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精選》持續實驗與奮鬥的伊朗政府及其異議分子

本書《伊朗的靈魂》（Children of Paradise）呈現了伊朗這四十年來國內政治的情況，特別是異議分子在伊朗遭到政府打壓的故事。（示意圖／shutterstock）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的巴勒維（Pahlavi）政府遭革命勢力推翻，沒多久後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成立。迄今這四十多年來，伊朗在國際輿論之間多是負面的形象，例如保守封閉、宗教狂熱、恐怖主義的溫牀、違反核子協議規範等等。然而，一國改朝換代在歷史中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而新政權建立後所呈現的肅殺氣氛也不是伊朗獨有，但何以伊朗在革命後的情況特別受到國際間的關注？原因在於伊朗革命之後這四十多年來，都是持反對美國的立場，所以成爲以美國爲主的國際社會批判與譴責的對象。不過，我們不應只從美國掌握的主流價值觀來看待伊朗。

本書《伊朗的靈魂》（Children of Paradise）呈現了伊朗這四十年來國內政治的情況，特別是異議分子在伊朗遭到政府打壓的故事。本書作者席科爾在序言提到的一段，筆者看了相當有感觸。她說：

伊朗不是個快樂的地方，卻值得我們致上最高的尊重― 這個國家爲了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列強爭鬥，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府形式實驗，而且爲了讓這場實驗持續下去而不斷提出質疑，最後對異議分子的生活構成了威脅。

確實這國家經歷過很長一段不快樂的階段，即使現在也不算快樂，長久以來與外國強權對抗之下，也影響國內的政治氛圍，在衆人對於時局有不同立場的討論中，免不了有些人就成了所謂異議分子，在對抗政府的過程中犧牲了。

回溯伊朗近代歷史，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西亞地區的勢力競爭，對當時伊朗的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若對近代中國外交史有所瞭解的話，應也能夠理解伊朗所面臨的命運，要致力周旋在列強之間，尋求讓彼此利益平衡的解決方案。

進入二十世紀，歐美強權在石油利益、冷戰（Cold War）優勢之爭奪，仍然沒有減少對伊朗的壓力。一九五○年代初期伊朗試圖取得石油利益主導權，首相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推動石油國有化政策時，遭到想要控制伊朗石油的英國與美國推翻，隨後美國在伊朗握有最多的政治與石油利益。在這麼長時段的過程之中，有些伊朗人選擇與強權爲伍，以便獲取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利益，也有人走上誓死與強權對抗之路，當然也有人如牆頭草，也有人覺得無所謂。

一九七七年底之後，伊朗的反政府勢力興起，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維國王突然離開伊朗。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雖不是革命領袖，而且他因一九六○年代曾反抗過巴勒維的政策而遭到驅逐出境，但已透過在國際媒體發言而成爲反政府的指標人物。二月臨時政府成立，革命人士巴札爾甘（Mehdi Bazargan）擔任首相，可是似乎何梅尼已經運用了自己的號召力，形成了「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不斷自行發起行動打擊任何與巴勒維政府有關係的人物與團體。

何梅尼正好是那類想要誓死與強權對抗的人，他並非排斥外來思想與文化，而是着重在反對外來的壓迫。在他與巴勒維對抗的年代，正是美國在經濟與軍事方面對伊朗最有影響力的時刻，反巴勒維也就與反美劃上等號。何梅尼個人的反美情緒，在一九七九年之後煽動了部分伊朗人的反美行動。革命本身與反美並無直接關係，但革命之後卻因爲何梅尼的領導，而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走上反美之路，也釀出了美國大使館被包圍、突破，外籍外交人員遭到挾持的事件。巴札爾甘的臨時政府當下解散，代表已無法控制何梅尼所造成的局勢了。

何梅尼及其支持陣營往後便把持着「反美」的話語權，只要任何人有可能對外接觸，就會受到政府的「關愛」。雖然在這時代有很多伊朗人覺得，伊朗的氣氛已經比較沒有三十年前那麼肅殺了，但仍然會有些人如本書中提到的，被政府監視、盤查、拷問，甚至羅織通敵罪名，有人寧死不屈，有人想辦法逃離，也有人不得不認罪，也有很多人「被消失」。

當然上述伊朗人的不堪遭遇，都是相當痛苦的，也都該獲得同情。但筆者的想法是，這不盡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以來伊朗政府的問題，而是伊朗政府仍在與強權對抗的產物。控制國家輿論一事，本來就是每個政府都會做的事情，無論是所謂專制或者民主國家，政府總是扮演着「老大哥」（Big Brother）監控着一切。多數人可能認爲美國是最注重輿論自由的國家，但一九五○年代在封鎖蘇俄的時候，國內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也是監控着是否有人與共產勢力來往。到了我們這時代，情況並沒有太大差異，要不然就不會有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政府監視工程的事件了。在美國，肯定也有不少人被政府監視、盤查、拷問，甚至羅織通敵罪名。

