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狀告大公司的法學生
王潔瑩曾在朋友圈分享過一段文字，講述自己爲什麼要選擇參與起訴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爲規則不合理，哪怕制定規則的主體是迪士尼。”她說，“我們往往會習慣於我們的生活，慣性地遵守別人制定的規則，卻缺少了對規則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文丨新京報記者 汪暢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6830字閱讀10分鐘
法庭裡，被告們西裝革履，拎着公文包陸續落座。鄧雅然則一臉稚嫩，她穿着T恤，揹着雙肩包，剛從北京匆匆趕到上海。作爲北京大學的法律碩士，鄧雅然平時的課業並不算輕鬆，爲了來上海，她不得不和輔導員請假。
去年夏天，鄧雅然訴星巴克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起因是鄧雅然的同學發現，買了星巴克預付卡，卻不能直接清零賬戶裡的餘額，除非繼續充值。鄧雅然在網上查資料時發現，很多消費者跟她們有同樣的困擾，但一直未能得到解決。
鄧雅然和同學將這家公司告上法庭，她們的訴求與賠償無關，“只是覺得不合理”，她們想要推動星巴克預付卡消費模式變化。
近年來，高校學生訴大公司的案件頻頻登上熱搜。上海迪士尼無法自帶食物案、快遞私自代簽案、上海國拍行拍牌手續費案、一次性筷子強制收費案、會員無法跳廣告案……1000多名在校大學生自發參與社會公共事件，站上法庭當起了原告。有人成功推動了大公司的改變，也有人未能立案成功。
在這些遞交給法院的起訴書背後，是一項發起於2012年，面向法學生的比賽——“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在這裡，法學生們沿着課堂，往前又走了一步。
“小城杯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在這裡，法學生們沿着課堂，往前又走了一步。受訪者供圖
“進入社會闖一闖”
2019年，鄧雅然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大三學生，就讀國際政治專業。一次刷手機時，她看到了學校法學院的微信推送的“華政學子訴迪士尼案”，因上海迪士尼禁止旅客自帶飲食，華東政法大學的一名法學生將其告上法庭，案件最終以迪士尼公司改善條款收尾。
“原來在校大學生，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鄧雅然內心非常震撼，彼時已經對法學產生興趣的她，在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
考上北京大學的法律碩士之後，鄧雅然決定和同學組隊參加“小城杯”。她們翻閱了過往參賽的項目，發現普遍性、公益性是比賽看重的內容。
此時，恰好一位團隊成員在消費時遇到了“問題”——她是星巴克“鐵粉”，在家鄉廣東使用星巴克App購買星巴克預付卡“星禮卡”時，剩下19元，卻找不到退款渠道。她想先充值再用掉餘額，然而到了充值界面，卻發現充值金額必須是100的倍數。
在這樣的設定下，卡內始終存有餘額。向客服諮詢退卡，對方表示，星巴克將收取餘額2%的手續費，最低收取20元。
這名同學還去線下店鋪詢問，發現有的店鋪可以在消費付款時疊加這一支付方式，從而清零，有的店鋪則不行，而總公司對此並無規定。通過線上客服的告知，隊員們發現這一線上充值規定在星巴克App的星禮卡章程上，但該章程閱讀入口較爲隱蔽。
“這合理嗎？”四名成員開始在北京等地進行試驗，想要確認是否有線上清零卡內餘額的渠道。她們走訪了三家星巴克門店，分別在學校附近、購物中心內部、辦公樓樓下。鄧雅然說，這樣的選擇，是想確保各個門店不會因爲使用場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規定。
在和星巴克交涉的過程中，鄧雅然等人首先做了取證，交談時需要錄音留存，但她們跟每位店員交涉時，都對店員的畫像做了保護，“這是大公司的事情，我們不希望因此影響到一個毫無決策力的店員。”
而線上的取證，她們像正常客戶一樣去詢問“星禮卡”使用有關事項，“我們沒有披露是爲了取證，如果披露的話，客服應該也不太可能配合我們。”
作爲法學生，她們知道證據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固定證據”。鄧雅然和同學向學院老師請教，才得知，曾經課堂上講述的“固定線上證據”，真正處理起來需要格外小心——自己錄製視頻或截圖取證，存在一定風險，法院不一定認可，證據真實性受到質疑的風險會更高一些。固定證據比較常用的方法是公證和使用第三方存證平臺，這樣能加強證據的真實性，她們選擇了後者。
