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歐洲的“慢工不出活”

向長河（國際問題學者）

最近，全球聞名的倫敦希思羅機場發出了新建第三條跑道的最新進展：將引入數十億英鎊資金，對機場2號和5號航站樓進行擴容，爲機場第三條跑道建設做好準備。聽到這個消息，筆者不禁爲歐洲人的“慢工不出活”有些感慨。

作爲英國最重要的國際航空樞紐，希思羅機場第三跑道修建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提出，2003年拿到原則性批准，到2025年仍未動工，預算從140億英鎊漲到176億英鎊。機場CEO托馬斯·沃爾德拜望着擁擠的航站樓說：“我們每年要向8400萬旅客道歉，爲的是40年前就該解決的運力問題。”

希思羅機場的故事在歐洲並非孤例——柏林勃蘭登堡機場花了24年才建成，歐盟總部翻修耗時13年，挪威一條12公里的隧道挖了15年。這些工程背後，藏着歐洲基建的集體困局：投入越多，爭議越大，速度越慢。

爲建勃蘭登堡機場，柏林人用了14年論證如何安裝防火門。柏林勃蘭登堡機場的開幕日，工人們還在修補最後一處漏水點，而財務報表上已赫然寫着“需再注資24億歐元”。這座機場的荒誕史充滿黑色幽默：消防系統由製圖員設計，電纜鋪錯、天花板超重，甚至安裝的900塊顯示屏在竣工前已報廢了750塊。德國網友調侃：“等它啓用時，這裡該改名叫基建博物館。”

英國同樣存在拖延問題。一條15公里的A428公路升級計劃，從2003年提出到2026年通車，要花23年。而連接倫敦與北方的HS2高鐵，預算從330億英鎊漲到1000億，路線改了又改，最後被迫縮短里程，淪爲“半截子工程”。

歐洲基建的慢，本質是“過度民主化”的代價。希思羅機場擴建需要經歷12次環評聽證會、23份修訂方案，每次政策搖擺都讓周邊房價下跌6%。環保組織“交通行動網絡”只需一紙訴狀，就能讓項目陷入司法審查的泥潭，而這樣的訴訟平均耗時3年。德國斯圖加特火車站擴建時，市民因一棵老樹發起抗議，導致工程延期4年，預算翻了33倍。

政治博弈更是雪上加霜。英國工黨政府前腳支持希思羅擴建，同黨的倫敦市長後腳威脅起訴；德國基民盟與綠黨爲高鐵線路是否穿過自然保護區吵了十年。歐盟芯片法案承諾430億歐元補貼，但兩年過去，30多個半導體項目只有零星幾個獲批，美國巨頭Wolfspeed直接推遲建廠：“等歐盟走完流程，市場早變了”。

歐洲的“慢”還藏在細節裡。柏林機場建設時，老工程師用鉛筆繪圖，年輕人卻不願學土木——德國建築業30歲以下工人佔比不足15%，12萬工程師缺口讓項目頻頻出錯。比利時建築業1.7萬個崗位空缺，16萬工人入不敷出，連修路都找不到足夠人手。

官僚主義則是另一座大山。德國企業申請一個項目許可平均要蓋47個章，特斯拉建廠被拖了16個月，氣得致信政府：“你們的效率配不上工業4.0”。歐盟芯片法案要求27國一致同意補貼分配，結果英特爾在德國的工廠因“土地使用權爭議”擱淺，連默克爾都感嘆：“我們擅長製造精密機牀，卻搞不定一張審批表。”

慢工未必出細活，但一定費錢。柏林機場造價從25億歐元漲到70億，相當於每天燒掉130萬歐元利息；英國HS2高鐵每公里成本高達3億英鎊，是中國的4倍。德國因基建拖延，每年多花146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4%。

更深的代價是戰略機遇的流失。希思羅機場飽和讓英國丟了40條新航線，迪拜趁機吞下中轉流量。德國車企裁員7萬人，因爲“電動化轉型慢了五年”，而挪威那條挖了15年的隧道，通車時相鄰國家早已用高鐵連成網。

或許，歐洲終將學會與緩慢共存。就像威尼斯人一邊修補下沉的聖馬可廣場，一邊迎接遊客，他們用百年時間打磨一座教堂，卻也錯過了高鐵時代的競速。只是，當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這種“優雅的慢”還能撐多久？答案，或許藏在柏林機場那些生鏽的顯示屏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