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共黨獨裁下的盜版錄影帶配音員
羅馬尼亞過去在社會主義專制經濟體制之下，西方電影的製造、流通、放映或觀影，都只能偷偷摸摸在臺面下進行。 圖／《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劇照
要說臺灣電視史上最家喻戶曉的那個聲音的話，非盛竹如莫屬了，他的獨特腔調歷久不衰，從老梗還能玩出新梗，簡直是臺灣人的共同記憶。那麼在羅馬尼亞有沒有這麼獨特的人聲呢？
有的，這個人聲不算好聽，細細尖尖還會破音，但卻是共黨獨裁下的八零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有趣的是，當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觀衆也只能憑想像力，來揣測這號人物的真實面目。
1989年，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倒臺，即便是東歐政權中最爲獨裁、最對外封閉的羅馬尼亞，也在獨裁者西奧賽古（Nicolae Ceaușescu）慘遭處決後，蹣跚步上自由民主化的道路。因此，資訊流通不再受國家機器嚴密管控，高壓獨裁下不敢說的秘密也終能重見天日：原來，幫超過三千部盜版電影翻譯配音的藏鏡人，就是伊琳娜．尼斯特爾（Irina Nistor）。
預告片：《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
▌「超級配音員」
現今六十歲的伊琳娜，在羅馬尼亞影視圈仍是相當活躍的知名人物，她的影視事業可以追溯至共產專制的八零年代，當時她受僱於羅馬尼亞國家電視臺，擔任協助廣電政治檢查的小小翻譯。幸虧同事暗中牽線，伊琳娜開始私下接了一份讓她又期待又害怕的外快。
每天下班後，伊琳娜就秘密前往一間佈滿儀器的地下室，坐在螢幕前，一邊欣賞電影，一邊對着麥克風，臨場翻譯電影對白。這些在羅馬尼亞絕對看不到的西方電影，都是由一名政商關係良好的商人提奧多．薩福爾（Teodor Zamfir）走私而來的。伊琳娜的任務，就是要一人獨力幫電影配音，然後由專業的盜版商薩福爾接手，大量複製這些土法煉鋼配上羅馬尼亞語聲道的錄影帶，藉由遍佈全國的黑市管道流通出去。
根據伊琳娜的說法，當時她一天平均可以配七、八部電影。因爲工時長、加上又全是臨場即席口譯配音的狀況下，翻譯品質其實參差不齊，某些伊琳娜不慎誤譯的口白，還藉由盜版錄影帶的流通，成爲流行一時的玩笑。不過由於混音所需要的技術與配字幕相比，可是又快又便宜，有着生意人頭腦的薩福爾，當然不會考慮配字幕。
當時伊琳娜一天平均可以配七、八部電影，工時長且幾乎全是臨場即席口譯配音。 圖／《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劇照
八零年代的羅馬尼亞經濟困窘，絕大部分的經濟收入都用來償還外債，停電簡直是家常便飯。爲了節能省電，國家電視臺從兩臺關到只剩一臺，一天甚至只播兩小時，除了獨裁者西奧賽古的演講、以及歌功頌德共黨統治的政治宣傳之外，要看到娛樂節目簡直是奢望。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西方盜版電影錄影帶就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
然而家庭錄放影機所費不貲，又因爲是西方製造，還只能透過黑市取得，一臺的價錢都能買車了，能負擔得起的人少之又少。不過一旦買了，只要再透過管道，買到幾部由伊琳娜配音的李小龍、羅禮士、或阿諾史瓦辛格的動作片的話，在私家客廳開辦收費入場的家庭劇院，加上鄰居朋友好康道相報，一個晚上連放兩三場，早晚也是能回本的。
當時一條麪包賣4列伊、一包煙賣5列伊、一個月的平均收入是2,000列伊，但一片薩福爾的盜版電影錄影帶卻要價1,000列伊，可想而知，薩福爾簡直是賺翻了。
就這樣，在社會主義專制經濟體制之下，發展出了另一套建立在供需法則之上的資本主義黑市經濟，從根本上挑戰了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經濟神話，更別提這些盜版西方電影包含大量的暴力、色情、以及不符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了。因此不管是製造、流通、放映或觀影，都只能偷偷摸摸在臺面下進行。父母也不忘提醒孩子，在學校千萬不能公開討論昨夜在鄰居客廳看的藍波系列電影。
八零年代的羅馬尼亞要看到娛樂節目簡直是奢望，西方盜版電影錄影帶就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 圖／《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劇照
高壓獨裁的西奧賽古對羅馬尼亞社會的監控，絕對不遜於蘇聯或東德。八零年代的羅馬尼亞有多達一萬一千名秘密警察及超過五十萬名線民，違法亂紀的盜版商再怎麼會查，也很難逃過特務的法眼。薩福爾與伊琳娜的非法盜版事業能坐大，可說是秘密警察相當程度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