最終，她們調查發現“星禮卡”無法退取餘額這一情況不止出現在廣東，而是全國多地都有。而且通過網絡檢索，她們發現大量星禮卡消費者針對類似問題進行了投訴，但最終都因高昂的訴訟或仲裁成本而止步。
四名同學決定藉着參賽的契機，向星巴克提起訴訟。最初她們考慮到在北京上學，試圖在北京互聯網法院起訴，但因爲管轄問題被駁回了。書本里的一兩句話，在她們的奔波中得以驗證。
2023年6月19日，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鄧雅然坦言，如果不是參與比賽，她和同學們並不會去做這樣一件事。而現在既然有機會，她們決定進入社會闖一闖，去探索權利的邊界。
“我是原告”
得知學生們兩地奔波，指導律師幫她們向法院申請線上開庭。但考慮到案件的公益價值，法官還是希望原被告雙方線下見面，互相交換證據。
團隊爲了節省開支，每次都由鄧雅然獨自前往上海。而剩下三名成員則在幕後幫助她蒐集各種資料來佐證觀點。她們的訴求是，“星巴克履行合理提示義務，對星禮卡章程中爭議解決條款加粗加黑；取消退卡需收取手續費的條款；允許消費者按照所需，自行設定充值金額。”
就像職場劇裡的情節一樣，代表星巴克方出場的有公司高管、高級法務，還有外包的律師團隊，所有人都西裝革履，鄧雅然揹着雙肩包站在他們旁邊，顯得格格不入。
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雙方在法官的協調下調解了兩次。所有人都知道鄧雅然的學生身份，但沒有人輕視。“我們的順利，其實和星巴克方的積極態度有關係。”鄧雅然說，調解過程中，星巴克方的高管們態度很好，說希望瞭解消費者視角下的消費規則，並表示將整改。
第一次調解後，鄧雅然回到北京，和同學們商量着如果星巴克有了整改，可以接受和解並撤訴。那一年的7月15日，星巴克公司更新了星禮卡章程，根據她們的建議，對爭議解決條款加粗加黑，並將星禮卡章程與平臺須知一同附在購買同意事項內。
同年11月6日，鄧雅然和同學們還發現，星巴克預付卡充值時的金額可以自定義了，並且可以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同時退卡規則中也刪除了退卡手續費最低20元的條款，退卡手續費從原來的卡內餘額的2%減少至1.5%。
最終在去年決賽之前，雙方達成了和解，隊員們選擇了撤訴。這個案件在當年的比賽中，獲得了二等獎。
“是否進入庭審，並不是比賽最看重的部分，關鍵是真的引發了改變。”“小城杯”比賽由吳辰發起，他是小城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他說，很多案件在調解階段就順利解決了問題，這些隱藏在大衆生活中的不公平，成功得到了改善。
第九屆“小城杯”比賽領獎現場，鄧雅然和同學組隊訴星巴克的案子最終獲得二等獎。受訪者供圖
“培養有同理心的法律人”
2008年，吳辰創辦小城律師事務所。在實踐中，他發現了法學生們的不足，剛畢業的他們來到律所，連寫一份文書、起草一份合同，都磕磕絆絆，難以直接上手工作，“到了2012年，我們恰好碰到了人才青黃不接的階段。”
模擬法庭、辯論賽，是校園裡最常見的法學生活動，他們以課堂理論體系爲主，始終在模擬一種思辨現場，“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前一點到學校教育中去發現實踐型、複合型的人才，符合我們法律實務規律的人才。”吳辰說。
“是不是有可能讓青年法學生在法律人格塑造階段，就能明白責任意味着什麼？”他希望能有一個活動去激發法學生們的同理心，讓一定程度上更有維權能力的法學生拿起法律武器去爭取權利。
就此，“小城杯”比賽應運而生，一個讓學生們去發現身邊容易被忽視的不平等，從而捍衛自己和公衆權利的法學實踐開始誕生。爲了鼓勵學生們的積極性，“小城杯”設立了獎金，通過海選、初賽、決賽，鼓勵學生有意識地關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評委來自司法局的領導、律協的律師、高校法學院的教授等。
2012年的第一屆比賽，吳辰在華東政法大學借了一間教室，黑板上寫幾個大字，比賽就開始了。參與的學生很少，學校老師們找了幾個人，零零散散湊了六支隊伍，在學校民法專業老師的專門指導下進行了比賽。“拉人拼湊的游擊隊伍一樣。”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黨總支書記壽新寶回憶，他也是比賽最初的發起人之一。那一年，只有一個立案成功的團隊。
吳辰說，最初幾年，有的法官會覺得學生們是在鬧着玩兒。“面對新事物，法院也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這在他看來可以理解，基層法官的考覈和結案率掛鉤，期限內不結案就會影響考覈，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審查制”改成“立案登記制”，之後成功立案的學生明顯多了。
