觀念（接受這些觀念會造福他們），也可能會支持那些將嚴重傷害他們的壞觀念。

但是，如果他們選擇了更糟的觀念，也不完全是他們的錯。有益事業的先驅者們也同樣有錯，因爲他們沒有以更有說服力的形式提出他們的思想。人類事務的有利演化最終不僅取決於人類產生學者的能力，還取決於人類產生有益觀念通報者和傳播者的能力。

一個人可能會哀嘆這一事實：當然並非絕對可靠的人的心智決定了人類的命運。但是，這樣的遺憾並不能改變現實。事實上，人類的卓越之處在於他有選擇善惡的力量。在神學家讚美上帝賜予人選擇美德和罪惡的判斷力時，考慮的恰恰是這一點。

通過把作最終決定的權力轉交給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不管多麼優秀）的獨裁，並沒有消除大衆的無能所固有的危險。期望專制總會站在正義的事業那邊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專制的特徵正是它會設法遏制先驅者改善他們同胞命運的努力。

專制政府的最高目標是阻止會危及它自己至高無上地位的任何創新。正是它的本性把它推向了極端保守主義——不管一次改變可能會給人民帶來多麼令人滿意的福利，都要保持原狀的傾向。它反對新觀念和臣民們的任何自發性行爲。

長期來看，即便是最專制的政府，極盡無情和殘酷，也無法對抗觀念。最終，贏得多數人支持的意識形態會獲勝並摧毀暴君立足的根基。然後，許多受壓迫的人將奮起反抗並推翻他們的統治者。

然而，這可能只會緩慢地發生，並且，可能同時會對公共福利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此外，革命必然意味着對社會協作的劇烈擾亂，在公民中製造不可調和的裂縫和仇恨，並可能產生甚至幾個世紀都不能徹底清除的苦難。所謂憲法制度、民主政治和民治政府的優越性和價值，在於這一事實：它們使得和平改變政府的方式和人員成爲可能。

只要存在代議制政府，就不需要通過革命和內戰來推翻不受歡迎的統治者和他的制度。如果執政者和他們處理公共事務的方法不再讓國家的大多數人滿意，他們就會在下一次選舉中被其他人和其它制度所取代。

個人主義哲學以這種方式推翻了專制主義學說——正是這種學說給予了君主和暴君們無比的豁免權。它以造物主授予個人的不可分割的權利，來反對所謂被選定的國王的神授權利。與國家的主張——執行正統並消除它所認爲的異端——相對立，它讚揚信仰的自由。與執着保留隨時間流逝而變得令人討厭的舊制度相對立，它訴諸於理性。因此，它開創了通往繁榮的自由而進步的時代。

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們沒有想到，會出現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它將完全摒棄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所有原則，並宣佈個人完全服從於父權的監護之下是政治行動最理想的目標、歷史的最崇高的結局和上帝在造人時所考慮的所有計劃的大功告成。

不僅休謨、孔多塞和邊沁，連黑格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都會拒絕相信，如果他們的同代人預言，在二十世紀，法國和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大多數學者和科學家會積極投身於這樣一個政府制度：在無情迫害異見者和熱心剝奪個人一切自發活動的機會方面，它使以往任何暴政都黯然失色。如果有人告訴他們，廢除自由、廢除一切公民權利和廢除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的政府將被稱爲解放，他們會認爲這個人是瘋子。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已經發生了。

歷史學家或許能理解這種意識形態上徹底而突然的變化，並給出情意學（thymological）上的解釋。但是，這樣一個解釋絕不能證明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引發這場運動的僞學說的分析與批評是錯誤的。

西方文明的基本原則是它保障個人的自發行動的範圍。總是存在各種遏制個人首創精神的努力，但是迫害者和檢察官們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它無法阻止希臘哲學及其羅馬分支的興起或現代科學與哲學的發展。

先驅們受與生俱來的天賦驅使，在各種敵意和反對下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創新者無需等待任何人的邀請或命令。他可以自願前進，藐視傳統教條。在觀念的範圍內，西方在大體上總是能享受到自由的恩惠。

