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左權之子劉紅慶——爲《劉紅慶紀念文集》作的序

中國有個山西省，山西省有個左權縣。

知道左權，是因爲左權將軍；認識左權，是因爲劉紅慶。

左權將軍抗戰時在此犧牲，他用鮮血與生命，讓古老的遼縣有了新名；劉紅慶在此出生，他用畢生的真情與努力，讓太行山深處這個普通的小縣成爲國人矚目的文化聖地和中國民間音樂的高光舞臺。

從我認識劉紅慶到他突然去世，整整20年。

2002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打電話的人就是劉紅慶。他在自我介紹之後跟我講他的家鄉左權縣精心組織了一臺打着“民間音樂”旗號的節目來北京演出，但完全是模仿電視綜藝晚會的所謂“創新”的節目，不倫不類。他因爲對家鄉的文化“愛之深”，故也“恨之切”，寫了一篇措辭嚴厲的文章《哪裡來的民間》公開發表在首都的報紙上，引起家鄉人們的不解和憤怒，視他爲左權的“叛徒”。他希望我能像在央視青歌賽做評委時那樣爲民族民間音樂發聲，批判以“創新”爲名閹割和歪曲傳統文化。我當然支持他的立場，但也爲他捏一把汗，你以如此激烈的態度批判家鄉的父母官，你還想不想回老家了？

沒想到，幾個月後，他來電話告訴我，他的文章在左權縣引起激烈爭論，縣領導準備在左權召開一個有關左權民歌和“小花戲”的研討會，縣文化局時任局長石湘濤請他在北京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與會，希望當面聽聽學者們的意見。我既被劉紅慶的正義感、勇氣和對家鄉真正的“忠誠”感動，又被左權縣領導們難能可貴的胸懷所感動，遂有當年9月的初訪左權。

在這個仍然以“創新與發展”爲名的研討會上，我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以“民間藝術是中華文化的基礎、土壤和母親”“仿效西方、科學主義與時代需求是造成唱法單一的深層原因”“傳統民間藝術：是搶救、保護，還是‘發展’？”這三個題目較爲系統地闡釋了我對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的觀點和思考。這些觀點，構成了我在其後十多年裡具體參與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學術基礎；同時，讓劉紅慶得到了他急需的理論支持，也讓左權縣的文化部門端正了思路，看到了家鄉“土”的文化，不是應該拋棄的“落後”文化，而是自己獨有的寶貝，是繼續發展的基礎和值得自豪的、真正可以讓左權“翻身”的寶貴資源。

這次研討會還有一個具體的收穫，就是在這次縣裡的演出中，我聽到了石佔明的歌聲。他那未經“污染”與“改造”的自然演唱，讓在座的專家、學者耳目一新，更是“深得吾心”。當時，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正在籌辦“首屆南北民歌擂臺賽”，已經完成初賽，即將在浙江仙居舉行決賽。我當即給大賽的負責人李鬆主任打電話，說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優秀的“原生態”歌手，是個難得的人才，希望能網開一面、特事特辦，讓他直接參加決賽。李鬆和我是多年的朋友，志同道合。出於對我的信任，他立刻答應了我。於是，便有了一個月後石佔明“羊鞭一甩驚天下”的新聞，“羊倌歌王”石佔明走出了太行山，爲左權露了臉、爭了光。當時和我一起在仙居搭檔主持比賽的浙江衛視著名主持人亞妮，也因此與左權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3年夏天，我二訪左權。也是在劉紅慶的執意推薦下，我跟他來到“盲宣隊”暫住的破舊的老戲臺，聽到了讓我“熱淚滂沱”的聲音。假如說石佔明是因爲他“天籟之聲”的歌喉讓我驚豔和享受的話，劉紅權和他的弟兄們，卻讓我的靈魂震顫。前者入耳，百聽不厭；後者入心，終生難忘。我回京後寫下的那篇《阿炳還活着》，先後發表在《人民日報》和《藝術評論》，多次被轉發，並被譯成了盲文。寫文章的同時，我開始爲當時感動之餘握着紅權的手說：“我一定把你們請到北京演出”的許諾開始奔走。我相信，紅權他們當時一定以爲我的“邀請”只是“客氣話”，回京後就會忘掉。而我，也低估了“晉京演出”的難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當我找到北京音樂廳的朋友接洽時才知道，“演出”是需要有文化部門頒發的“演出證”的，而他們，只是一羣在偏遠鄉村遊走四方、連“業餘”二字都談不上的殘疾人隊伍。這時候，也是劉紅慶提醒我：田老師，能不能去大專院校，就像您當年把佛教音樂帶到國際舞臺一樣，走“學術巡演”之路，您做講座，他們唱。