很多在校法學生走進了法院，成爲了原告。一羣小小的“螞蟻”，試圖撼動國企、上市公司等“大象”。因豐巢未經同意收取快遞櫃逾期保管費1元，上海大學法學院在讀研究生將深圳市豐巢科技有限公司訴至法院；有學生因購買視頻會員後，仍然無法跳過廣告，而起訴愛奇藝；也有學生下載一篇7元的文獻，卻發現至少要充值50元，起訴知網……
“這一類案子起訴標的金額不大，就幾塊錢或幾十塊錢，主要是要求對方改善原來的不合理狀態。”吳辰認爲，“小城杯”最大的意義是，“我要爲人們鼓而呼，理直氣壯地坐在原告席上，用我所學的法律知識去爭取權利。”
第九屆“小城杯”比賽時，王潔瑩被邀請前往開幕式致辭。受訪者供圖
帶着法學精神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真正將比賽推至出圈的，是華東政法大學大三學生王潔瑩等人訴迪士尼案。
2019年1月，王潔瑩與另外三位同學一起組成團隊，報名參加了“小城杯”訴訟大賽。恰好一名身邊的同學剛去過迪士尼樂園，提到安檢時被工作人員翻包並禁止攜帶食物入園，她們決定以此參賽。
隨後，王潔瑩獨自前往迪士尼樂園進行體驗，果然在安檢時，遇到了同樣的情況。她在現場撥打了市民熱線和消費者投訴熱線，但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之後，她們將迪士尼訴至法院。
只有真正走上了訴訟，才知道成爲專業律師的不易。“華政學子訴迪士尼案”指導律師袁麗說，團隊最初提交的立案材料寫得有點問題，在網上立案平臺提交材料時，未被受理。袁麗建議她們去現場，因爲現場可以溝通，也可以手動更改訴狀。而後，團隊又專程趕往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廳窗口，遞上紙質材料，依然沒有被當場受理。
當天，法院的一位庭長跟她們交流，指出案由既有侵權範疇，又有違約範疇，不太合適。“他當時問我們是不是爲了完成學校的作業。”王潔瑩說，也有工作人員懷疑這樣的立案是浪費司法資源，詢問她們的意圖是否只是爲了比賽，而不是案件，但立案庭人員仍然給出足夠的耐心與她們溝通，整個過程三個多小時。
那天下着大雨，她們需要補充材料重新提交，但法院周圍沒有一家打印店，大家只好分頭行動，兩個人在法院等着，兩個人去找打印店。最終在臨近下班時，工作人員收下了所有材料，告知等候後續的短信通知，並沒有明確回覆是否同意立案。
而此次訴訟中迪士尼方的律師和法務均是專業前輩。王潔瑩記得，被告方律師在證據清單裡提供了一張照片，正是她本人蔘加比賽的情景，而她本人還被紅筆圈了出來，在王潔瑩看來，被告方是想表示她作爲原告方的目的是爲了參賽，他們不一定理解學生們的行爲和目的。
回想起這些細節，王潔瑩覺得有些無奈，“但也說明了對方律師的認真。”但她們的指導律師袁麗認爲，這些都是在法律實踐中常見的事情，也是學生們走進法庭應該面對的事情，“你將來當律師辦案子，需要知己知彼，也可能會進行背景調查，尋找每一個可能突破的點。”
作爲指導律師，袁麗從來不幫辦代辦，她通常會在看過案件材料後，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指導。在王潔瑩等人準備訴訟的過程中，袁麗就建議她們去現場立案，如果遇到什麼問題，能在法院當場討論並解決，“這類案件法院收得不多，金額又小，可能會考慮資源有效利用的問題，如果因此立案受阻，就要及時溝通解決。”
在開庭之前，袁麗提醒她們關注庭審流程，並從庭審時的實質角度進行深入分析。她告訴團隊成員，要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除了準備好相關材料，還得從反方角度思考，現有的這些觀點和證據會怎樣被攻破，怎樣做好防守。
儘管困難重重，這些學生在訴訟時仍帶着一些理想主義色彩。袁麗說，迪士尼團隊的學生們在操作案件的過程中，並不想傷害這家外資企業，因爲上海市能將其引進，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她們希望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也尊重友好的營商環境，“案件結束就是結束了，也談不上以高姿態再去怎麼評判對方。”
2019年9月12日，迪士尼方對入園規則進行了修改：除少數特殊食品仍禁止攜帶外，遊客可攜帶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飲料進入上海迪士尼樂園。王潔瑩和同學們選擇接受這一調整，至此，該案經上海浦東法院主持調解結案，被告上海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補償原告人民幣50元，作爲當時被禁止入園食物的賠償。他們表示不用找零，但王潔瑩和同學們堅持用手機退回3.7元，她們最初想要的就並非金錢賠償。