一九七九年以來的伊朗政府，因反美立場而遭到美國的封鎖、制裁、譴責，伊朗政府對此肯定需要有所迴應，也有必要防範美國及其陣營可能的滲透，以期能夠穩定自己。每個國家總是會有所謂異議分子，不認爲要跟政府持一樣的立場，這樣其實沒有錯。只是當伊朗政府仍在思索如何穩定自己的時候，自然有需要壓制不同的聲音，進一步視他們爲企圖結合外來邪惡強權的鼠輩。於是，一九八九年何梅尼去世，但伊朗對抗外來壓迫的奮鬥尚未結束，接任領導人位置的哈梅內意（Ali Khamene’i）仍維持既定的路線，即使經歷過拉夫桑賈尼（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三任總統，有些輿論在伊朗仍是很敏感的。

以美國爲主的國際社會，最支持伊朗的異議分子，因爲可藉由宣傳他們的意見、聲援他們的行動，來打擊伊朗政府的形象。像是伊朗導演帕納希（Jafar Panahi），他拍的電影遭到伊朗政府禁播，可能就是他影射國家的問題，獲得了政府的「關愛」。但在歐洲獲獎也不代表帕納希拍得多好，而是頒獎單位可藉此讓國際知道伊朗是如何邪惡。如本書提到的，「當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陰謀長期計劃下的結果」，這可能都是部分伊朗人的心聲。換位思考，若我們是政府領導人，在一切情勢都不穩定的情況下，臺下有一票人對施政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了，他們竟到外面告洋狀，儘管我們知道這只是意見表達而已，但真能高尚地容忍他們的聲音存在？

其實大家都是爲了讓國家更好，在既有的基礎上共同努力。如本書〈後記〉所說，這些異議分子「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試圖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但問題在於，伊朗至今還受到外來勢力的影響，主要來自於美國，無論是長久以來的制裁或是今日的核子協議（Iran Deal），都可看到伊朗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努力。伊朗政府確實有很多「實驗」尚未有結果，當然很難「快樂」。

過去臺灣曾出版過《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德黑蘭的囚徒》這類有關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後的小說，但比較偏向於女性議題，也屬於自傳類型的作品。而本書作者爲記者，故事內容非個人經驗，主要取材於一九七九年迄今四十年來衆多所謂的伊朗異議分子，儘管筆者認爲不能單純靠這些所謂異議分子的遭遇來說明一切，但本書格局更大，也可「更新」臺灣讀者對於伊朗既有的訊息，感謝貓頭鷹出版社的引介。當然除了本書所說的故事之外，伊朗還有更多的面向值得讀者去探索。

（本文摘自《伊朗的靈魂》／貓頭鷹出版社）

【內容簡介】伊朗曾是中東最西化、親美的國家，但在開放自由的表象背後，卻是英美的政治干預與經濟剝削，當伊朗人過着貧苦的生活。爲了趕走外來勢力、改變國家，1979年爆發了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勒維王朝，極度反美的領導人何梅尼上臺。不久，發生了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使美國與伊朗正式決裂，伊朗就此走向國際孤立，經濟封鎖之路。

1979年伊朗革命後，建立起現代世界罕見的神權國家。以伊斯蘭教士爲主的「法基赫」成爲世俗政府背後的決策力量。在他們的主導下，一度男性必須蓄鬍來證明自己的信仰，女性則都得戴上頭巾，革命前的比基尼海灘已成遙遠的過去。社會杜絕來自西方娛樂，年輕男女並肩而行就可能遭遇盤問。此外，1980年代起伊朗更多次投入戰局，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讓伊朗青年在伊拉克前線流乾了鮮血，經濟也走向混亂局面。

面對國際的孤立、經濟的困境，有人認爲伊朗若要晉身爲已開發國家必須採納西方價值，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與伊斯蘭傳統要求信衆的剋制，似乎又背道而馳。對政府的不滿、該選擇哪條路線前進，都是伊朗知識分子不斷苦思的問題。雖然，他們自認「沒有任何人試圖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但伊朗政府卻以反美爲武器對這些「異議分子」監視、盤查、拷問，或以通敵罪名入獄。而這些異議分子確實也受到以美國爲主的國際社會支持，外界以聲援他們來打擊伊朗政府。可以說，不論革命前或革命後，伊朗仍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

本書將以這些「異議分子」爲主角，重看伊朗近40年的歷史，深入瞭解伊朗人所追求的未來究竟是什麼。這不只是他們的個人故事，更是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努力尋求改變的過程。今日的伊朗也許不是個快樂的天堂，但那些爲了國家努力的個人，卻值得我們致以敬意

【作者簡介】勞拉．席科爾 Laura Secor

畢業於布朗大學哲學系。現爲美國記者，並在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新聞學。2004年到伊朗旅行，因見證伊朗人對政府的不滿，開始書寫伊朗革命與人民尋求改變的努力過程。爲《紐約客》（The New Yorker）、《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外交》（Foreign Affair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與其他出版品撰寫關於伊朗和美伊關係的報導。現居布魯克林。

《伊朗的靈魂》／貓頭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