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捧紅周潤發劉德華，獲多項電影大獎，如今實力卻被質疑？
時代互聯網“更新”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於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一批“老人”被拉出來受審。
前些年大家還很客氣。
說孫燕姿是冷門歌手，說周杰倫是不是賣不動票等等，都是基於討論的需求，大家反駁起來也有理有據。
而隨着“越大聲越有理”這條規則的流行。
討論的空間消失了。
人們開始給老一輩的公衆人物直接定性了。
比如我們今天要聊的：
杜琪峰與銀河映像。
好說不說，杜琪峰確實很多年沒有好作品出來了，甚至於，沒有新作品出來了。
上一部公映的是短片集《七人樂隊》（還是很多年前拍的）。
真正算得上杜琪峰作品的，得要算到2016年的《三人行》。
而杜Sir的大本營。
銀河映像，這幾年製作的電影，也是有且僅有一部《命案》。
於是前些時候。
無數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人，直接將其判定：
“水平不行。”
“只會拍古惑仔。”
“不喜歡香港。”
老實說，Sir不想就這樣的言論發表什麼反駁的觀點，我們沒辦法和一些片面的仇恨交流。
不過趁這個機會。
我們倒可以好好聊聊杜琪峰，以及銀河映像：
爲什麼，他們只能屬於香港。
01
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好回答：
香港，是銀河映像的養分。
這是任何港片影迷，都可以信手拈來的常識。
比如說，這是銀河映像扛把子杜琪峰的電影培訓地：
出身TVB，跟隨王天林。
製作過83版《射鵰》等轟動一時的神劇。
半輩子都浸淫於香港影壇。
杜Sir對電影的理解，以及轉型的動力，基本上都是基於香港電影本身帶來的影響。
或者，這是銀河映像的電影素材庫：
銀河很少拍古裝題材。
於是茶餐廳、黑社會、警察成了他們電影裡的高頻元素。
脫離了香港。
銀河映像的很多電影，都成了無本之末。
如果說，香港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麼銀河映像毫無疑問地就是這個大家庭裡最熱心的一份子。
他們成爲了香港的記錄者。
就像那兩部香港城市的“日與夜”，《文雀》與《PTU》。
前者：
杜琪峰表面在拍扒手，實際上，是在拍這座城市。
扒手們在張望着香港街頭往來的人。
這自然可以看作是小偷在衡量，此人身上是否有值得伸手的地方。
不過，當這個人走過去後，鏡頭經常停留不動。
鏡頭在捕捉什麼呢？
是香港的一街一景，一花一木 。
尤其是任達華騎着頗爲復古的自行車，拿着老式的照相機穿過一條條街，拍下香港的街景和普通人的日常勞作。
他擔心所見的一切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消失。
而後者呢：
彷彿是向我們演奏了一首專屬香港的小夜曲。
電影中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一個晚上。
夜越深，街上的行人就越少。
使得我們的注意力更容易投放到城市的景觀上，也就更能感受到月光、霓虹燈光、手電筒光所照耀的一個騷動而又不乏靜謐的香港。
片中人幾乎與香港的夜色融爲一體。
而這其中最迷人的場景。
或許就是機動部隊隊員們在雨夜中，穿着雨衣或行走或奔跑的場景了。
所以說。
《文雀》裡的任達華是以自行車的速度感受着香港，而《PTU》裡的任達華，則是以腳步在丈量香港。
這兩者都是對香港的記錄。
可問題是。
對於香港導演來說，哪怕是與這個城市連接再緊密，也很少有“獨屬於”這個城市的說法。
就像徐克說的：
無論什麼時候，拍電影必然要克服很多難關
要自己製造機會
於是他們會在港片低潮期離開香港，或出走好萊塢，或來到內地，重新用技術征服新一批的觀衆。
那爲什麼杜琪峰不能這麼做？
說白了。
同樣是拍動作片，但杜琪峰等人和徐克、吳宇森不同的是：