此時比賽早已結束，但這一案件還是獲得當年“小城杯”比賽的一等獎，王潔瑩也因此獲得了中國消費者協會的“啄木鳥獎”。
今年7月，楊昊斌和同學組隊參加“小城杯”比賽，併成功進入決賽。受訪者供圖
“理想的法律教育”
“爲衆人拾薪”，上海政法學院的大四學生楊昊斌也看到了“華政學子訴迪士尼案”，他希望能像王潔瑩等人一樣，去發現社會中一些不足以花大力氣推動的小問題，然後用自己的法學知識改變現狀。
楊昊斌關注的是微信提現收取手續費的問題。他和隊友們初步檢索了各家銀行的轉賬手續費，發現費率遠遠低於微信所收取的提現費。而騰訊的客服機器人對這個問題迴應稱，收取提現費是爲了彌補銀行交易的成本。“這筆錢究竟用在哪裡？”楊昊斌和隊友們將財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目前案件正處於訴前調解階段，楊昊斌並不知道結果究竟會怎樣，他想，財付通是騰訊集團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臺，騰訊作爲那麼大的企業，收取手續費的時間也已經有了8年，而開始收取手續費的那一年，也已經有湖南的一位律師狀告過這一事情，但是敗訴了。楊昊斌想看看，針對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爭議，假如法院判了敗訴，會是什麼樣的論述理由。
比賽不在於輸贏，吳辰認爲，理想的法律教育首先要掌握普遍的法律規律，然後用生動而非灌輸的方式，讓法學生們理解自己未來從事法律工作的使命，最後是開眼看世界。
“不是爲了比賽而比賽。”上海政法大學的碩士生劉文成關注的是電信套餐的捆綁銷售問題，儘管他未能進入今年的決賽。但他認爲，讓更多人關注到事情本身不一定合理，纔是更重要的事。
早在他本科入學時，就發現每個寢室都需要辦寬帶，而在上海電信的旗下，校園業務是一個單獨的模塊，這也意味着校園內不能享受各區的電信服務和套餐，而是隻能辦理上海校園電信的單獨業務。目前的大學生大多都有自己的手機卡和號碼，因而對於電信的校園業務需求最大的自然也是寬帶。
電信給寬帶的定價是200元，但是寬帶服務並不能單獨銷售，而是要先辦理390元的校園套餐才能進一步辦理寬帶，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需要辦理一個意義並不大的前置套餐。
劉文成提交了材料，起訴電信公司，但因畢業事情衆多，最終案件也撤訴了。他將與電信辦寬帶一事的比賽經歷寫在了微信公衆號上，希望更多人關注這個事情，尋找契機再度維權，他說，“總有人能看到吧！”他也將直接轉交目前已有的所有材料和證據。
多次在比賽中擔任指導律師的袁麗認爲，與法學生們在校期間愛參加的辯論賽、模擬法庭不同，在這項比賽過程中，學生們要真正走入社會中去實踐，這正是意義所在。她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難對生活中的每項不合理進行起訴，但需要形成一種與法律有關的直覺，去判斷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學生們在這項比賽中，正是把這種直覺變成訴訟的實踐，最後通過結果來驗證自己的判斷。
華東政法大學的本科生肖寧曾經是參賽選手，在2015年的“上海國拍行拍牌手續費案”中，她坐在了原告席。她曾向媒體坦言，自己開庭發言時手都在顫抖。早就爛熟於心的稿子，最終在現場一字字唸完。當時，她甚至擔心自己將來的執業情況。
但問出問題時肖寧卻毫不猶豫，“錢的流向是哪裡？爲什麼收錢沒有明顯提醒？是否受政府監管？”當時，華東政法大學的幾名本科生就上海市場牌照拍賣收取100元手續費是否合理合法的問題，向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2016年6月，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依法駁回肖寧的全部訴訟請求。但那一年的9月7日，上海國拍公司發佈公告稱，將下調上海拍牌手續費。
如今的王潔瑩也已經大學畢業4年了，通過法考之後，她如願成爲了一名律師。隨着“迪士尼案”的走紅，她的社交平臺也火了。總有粉絲前來諮詢，問的大多都是生活裡的一些小事，他們將王潔瑩視作榜樣，詢問是否有維權的可能性，又該怎樣去維權。
王潔瑩曾在朋友圈分享過一段文字，講述自己爲什麼要選擇參與起訴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爲規則不合理，哪怕制定規則的主體是迪士尼。”她說，“我們往往會習慣於我們的生活，慣性地遵守別人制定的規則，卻缺少了對規則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鄧雅然、劉文成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