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ADHD，成了聰明人的“時髦病”

封面圖來源：電影《瞬息全宇宙》截圖

“大雄-胖虎綜合徵”

這個“毛病”，26歲的塔塔一度很難和別人解釋明白。

就是，當她想按計劃做些什麼事時，彷彿有什麼無形的力量死死摁着她，讓她無法啓動。“人家也想象不出一個人有手有腳，你怎麼就不能在電腦上打下一行字呢？”

接下來，她會陷入持續性的自我攻擊和羞辱，產生強烈的抑鬱情緒，覺得自己沒救了。惡性循環。

一個無可救藥的拖延症，她只能先這麼定義自己。

比如，在清華讀本科期間，她喜歡在23點59分，截止日期前的最後5秒提交作業。這個“23點59表演”發展成了室友們熱衷觀看的固定節目。表面看起來，她每天都在泡圖書館，努力刻苦得很。但，她沒有一門課能提早交作業哪怕5分鐘。

大多數情況她都能安全上壘，但也有那麼些例外，校園網絡掉線導致作業窗口關閉，都會逼得她不得不給助教寫上一封長長的道歉郵件，請求寬大處理。

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大四。一門社會學課程在開學時就佈置了一篇很簡單的讀後感。可這個學期都快結束了，作業deadline過後一週她依然只寫了1000字不到。要知道，不交這個作業就會掛科，而大四學生掛了一門課就無法畢業，連助教都急得給她打電話問她是不是瘋了。只有在這通電話的強壓力刺激下，塔塔才能馬上動筆，一個晚上就寫完4000字交上去。

“這作業也不難，但你爲什麼就是不寫呢？”助教簡直無法理解。

向來是沒什麼功課能難住她的。塔塔從小就是個聰明的孩子，別人需要花一學期完成的功課，她考前突擊兩個晚上就全會了。但她的不自覺、貪玩又會讓父母懷疑，她是成心跟他們作對。老師也常敦促她，如果你能再努力一點，一定能取得比現在更好的成績。

但按計劃啓動，纔是她最大的難關。

是啊，這是爲什麼呢？對於類似控訴，塔塔百口莫辯。在她看來，這就像你問一個肌無力的人，你爲什麼不走？

她太想和其他人一樣按部就班地學習、工作了。無止境的自我懷疑在讀研究生時達到頂峰。2020年，23歲她在香港讀研，始終無法啓動論文，不得已去尋求心理諮詢師的幫助。對方告訴她，這大概不是諮詢能解決的問題。她的表現很像ADHD——她也是頭一次聽說這個名詞，注意缺陷和多動障礙，俗稱“成人多動症”。諮詢師的話給了她啓發，2個月後她就去醫院做了檢查，確診了。

一個舉止正常的成年人是很難將自己和多動症關聯的。人們可以很輕易地在腦內勾勒出一個典型的多動症兒童形象，注意力不集中、容易丟三落四、說話肢體語言豐富、語速快——當然，這都是正確的。多動症高發於兒童時期，它的根源是包括大腦前額葉、邊緣系統和小腦在內的神經網絡發育遲緩，隨着年齡增大，症狀可能會逐漸緩解，如果在25歲前發展成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

而鮮少提及的是，有2/3的人都可能把這個病帶入成年。 兒童心理健康專家王玉鳳在接受《人物》採訪時提到，在中國，保守估計，成年ADHD的患者數量超過2000萬人，在全世界範圍內成人ADHD約佔2%-5%。並且這其中有更多女孩——年幼時，女孩不像男孩一樣能表現出明顯的多動特徵，坐立難安或上躥下跳，她們更多表現爲注意力障礙，也更難被外界識別，多數人很晚才被確診。