他們的電影極具“當下性”。
很多時候影片的出發點，都是爲了與“當下的香港”做一番對話。
而一旦脫離了這個語境。
可能就像鄭保瑞一樣，只能拍出些《西遊記之三打白骨精》這樣不倫不類的作品了。
舉例來說吧。
2003年非典，香港全城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
所有人情緒低落。
杜琪峰呢，於是拍了一部《柔道龍虎榜》。
告訴港人：
柔道最重要是再站起來
被摔在地上，再站起來便行
就是不停地戰鬥
影片裡的勵志情緒，在銀河映像的作品中實屬罕見。
2008年，天星碼頭被拆。
港人紛紛抗議。
於是杜琪峰就拿起攝影機，拍出了前面所說的《文雀》，記錄下香港的景物。
最終被不少影評人稱之爲，“獻給香港的情書”。
2011年，由於前兩年的金融危機給香港造成了巨大損失。
連杜琪峰本人都深受其害。
於是，他拍攝了一部叫做《奪命金》的電影，聊股市的蝴蝶效應。
影片裡有個老伯。
他的那句臺詞，恐怕已經說明白了杜琪峰對於當下經濟環境的態度：
來香港幾十年了
塑料沒得做，我就做製衣
製衣沒得做，我就做電子
工廠都搬走了，我就去做看更（保安）
有什麼做什麼，我都跟着做了
只想找塊瓦片遮頭
所以，銀河映像的很多電影，其實是發表他們對“當下香港”的看法？
也不止。
Sir特別想提及的，是一部喜劇片：
《嚦咕嚦咕新年財》。
電影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德華的賭徒，一直好運，他信奉規則，更信奉一句話，“牌品即人品，牌品好人品一定會好。”
但如今，他的好運逐漸離他而去了。
時代變了。
而講規則的他，也屢次敗於不講規則的青雲之手。
想到了什麼？
香港。
世紀末的香港，是籠罩着一些悲觀情緒的。
不管是迴歸帶來的不確定性，還是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讓許多港人覺得，時代改變，他們自己的運氣溜走了。
可杜琪峰和韋家輝是怎麼說的呢？
電影裡有一句臺詞：
越爛的牌，越要用心去打
心不亂，局不棄，才能步步爲營，贏回自己的本錢。
於是這部當年的賀歲片。
給不少港人，帶來了精神上的安慰。
所以怎麼說呢。
當年在香港，凡名聲過重的電影人，很多都去過好萊塢闖蕩一番。
他們中像成龍、徐克、吳宇森、于仁泰、王家衛、陳可辛，也包括杜琪峰的老同學林嶺東和周潤發，都有過深淺不一的美國之旅。
可杜琪峰等人卻一直堅守在香港。
那是因爲，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思考，他們的藝術風格的建立，一直都建立在香港這座城市本身之上，一直與香港的“當下”共呼吸。
不是他們離不開香港。
而是說，內心的情感，讓他們不能離開香港。
02
當然，相比於“銀河映像離不開香港”，Sir更想說的是：
香港電影，更加離不開銀河映像。
怎麼說？
因爲在港片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們纔是香港電影，最後的“脊樑”。
先從“銀河映像”的成立聊起。
杜琪峰爲什麼要成立一家這樣的公司？
內驅力，當然是自我追求。
這裡不得不cue到我們的星爺，可以說，杜琪峰之所以成爲杜琪峰，周星馳纔是那根導火索。
杜Sir和星爺合作過兩部電影：
《審死官》和《濟公》。
兩部電影之後，杜琪峰便坦言，不再和周星馳合作了。
爲什麼？
因爲杜琪峰認爲：
周星馳在片場完全不需要導演
他自己在鏡頭前走來走去
攝像機跟着他走就可以
也就是說杜琪峰在片場沒有什麼存在感。
這也逼迫他去思考，日後我應該做個什麼樣的導演。
票房大導？
顯然不是。
1992年的《審死官》以4988萬港幣斬獲當年的票房冠軍，1993年的《濟公》賣了2156萬，雖然沒那麼好，但也不丟人。
想來想去，他認識到只有全面掌握從製作到內容的話事權，才能拍出自己滿意的電影。
於是。
杜琪峰有了自己開創電影公司的想法，銀河映像自此成立。
那麼，成立這家公司的外在原因呢？
其實是當年港片的環境。
自1993年開始，港產片便開啓了一發不可收拾的頹勢。
一邊是港人離港。