當然，薩福爾靠關係行賄，買通了相關高層，甚至提供他們免費的最新盜版電影錄影帶，但這不只是純然靠繳保護費來換開業執照的例子而已。正因爲西方電影物以稀爲貴、對生活在鐵幕之下的觀衆來說娛樂性極高，薩福爾這樣的賄賂條件纔有辦法成功。根據薩福爾的說法，甚至連西奧塞古的兒子都來找他要片子，西方電影的吸引力可見一斑。
西方電影難以抗拒的吸引力，讓秘密警察刻意放水、讓獨裁者的兒子聞風而來、同時也讓伊琳娜克服恐懼，即便不知道特務什麼時候會找上門來，可以搶先看新電影的誘惑還是勝過一切，讓她繼續擔任翻譯與配音員的工作。「說不定我早該洗手不幹了」，伊琳娜受訪時回憶道：
但我真的是難以自拔，這些電影就跟氧氣一樣重要。
另一方面，當時羅馬尼亞民生經濟蕭條，在某些西方影片被視爲無害的娛樂節目的前提下，秘密警察也有可能是刻意放水，藉這些影片放映做爲紓壓管道，使社會不滿的情緒不至於失控到危害獨裁政權存續。就算影片有歌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嫌，而且畫面所呈現的西方物質生活極爲多采多姿，更是暴露了羅馬尼亞的資源匱乏，加重了觀影者的相對剝奪感，然而電影終歸只是娛樂電影，也沒看過有誰在半夜連看三部動作片，隔天一早就起來要推翻政府的。
無所不在的恐懼仍是西奧塞古最有力的武器，只要恐懼還能讓人民對反政府與反共思想閉口不談、也不敢非法集會結社的話，私底下要偷看幾部娛樂性質的片子，倒不是獨裁者和其黨羽那麼關心的事了。
高壓獨裁的西奧賽古（右）對羅馬尼亞社會的監控，絕對不遜於蘇聯或東德。 圖／路透社
▌突破鐵幕的秘密武器
盜版電影錄影帶不僅在羅馬尼亞造成轟動，將西方的物質生活以及意識形態活生生的呈現在觀衆面前，也滲透了鐵幕之後的蘇聯以及東歐各國，用影像直接挑戰了共產政權的「官方謊言」，使得共黨難以壟斷政治與意識型態的話語權以及詮釋權。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成熟的錄放影帶技術，使得影像的複製與傳播變得更加便利，並在八零年代中期開始席捲東歐。船員、機組人員、以及少數獲准前往西方交流的人士偷偷夾帶西方電影或二手錄放影機回國，爲黑市提供貨源。
在蘇聯境內，有極大部分的西方盜版影片都是源自於愛沙尼亞。1971年，芬蘭赫爾辛基架設了新的基地臺，發射的訊號甚至可以傳到芬蘭灣以南的北愛沙尼亞，因此家家戶戶都開始改造電視機、架設天線，爲的就是要能收看芬蘭的電視節目。由於愛沙尼亞文與芬蘭文相當接近，要聽懂並不是那麼難，就這樣，芬蘭電視訊號爲愛沙尼亞開啓了通往西方世界的一道窗。
在錄放影機時代來臨後的八零年代，這些在芬蘭電視上播映的影片節目，就被錄製下來，配上某個鼻音很重的俄文男聲翻譯後，從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大量運到列寧格勒及莫斯科，再從蘇聯兩大都市傳遍各地。蘇聯時代的愛沙尼亞被認爲是「小西方」，電影拍攝團隊常到塔林取景，用來代替真正的西方景點。如今又藉由錄製傳播西方節目，成爲了真正名符其實的「西方之窗」了。
盜版電影錄影帶滲透了鐵幕之後的蘇聯以及東歐各國，用影像直接挑戰了共產政權的「官方謊言」。 圖／《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劇照
東歐各國及蘇聯政權又是怎樣因應西方盜版影片來勢洶洶的威脅呢？保加利亞率先於1985年祭出嚴格的錄放影帶及錄放影機管制法，不僅禁止進口任何「反社會主義體制」及「反社會主義道德標準」的影片，也禁止個人公開放映、流通、以及複製影片。不過既然大部分的錄影帶及錄放影機都是藉由黑市流通而來，這樣立專法管制，不過凸顯共黨政府面對黑市無力管制的窘境而已。
波蘭和匈牙利的共黨政府聰明多了：既然無法管制黑市，那就努力贏得這塊市場吧！波蘭很快就開始扶植影帶供應商，提供政府審查覈準的西方電影，電影錄影帶也開始出現在公共圖書館，供大衆借閱；另外，匈牙利開始鼓勵設置專門製造及發行影帶的合作社，甚至還打進了西方市場。當然，東歐共黨政權不久後就會於1989年紛紛倒臺，因此這樣有限度的自由化並沒有持續太久，對東歐觀衆來說，西方影片的吸引力也還是大過於國產影片。
蘇聯方面則是加緊製造國產的錄放影機，用來跟黑市上的西方機型競爭，然而剛開始的設計是故意讓國展機型無法放映西方盜版錄影帶，因此雖然賣得比黑市價格便宜，消費者依然興趣缺缺，迫使製造商改變設計，提供西方影帶相容性。這時的蘇聯，一方面得利於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另一方面因爲經濟蕭條，因此有利可圖的國產錄放影機事業，迫使共產政權將經濟擺第一、意識形態暫居第二，也因此在機型相容性上做了讓步。
薩福爾表示，「這些影帶讓整個共產體系亂了陣腳」，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盜版西方電影讓一整個世代的觀衆記憶深刻，配音員的嗓音也這樣成爲八零年代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最重要的是，這些電影的娛樂效果，還給了生活在鐵幕之下的人民做夢的權利。
「這些影帶讓整個共產體系亂了陣腳」，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盜版西方電影讓一整個世代的觀衆記憶深刻。 圖／《那些年，我們偷看的電影》》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