本質上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患者並非完全無法集中，而是很難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跑偏到哪裡。王玉鳳主編的教材《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中這麼形容，這種感受就像一臺故障的電腦總在不斷彈出新的窗口，很快機主會忘記任務的主次，那些廣告彈窗等干擾信息也會剝奪他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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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情緒會像病毒一樣突然佔據大腦空間，排擠掉其他感覺和想法，包括積極的，也包括消極的。對一般人來說，大腦內的多巴胺和腎上腺素可以調節人的認知和行爲，保證正常的執行功能。但ADHD患者的激勵系統是失靈的，有時缺乏動力，有時又用力過猛。當他們興趣被調動起來時，有時能長達幾個小時沉浸在亢奮中做事，甚至忘記吃飯喝水，而負面情緒可能讓動力系統全面癱瘓，整個人陷入停滯。

終於，以往那些令人費解的行爲，塔塔都找到了答案。

比如高中每次考語文，做到閱讀題她都很想睡覺——ADHD患者工作記憶差，經常看了下段忘了上段，大部分伴有明顯的閱讀障礙，有時，她真的能在語文考試中途睡個20分鐘。

再比如高三的晚自習讓她極度痛苦，安靜的環境裡，周圍鉛筆唰唰的聲音顯得更清楚了，腦子裡的雜音就開始不斷往外冒：暗戀的男生今天跟哪個女生說了話了，課堂上哪個老師又跑題講了個冷笑話，小團體裡在聊什麼新八卦，人活着是爲了什麼，怎麼解決我的存在主義危機……實在靜不下來時，她就到操場上跑圈，每天晚自習都必須去，有時能走40分鐘。大家都爭分奪秒地學習，她還在外面鍛鍊身體呢——多少有些滑稽。

不過，這在別人眼裡並不構成問題，甚至看起來還會有點“凡爾賽”。直到現在，父母還會經常得意地和別人炫耀“我家孩子高中前兩年完全不學，高三也能突擊考清華”。在老師那兒，一個學習好的孩子不可能存在精神問題，上課不聽講、粗心、缺乏紀律性那都是小毛病。當塔塔試着和朋友講起自己的困擾時，對方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你是我們中學習最好的，你還說自己有精神病，你讓我們怎麼活？

久而久之，她學會了閉嘴，不再說起這些事。但也加劇了惡性循環。

一個真相是，成人ADHD在高智商羣體裡並不少見，正因爲他們能通過智商代償，掩蓋自己在工作學習上表現出的問題，病情也就更難被察覺。ADHD當然是越早干預、治療越好，拖得越久越可能罹患共病。曾有ADHD患者在長期的自我貶低後崩潰，前往醫院治療時已經出現抑鬱、焦慮、自閉症等六種共病，情緒疏導會變得更加困難。

在日本，ADHD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大雄-胖虎綜合徵”。一種是注意力缺陷，像大雄一樣散漫、時常神遊發呆，另一種則是衝動和情緒調節失常，像胖虎的易怒和衝動。

“大雄-胖虎綜合徵”，來源：網絡

確診後，塔塔參加了北醫六院組織的CBT認知療法活動，認識了很多和自己同樣病症的人。她發現，現場的“胖虎”佔大多數，到醫院尋求治療幫助的人大多是爲人際障礙感到困擾。由於ADHD的衝動表現，他們經常話不過腦、頂撞他人、行事風風火火，甚至還可能和人動手打架。

在這裡，塔塔顯得格外正常。“我就感覺我好像也沒那麼嚴重。但誰說大雄的痛苦就一定比胖虎少呢？”

現在她覺得，對大雄們而言更難的是第一步——自我覺察。意識到自己和常人不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沒有參照標尺，我們就以爲別人都是這樣的，但其實不是。”

塔塔使用的幫助專注APP“專注旅人”

“這說的不是我本人嗎？”

覺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幸運的ADHD患者可能在不經意間被懂行人發現，但大部分人沒有那麼幸運。

36歲的賀玲，是在31歲時，第一次確診了ADHD。但早在2007年上大二時，她就去精神科做過檢查。

那時，在某高校讀會計專業的賀玲，時常感覺自己的腦子像火山口一樣，身體裡常常有火在竄，難以平靜。

在某直轄市安定醫院精神科，醫生讓她在電腦上做了一套300多道題的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試，據說這是一套專門篩查精神問題的量表。問診時醫生看完量表結果，賀玲剛聊了兩句自己的家庭情況，醫生突然勃然大怒說：“你只不過是因爲人不成熟，幼稚而已。”