一邊是臺資撤退。
香港電影在明星堆砌、題材跟風的慣性操作下，越來越難吸引到觀衆了。
再加上好萊塢入侵與盜版橫行。
到了1996年，港產片的收入甚至已經跌至92年的一半：6.59億港幣。
怎麼辦？
顯然，杜琪峰意識到，再拍當年那種《八星抱喜》《阿郎的故事》（均爲杜琪峰導演）的電影已經不太行了。
香港電影得變。
於是對於銀河映像來說，你很容易就看到其兩條腿走路的策略。
一是更有當下性的商業喜劇：
比如，杜琪峰自己導演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等都市愛情片，常年位列港片年度票房榜前列。
二是更有藝術性的類型嘗試：
比如他放手讓遊達志拍，卻又強勢介入的《非常突然》《暗花》等警匪片，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風格。
這樣的嘗試一方面減緩了港片下墜的頹勢。
而另一方面，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讓香港電影的招牌擦得更亮了。
誇張了？
還是舉例來說吧。
我們對黃金時代的港片最深的印象是什麼？
過火與癲狂。
港片是很少在意結構和邏輯的，在電影語言方面，他們也往往單純直給，目的只有一個：觀衆無時無刻不被畫面吸引。
可到了銀河映像。
你會發現，香港電影所特有的憤怒化爲了以靜制動，不再那麼鮮明張狂了。
比如：
當徐克把港片剪得越來越碎，節奏越來越快的時候。
銀河映像卻反其道而行。
在《文雀》中，衆人手握黑傘在慢放鏡頭裡，打架打得跟跳舞般優雅。
或者：
當港片越來越講求信息密集度，試圖每一分鐘不冷場的時候。
在《槍火》裡。
卻拍了一分半鐘的“踢紙團”戲，沒有對白，極其“無聊”。
以及，銀河映像的招牌：
宿命。
這在《大隻佬》、《神探》和《盲探》中都有着相當突出的表現。
特別是《暗花》裡。
一個“洪先生”，已然成爲“看不見的大手”的代名詞：
一個十幾年沒回澳門的老傢伙
能狠到哪兒去
如果他真這麼厲害 我都想見一見他
這些給港片帶來了什麼影響？
就拿“宿命”來說。
97之後，有大量的電影創作，都深受這種宿命論的影響。
比如，《無間道》的雙向臥底，同時也是雙向毀滅。
或者，林超賢的《證人》、《線人》、《火龍》、《魔警》都描繪出一幅一念所動，萬劫不復的無常地界。
說到底，其實是銀河映像讓香港警匪片走入了另一個階段。
一個以吸睛爲目的的，壯烈的片種，逐漸轉化爲精緻內斂的，散發出感傷意味的類型。
平添了一種文學性。
就像《黑社會》。
它說的只是黑幫的沉浮史嗎？
當然不。
這裡有身份認同，有時代焦慮，有人身處社會的猝不及防，也有被拋棄的人羣，那種無奈的殘酷。
它的複雜性，超越了大部分的港片。
於是你可以看到。
第一部裡，大D（梁家輝 飾）死在妻子（邵美琪 飾）茫然失措的眼睛裡。
妻子也很快被阿樂（任達華 飾）勒斃。
第二部裡，阿樂被手下的人打死，他很快就放棄了掙扎。
他只能選擇借生命的最後一絲餘暉，多看幾眼兒子向前奔跑的身影。
在人算不如天算，計劃趕不上變化的敘事策略裡，總有一雙無形的手，不經意間就扼住了命運的咽喉。
他們只能殊途同歸。
而這樣的“文學性”描述，既給香港最具標識的黑幫或警匪片賦予全新的意義，也讓香港電影人在類型製作的框架下，對香港這一特殊地域的存在感，發出了一連串的哀嘆。
如此來看。
還會有人覺得，銀河映像對於香港電影，是可有可無的嗎？
03
是的，說到這裡，也該說“當下”了。
不得不提一部電影：
《柔道龍虎榜》。
這一度，代表着香港電影甚至整個香港處於低潮時期，杜琪峰面對困境的態度。
影片裡有這麼一個場景。
視力即將消失的司徒寶（古天樂 飾）和小夢（應採兒 飾）在賭場賭錢。
本來是好運連連。
但。
最後一把，司徒寶還是輸了。
在一旁的小夢看着剛剛贏來的四十萬一把輸光，不甘心，抱起檯面上的錢就跑。
錢紛紛灑落。
司徒寶的反應呢？
看着“財富逐漸流失”，聽着追打聲也越來越近。
他反而笑了。
爲什麼？
其實就是一句話：
當人生註定不停失去，當生命結局註定死亡，當你真正意識到這種痛苦宿命般的輪迴與無解，那麼，與其驚慌失措，不如體面而坦然地接受。