接着發生了個人在商業——哲學的新分支經濟學的一項成就——領域的解放。那些知道如何通過改進生產方法來使同胞們致富的企業家享有了自行決定權。爲滿足大衆需求而大規模生產的資本主義商業原則，讓豐饒之角也能恩澤到普通人。

爲了公正地評價西方自由觀念的影響，我們必須比較西方和世界上那些從未理解過自由的含義的地方的主要情況。

在現代西方文明代表的祖先尚未脫離原始野蠻的很久之前，一些東方民族就發展出了哲學和科學。有充足的理由假定，通過了解東方業已完成的知識，希臘的天文學和數學獲得了它們發展的最初動力。

當後來阿拉伯人從他們所佔領的國家那裡獲取了關於希臘文學的知識之後，一種引人注目的穆斯林文化開始在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西班牙繁榮起來。直到十三世紀爲止，阿拉伯的學問並不遜於同時代的西方成就。但是，後來宗教正統實施了堅定的尊奉國教，在各個穆斯林國家裡終結了一切智力活動和獨立思考，就像在中國、印度和東方基督教勢力範圍裡曾經發生過的一樣。

另一方面，正統的力量和對異見者的迫害無法消除西方科學和哲學的聲音，因爲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精神已經強大到足以在西方所有迫害中存活下來。從十三世紀起，所有的智識、政治和經濟創新都源於西方。直到幾十年前，東方通過接觸西方而受益之時，在歷史所記錄的哲學、科學、文學、技術、政府和商業上的偉大人物幾乎無一來自東方。

在西方觀念開始滲入之前，東方經歷了停滯和死板的保守主義。對東方人自己來說，奴隸、農奴、賤民、寡婦殉夫或婦女裹腳這樣的風俗、野蠻的刑罰、大衆的苦難、無知、迷信和無視衛生並沒有任何過錯。因爲不能掌握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意義，今天他們仍癡迷於集體主義的項目。

雖然這些事實廣爲人知，但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今天仍然熱衷於支持這樣的政策，它們旨在用一位權威的計劃來取代每個個人自治的計劃。他們渴望奴隸制。

當然，極權主義的擁護者會抗議道，他們想廢除的“只是經濟自由”，而所有“其它自由”將會保持不受影響。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區分人的生活和活動的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是他們的謬誤中最嚴重的。如果一位全能的權威有權力爲每個人分派他必須執行的任務，這個人就不再剩有任何自由和自主權。他只能在嚴格服從和餓死之間進行選擇。

計劃當局可能會召開專家委員會來建議是否應該給一個年輕人機會在知識或藝術領域學習並工作。但是，這樣一種安排能培養的不過是鸚鵡學舌般重複前人觀念的門徒。它會阻攔掉那些不同意已被接受的思考方式的創新者。如果創新的發起人需要得到那些他打算背離其學說和方法的人授權，就不會實現任何創新了。黑格爾不會給叔本華或費爾巴哈授權，而勞（Karl Heinrich Rau）教授也不會授權馬克斯或卡爾·門格爾。

如果最高計劃組織委員會最終決定了哪些書要印，誰在實驗室作實驗，和誰畫畫或雕塑，還有在技術方法上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變更，就不會出現任何改善或進步。在統治者手裡，個人就會成爲一枚棋子，統治者們在“社會工程”裡就會操縱他們，就像工程師操縱他們用來建造房屋、橋樑和機器的材料一樣。

在人的活動的每個領域裡，一項創新都是一次挑戰，這挑戰不僅針對一切墨守成規者和傳統方法的專家和實踐者，而且也針對那些在過去自己也曾是創新者的人。它在一開始遇到的主要是頑固的反對。這種障礙在一個擁有經濟自由的社會裡能被克服。它們在一個公有制計劃經濟（socialism）的制度裡是不能克服的。

個人自由的本質是背離傳統思考和做事方式的機會。通過一位確立的權威來計劃妨礙了由個人來做出的計劃。

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本文節選自《理論與歷史》第1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