這句話氣得她當場站起來跟醫生吵架，然後奪門而出。“現在想想很諷刺，我是下了多大決心纔來這裡，她就這樣給我定義了。我就想我都能發展到和醫生吵架了，她說我沒問題？”

被醫生一錘定音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回家只能找了一本佛經念，紓解情緒。可這種對自我狀態的長期困惑始終沒有消散，在業餘時間她開始進修心理學相關課程，還一鼓作氣考了心理諮詢師證書，想着在適當時候還能將其發展爲副業。與此同時，她也爲自己找了一位心理諮詢師，作爲來訪者持續接受諮詢，一下就堅持了好幾年。她想着，總得先把自己的問題理清了，未來也能更好地對來訪者負責。

諷刺的是，就算她在專業心理學道路上一路狂奔，也壓根沒察覺出自己可能患有ADHD，甚至連從業10餘年的專業諮詢師都沒看出來。

直到畢業後的第10年，某次辭職後她參加了一門高校的心理學考試，有1個月時間複習，她發現自己完全無法開始。和一般的拖延症不同，ADHD患者的啓動困難更像是在享受一種命懸一線的刺激。她永遠會在考試前48小時才把書翻開，在24小時內集中複習，並憑藉着腎上腺素的刺激，潛力爆發通過考試。

多年來應對這種啓動困難，賀玲磨合出的解決方式就是製造一種恐懼的黑匣子。她會想象有人用槍指着自己的腦袋脅迫她做一件事。但這種負面動力會給心理狀態造成很大負擔，也讓她持續處在自我審判的痛苦中。

這次的備考啓動困難加劇了她的困惑，她搜索和“分心”相關的書籍，找到這本《分心不是我的錯》，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關於ADHD的書，還被羅永浩、羅振宇共同推薦過。她驚訝地發現書中關於ADHD表現的20條標準，自己能對上17-18條。

“怎麼這麼多符合的，不會真有吧？”她和老公開玩笑說，對方鼓勵她，閒着也是閒着，不如去醫院問診試試？羅永浩就是在北京北醫六院兒童精神科確診的。

由於ADHD主治醫師一般都在兒童精神科，即便是成人ADHD患者也需要到兒童科室確診。賀玲到北醫六院掛了號，擠在一羣吵鬧的孩子中間僞裝成兒童家長，一個19歲的高個兒男孩也顯得格格不入，他和賀玲聊了兩句後說：“我聽你說話的語速就像ADHD。”

可等到真確診那一刻，她還是有一瞬間的錯愕。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會有精神疾病。這更讓賀玲覺得關於ADHD大衆認知的普及有多重要，“這是一種很難識別的病，即使我在複習時都背誦過ADHD的病理原理，我也很難自我覺察。”

而當越來越多確診ADHD的人開始在網上普及自己的症狀和內心感受時，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

這幾年，不少確診ADHD的人，相繼在社交媒體上發言，還附上了詳細的症狀表現，甚至還有人專門打上“ADHD博主”標籤，生產段子和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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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10條，總結自小紅書ADHD博主常提及的表現：

是不是覺得每條特徵都具備普遍性，沒有ADHD的人也可能會被掃射到？

某種意義上，ADHD的症狀恰恰吻合了互聯網時代人們注意力容易分散、碎片化的現象，以至於“你是不是有ADHD”逐漸演變成一種戲謔化的調侃方式。 ADHD meme開始病毒式擴散，這個概念也更普及了。

對於那些真正被ADHD困擾的人，這就成了一種提醒。他們會開始警覺，“這說的不是我本人嗎？我要不也去查查”？

像裂變一樣，一部分人確診後，她們又會在網上po出新的經驗貼，或分享ADHD的日常，讓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這個過去很難識別的隱形疾病，越來越被看見了。

