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染指公視的新政媒威權（黎家維）

公視。(本報資料照)

文化部公告《公共電視法》修法，主要內容除了董事會規模瘦身，以及降低董監事選任通過門檻外，更夾帶董事長由行政院長官派、新增國際傳播服務及交流業務，並放寬政府每年補助9億元上限限制，讓人看了不禁「眉頭一皺，發覺案情並不單純」。民進黨政媒不分早已爲各界與自己人詬病，然此修法不僅再次公然踩踏民進黨自己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長期主張，甚至還有效法大陸「大外宣」的影子，恐讓公廣集團淪爲執政者內外宣傳的工具。

文化部若爲解決董事會運作效率與董監事經常難產的問題，修法謀求解決，實無可厚非，亦非無討論空間，畢竟此爲現行制度運作久存的老問題。但這些問題的解決與董事長官派毫無關係，不論過去民進黨委員或行政院版修法提案均未見此主張；即便世界各國公共電視組織亦是首例。或許立法理由也如同陳時中部長迴應混打高端疫苗的答案一樣，擔心「臺灣永遠沒辦法走在最前面」！

被視爲宣傳天才的德國納粹黨宣傳部長戈培爾深知掌握宣傳對控制民心的重要，他曾說過「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羣衆」，「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爲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在臺灣防疫與疫苗採購政策的內宣上，我們似乎看到戈培爾的影子。

當然，戈培爾更深知媒體多元對掌權者的監督與殺傷力，因此毫不諱言地說「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事實上，世界上只有像俄共、中共、北韓與納粹德國等共產與集權的政體，才需要由政府直接伸手媒體進行控制。因爲他們深知控制人心對鞏固自身地位與達成政治目的之重要，並把媒體視爲國家宣傳的工具，尤其不容許其扯後腿；這與民主國家將媒體視爲監督的第四權，恰成強烈對比。

臺灣過去不是沒有經歷媒體被政治滲透的教訓，但一手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民進黨，卻在推倒舊權威之後，想方設法步上其後塵。尤其行政院長蘇貞昌伸手介入媒體之例屢見不鮮，包括直接要求NCC嚴查假新聞，在中天新聞臺換照事件及後續頻道歸屬問題上，也不難看到其下指導棋的身影。最近鏡電視新聞臺申請案更傳出NCC主委護航，導致外審委員罷審風波。獨立機關的NCC尚且擺脫不了政治黑手干擾，蘇揆與民進黨政府要進一步抓牢公廣集團的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

蔡政府或許同樣從大陸對臺的「認知作戰」中獲得啓發，自己反成爲大陸「認知作戰」與「內外宣」的「忠實信徒」，並對此深信不疑。當大陸加碼要「講好中國故事」，公廣集團也擴大了國際宣傳的功能，還解除了捐款上限的枷鎖，是否也打算如法炮製，想要在國內外「講好臺灣故事」，甚至「講好民進黨故事」？

完全執政下的民進黨，已經隨心所欲。喊着黨政軍退出媒體，掌權後卻自己伸手媒體；修法降低公投門檻，被民意教訓後卻要提高門檻，閹割公投權力；立委選制、修憲門檻，同樣如出一轍，在野是一套，執政卻又是另一套。制度障礙不打緊，強勢修掉就好。

一手掐死了不同聲音的中天電視，製造寒蟬效應，另一手又向公廣集團伸出魔爪，把公共資源當成自己政黨的宣傳機器，一個政媒不分的綠色新威權正在快速成型。政府掌控公共媒體，在民主國家中，臺灣已是唯一；只有跟集權國家相比，才需要擔心有沒有走在前面！（作者爲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