這種接受自己的方式，一點也不消極。
是一種不執迷於結局，超越於結局，只對自己負責的奮鬥。
就像杜琪峰在採訪裡提到的：
無論遇到什麼困境，也要好好的熬過它，不要用一個消極的態度去面對困難。
現實中他們也的確是這麼做的：
我們都知道2000年之後香港電影是個什麼樣的環境。
吳宇森徐克出走好萊塢。
李連杰成龍逐漸打不動。
那些在業界稍稍知名的人也都把目光投向內地，試圖爲自己尋找一個新的生機。
可是啊。
大佬們找出路容易，新人們就沒那麼多機會了。
當電影工業撤出香港。
港片所面臨的情況，也就和司徒寶一樣，逐漸地“看不見”希望了。
而杜琪峰怎麼做呢？
一件衆所周知的事：
鮮浪潮。
2005年，鮮浪潮正式啓動，當時擔任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的杜琪峰發起了“鮮浪潮”本地短片競賽，爲新晉電影人才提供資助和製作培訓。
他試圖延續香港電影的血脈。
一時腦熱？
並不。
從2005年開始，杜琪峰一直在支持着這項活動，到今年，已經是第18個年頭了。
雖然這其中並未誕生什麼大紅大紫的導演。
但卻給港片提供了大量新生力量。
比如說：
《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
其中，許學文是第一屆鮮浪潮的最佳影片得獎者，歐文傑是第二屆“鮮浪潮大獎”獲得者，而黃偉傑則是2010年鮮浪潮公開組最佳攝影獎獲得者。
影片Sir也說過很多次。
銀河映像風格十足。
而其他人呢？
有更多：
比如黃進，他的首部短片獲得了鮮浪潮“最佳編劇”獎。
之後創作了《一念無明》。
比如李駿碩，他的首部短片獲得了“鮮浪潮大獎”。
後來拍出了《濁水漂流》。
另外。
諸如《金都》的黃綺琳，《正義迴廊》的何爵天、《窄路微塵》的林森、《年少日記》的卓亦謙、《燈火闌珊》的曾憲寧，《流水落花》的賈勝楓等等等等大量導演，也都是由鮮浪潮起步。
他們如今已然成爲港片的中堅力量。
而鮮浪潮，在他們起步的時候，的確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現在呢？
如你所知，事情似乎正在發生着變化。
彷彿一個輪迴。
杜琪峰、銀河映像、港片都在朝着一個悲觀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
其實銀河映像，很久沒有什麼動靜了。
杜琪峰久不拍片。
就連監製的那部《三命》，2021年便已拍攝，但不知道爲何，至今沒有播出。
而韋家輝、鄭保瑞他們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事，前者拍《神探大戰》，後者拍《九龍城寨之圍城》，看起來很風光。
但已經和銀河映像沒什麼關係了。
另一方面：
鮮浪潮也難以爲繼了。
前段時間，香港藝術發展局徹底停掉了對鮮浪潮的資助，這意味着這個不盈利的項目，不得不找“好心”的金主來維繫生存。
雖然杜琪峰說，只要他在香港，就一定會支持鮮浪潮。
可隨着資金困難。
可以想象，想必也越來越難了。
而港片呢：
不得不說，這也是港片一種無奈的現實。
別看《破地獄》大賣。
現實是，今年的港片數量依舊很少，能賣得動的商業片依舊寥寥。
存活，本就不易。
怎麼辦？
沒錯，這時候的杜琪峰也會抱怨。
比如前段時間。
他也會說出“現在的電影我覺得變差了，全球的電影都差了”，這樣悲觀的話。
甚至於直接說，拍不出電影了。
可是啊。
Sir覺得，他其實更明白，那些困難，那些阻礙，都是客觀因素，一如幾十年來經歷過的種種起伏。
就像他接受採訪時說的那句話：
只有自己不幹了
那纔是投降
Sir並不相信，杜琪峰就這麼輕易投降了。
他只是在感情上無法迴避。
只是因爲當他與香港難捨難分，傾注了過多的愛時，一時的沮喪罷了。
所以說，杜琪峰纔不會消失。
銀河映像也不會消失。
港片更不會消失。
總有一天。
我們等到他們的重新抖擻，再度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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