“後浪研究所”聯繫到3位近期確診成人ADHD的患者，她們都是看到別人分享的ADHD帖子瞭解到這種疾病，並馬上去醫院確診的。

27歲的Josie就是其中之一。她說話像連珠炮一樣，時不時還會吞字，能感覺她的思維運轉很快，嘴時常跟不上腦子輸出的速度。

她更傾向於“胖虎”的特徵，她從小就好動、閒不下來，和男生打架，上課喜歡接老師的茬。思維敏捷、喜歡新鮮感和挑戰是她的優點，相伴的是缺乏組織紀律性。

她告訴我，高中時自己是很喜歡學習的，高考成績全校第2名。選專業時家裡人推薦她學審計，覺得未來就業前景好，結果等到大學她就垮了——她完全受不了覈對報表這種注重細節、高度精細化的工作，每天在外面玩，不想學習，大二成績班級墊底。

當然，她也沒有走上審計的路。大四時她看到校園樹洞裡有人發“招兼職啦，和美女出去拍照”，很興奮地去報了名，一下子轉向攝影，畢業後轉成正職繼續和老闆幹了5年，現在離職了也在做自由職業短視頻博主。

看起來，她每一次“決定人生轉向”都很隨機和草率，周圍人也經常說她想一出是一出。 所以在看到ADHD這個概念後，她簡直大徹大悟了，毫不猶豫地就去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掛了號。

今年7月的某天，她告訴媽媽自己要去看病，媽媽不以爲然：“你腦子怎麼會有病？你聰明得很！”她拽着媽媽一起去了醫院，這裡的ADHD科室剛開了半年，走廊上貼着宣傳海報，她就指着海報和媽媽說：“你看，注意力不集中，丟三落四，衝動，這是不是都是我？”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門口的海報

問診僅僅持續了半小時，醫生就給出了ADHD的診斷。通常情況下，ADHD還需要完成瑞文推理測試、視覺誘發p300、腦地形圖等一系列檢查，但醫生覺得Josie的特徵已經明顯到不需要做測試的程度。

對很多病友來說，確診是一種解脫，一種着陸後的安全感，意味着一輛脫軌的列車重新找到了軌道。這些年來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它的意義在於你調整了自己的座標，你知道自己屬於哪裡，知道了自己的大腦是什麼特點。”賀玲說。

“你的靈魂被改變了”

選擇吃藥干預，還是放棄治療、自我調整工作學習方法？確診後無外乎這兩條路線。

很多人是衝着能拿處方開藥纔想積極確診的。“藥物干預後，能體驗到正常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對很多ADHD患者都來說，這條路線充滿神秘的吸引力。

目前在臨牀上針對成人ADHD的用藥只有兩種，一種是“專注達”，它的本質是一種興奮劑，能刺激神經中樞分泌多巴胺和腎上腺素，使患者能注意力集中地完成任務，見效很快，但只能維持10小時左右。另一種是“擇思達”，這是一種抑制劑，能抑制神經元對腎上腺素的再攝取，但需要長期服用，效果更溫和也沒那麼明顯。

爲了應對備考壓力，賀玲短暫開過一段時間專注達。這種藥並不便宜，19塊一片，一次1~3片每日服用，在今年3月剛剛進了醫保。

專注達

她清晰記得服藥的那個上午10點半，她很有儀式感地走進客廳告訴老公，她準備打開新世界的大門了。那時老公正在客廳看NBA球賽，賀玲從來看不進去體育運動。而服完藥後，她突然覺得能靜下心來了。“能明顯感覺到視野明亮了，大腦不再是霧濛濛的，我竟然能坐下來看上一個小時球賽了。”

接下來她察覺到更多改變。比如心情上的，當時她每天都是“上班如上墳”，坐在工位上就有很大的牴觸情緒。吃完藥後，上班也變得輕鬆了。更重要的，工作生產力明顯提高，她不再需要給自己加油打氣，也能照計劃按時完成今天的任務。

頭兩天她很享受這種難得的專注感，但半年以後她意識到長期服用專注達對心臟會有很大刺激。當她熬了幾個大夜沒休息好，或早起去晨練時經常感到疲憊，有一次擼鐵還誘發了心律不齊。

還有個尷尬的處境。爲了提高工作效率，賀玲經常是工作日才服藥，週末不吃，又或者有時候忘了吃藥，她時常感覺自己穿梭在兩個世界裡，精神恍惚。

有段時間賀玲甚至會對藥物產生一種憤怒：“爲什麼我要爲了適應社會的發展節奏而改變自我特質？”半年後，她停止了服藥。

她這樣解釋藥物帶來的影響，“服藥主要是爲了提高績效，讓我能融入精密的社會機器裡。我會覺得自己變成一個流水線上的機器人，讓渡了一部分自我特質。我也知道藥物會給我帶來好的感覺，但我認爲那不是我自己，吃完以後沒有靈魂，你的靈魂被改變了。”

芒果則向我們講述了服用另一種效果更溫和的藥物，“擇思達”後的體驗。

她是一位中國傳媒大學的大四學生，正在準備申請海外藝術方向研究生，ADHD的啓動障礙讓她始終無法開始準備文書材料，已經錯過了dream college的第一輪申請截止日期。

9月的某一天，她處在一種極度的情緒崩潰中找黃牛掛了北京安定醫院的號，確診ADHD後，醫生給她開了4盒擇思達。

芒果在北京安定醫院做的測試

當天她下午4點30服了藥，給自己定的第一個目標是5點去洗澡。放在過去，她肯定會拖延到晚上纔去，但那一天她震驚地發現自己在4：59準時下了牀，5點走進浴室。一般在洗澡時她會放歌聽，可那天她如果不努力集中注意力去聽歌，歌詞的內容就不會往腦子裡鑽，自己只會專注在洗澡這一件事上。

晚上她看了幾集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恰巧是個非常催淚的心理題材。芒果是個很能代入的追劇人，追劇到情感爆發時會流淚，那天她卻覺得心如止水，這個從來記不住前面情節的人竟然都能看清楚劇情脈絡了。“假如那時我看的是什麼懸疑電影，我都能自己推理了。”

第二天，她發現自己的睡眠障礙也緩解了。以往她必須睡前聽播客助眠，否則腦子裡就像《瞬息全宇宙》一樣跳躍，聽播客能幫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聲音上助眠。而服用擇思達後，她睡了整整一天，大腦一片空白。

對一名ADHD患者來說，這些細節簡直是奇蹟，但奇蹟持續的時間不長。一週後她覺得藥效弱了，執行力提升也不那麼明顯了，自己還得去醫院找醫生複診，先順利度過申請季再說。

“吃藥主要是爲了提高申請效率，其實我還是喜歡混亂的自己，做完作品集我肯定就不吃了。”她說。

當多動症“獵人”耐下心來

時至今日，國際上越來越流行ADHD的去病化趨勢，大家更願意用“神經發育多樣性”來稱呼ADHD特質。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認知和行爲方式，人類的大腦並不只有一種理想型，ADHD就是非典型的一種，很多神經發育特徵是從出生就具備的，研究也證明ADHD的遺傳概率高達75%。

ADHD障礙只是因爲不適於在高度程序化、精密化的社會機器中運轉，但如果調轉思維角度，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在極短的時間內腎上腺素飆升完成任務、具備跳躍的思維，這些特質也可以是強大的優勢。

美國企業家湯姆·哈特曼是一家多動症支持機構的創始人，曾和2000多名多動症患者共事。一位多動症心理學家告訴他，約半數企業家都患有多動症。他和美國幾千位企業家對談，在他們身上觀察到不同程度的多動特徵，他們敢於冒險，不斷試錯，厭惡穩定，需要持續不斷的挑戰。

比起“患者”，他更願意稱呼他們爲“獵人”。一種說法是，ADHD是一種適應早期狩獵社會的特質。在史前時期，獵人們需要時刻警惕周圍環境，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以便追趕更多獵物。他們享受捕獵時的刺激感，受不了一成不變的環境。“獵人對於時間的感覺要麼極快，要麼極慢，對‘當下的生活’感到興奮或厭倦。”哈特曼在《多動症商業獵人》中寫到。

賀玲告訴我們，最適合ADHD的職業可能是消防員，他們總往返於火場之間，緊急情況能做到臨危不亂。另一個職業就是銷售，短平快的工作節奏，也有即時的激勵反饋，她之前就做過一段時間。

《瞬息全宇宙》劇照，導演關家永在拍攝過程中發現自己也是ADHD

哈特曼的多動症理論還提到，當下是典型農夫社會的邏輯。比起高風險高回報的投機者，大部分工作崗位需要的是能維持精密儀器運轉的螺絲釘——他們適應朝九晚五的規律生活，能耐下心耕耘，等待每年秋天豐收。相較而言，獵人的工作模式則是幹一單、吃一年，需要即時獎勵，受不了延遲滿足。捕到一隻大獵物，他就可以階段性躺平，再等待下一個機會了。

近幾年社會壓力太大，獵人性格越來越多暴露出在農夫社會裡的不適應。

一個獵人在農夫社會裡的彷徨，賀玲的職業路徑就將之展現得淋漓盡致。

曾經，家人對賀玲的期待是進入國企事業單位，這也是她對自己的期待。而賀玲和穩定並不沾邊，畢業後她開始北漂，先後換了4次完全不同行業的工作。按她的話說，頻繁跳槽大多是因爲失去了新鮮感，“老子幹得不開心了。”

對於央企國企來說，這樣的跳槽頻率是相當罕見的。國企一般看重工作年限和閱歷，頻繁離職則會被標記爲不穩定、沒長性，這些都是競爭劣勢。不斷更換賽道後，賀玲發現自己並不擅長做細緻的分析工作，她擅長的反而是給公司拉單子——ADHD的情緒感知能力讓她更能隨機應變，在公司新成立的某小組裡，她是唯一一個能給公司創收的人。

最近幾年，賀玲正式轉行做心理諮詢師，她本來擔心自己的注意力障礙會影響接待來訪，但她後來覺得這份工作和ADHD特質很匹配。“你無法預測每個來訪者會跟你說什麼，每次他們都會帶來新鮮的內容。並且這份工作也很考驗現場隨機反應，諮詢的50分鐘創造了一個短期高壓環境，我會非常集中，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來訪者身上。”

Josie同樣有過高頻跳槽的經歷。一開始她做電商直播助理，上架50件衣服能漏好幾件，老闆罵她“每天白天像在夢遊一樣”。後來老闆發現她拍視頻經常有很多巧思，就不再讓她做清點的工作了。Josie找到了自己的優勢領域，每天外出拍攝，誕生過很多爆款。

Josie和她的狗子，小紅書@人寵攝影師李墩墩

而疫情來臨後，外拍的機會沒有了。Josie需要坐班，“我頭一次感到如此痛苦，我很佩服那些能坐8個小時的人，我坐4個小時都不行。”自然，她跳槽了，又換了2份工作，直到現在做自由職業。確診ADHD後，醫生聽說了她的工作性質也沒給她開藥，覺得藥物反而會影響她的工作狀態，現在這樣不也挺好的？

她也想開了：“上天配給我這樣一個大腦，我就儘量去規避他不好的一些地方，去發揮他好的那一面。”

塔塔依然在堅持吃專注達，她目前在媒體廣告行業，自己還是經常拖稿，需要靠藥物維持工作動力。但她發現，做媒體3年來，光是現在的公司就有3個編輯確診了ADHD。在這類需要創造力和藝術知覺的行業，還可能天然聚集更多特質相似的人。

什麼是適合ADHD的工作？和賀玲討論這個問題時她告訴我：“我們是魚，在人類的進化中沒長出四肢，現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陸地上，我們就成了少數羣體。明明是魚，爲什麼非要勉強自己在路上跑，還想去爬樹呢？”

“但是這個世界已經快乾涸了呢？”

“那就去找你自己的水溝吧，總會有的。”

（文中受訪者均爲化名，封面圖來源於電影《瞬息全宇宙》截圖）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後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許嘉婧、薇薇子，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