其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年10月，在時任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楊青的支持下，“左權盲人宣傳隊”在北京大專院校巡演的首場在首師大音樂廳登臺亮相。當他們身穿左權文化局爲他們統一製作的藍褲褂、黑布鞋端坐檯上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臺下彙集的文化界、音樂界的“大腕”們有多少：歌唱家王昆，作曲家王西麟，指揮家劉森、滕矢初，著名歌手成方圓、劉歡、崔健，演奏家宋飛，知名學者李陀、陳銘道……都是我一個一個打電話請來的，電話裡，我向他們“保證”：這是一場你從未聽過的音樂會，你如果錯過了，會遺憾終生！

音樂會的精彩不用多說了，當久違了的祖先的聲音通過他們的“向天而歌”唱響在首都舞臺時，臺下這些文藝界的“大腕”們全都像我第一次聽他們歌唱時一樣感動、激動。令人難忘的是，當我宣佈“音樂會到此結束”之後，一向高傲的著名作曲家王西麟跳上舞臺、搶過話筒，激動無比地發表講話。隨後，“大腕”們紛紛上臺，搶着發言，向民間致敬，向左權致敬，向這羣傳承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盲藝人致敬。那天的場景和衆人的發言，我至今歷歷在目、聲猶在耳。但我無論如何想不起來當時的始作俑者劉紅慶在哪裡。我知道，就像他所做的一切活動一樣，他一定是默默地坐在一個角落裡，注視着他深深愛着的親人，聽着他們溫暖的鄉音，捧着自己無聲的微笑。功成而退，不居功，不要名，是他一貫的堅持和作風。

我和左權的緣分越來越深，每次的再訪左權，一定都有劉紅慶的陪同；每次在左權舉辦的活動，也都有劉紅慶的參與，其中許多活動，他都是倡議者和重要的組織者。20年裡，劉紅慶陪着多少文人、藝術家、記者、非遺保護工作者來過左權，已經無法統計了。他組織過多少次民歌演唱會，做過多少次有關左權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講座也無法統計了。從在左權舉辦的文化部“第二屆南北民歌擂臺賽”，到最後“永久落戶”左權的世界級賽事“左權民歌匯”；“羊倌歌王”與“左權盲宣隊”聲譽日隆，舉世皆知。“左權”這個太行山深處過去的“貧困縣”，逐漸成爲全國民歌愛好者和非遺保護志願者的“打卡地”，這一切的背後，都有劉紅慶的貢獻和默默的長久付出。

他曾跟我說過，年輕時他逃離家鄉時，對這片土地不但沒有眷戀，甚至還有一種“這輩子再也不回來了”的念頭。但是，當他“北漂”多年之後再次回到故鄉，才發現自己血液裡流淌着的鮮血滴滴都深含着太行山和祖先的基因。尤其是他看到我們這些和左權毫無因緣的“外人”對左權民間音樂的癡迷和推崇之後，他自己都曾經遺忘了的家鄉情被激活了！他從年輕時對家鄉的厭棄、逃離，到重新認識家鄉文化，再度皈依，認祖歸宗，接續了他作爲個體的生命與祖先、與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父老的生命鏈。而當他完成了他生命中這個重大的改變之後，他就以一種無比充沛的文化自信和自豪，爲左權發聲，爲左權文化的弘揚拼命。

說他“拼命”，是幾乎他所有朋友的看法。十幾年的時間裡，僅僅爲家鄉，他就寫作出版了“故鄉三部曲”：《向天而歌:太行盲藝人的故事》《親圪蛋:唱開花調的人們》《左權:一團奔突的火》。他還與“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合作撰寫了《長征走來老紅軍》《跳花戲的圪蛋親》《邊地遺珍古村落》《遼州望族沉浮錄》《洋樓往事說從頭》《太行抗戰英烈碑》《侯愷掌門榮寶齋》共七本“鄉土文化讀本”，每本印刷5000本，免費發放給左權縣學生閱讀。他對家鄉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都會寫成新聞通稿，發給各家媒體單位推廣宣傳，2015年至今就發表了590餘篇報道家鄉的文章。本書最後附錄裡有一個“劉紅慶發表作品及媒體關注一覽表”，是他夫人在他去世後倉促編成的，我相信會有遺漏，但只要你大致翻翻看看，就會和我一樣爲他作品的如此數量感到驚訝！

在音樂學領域，他只是一個“業餘作者”，但他硬是在短短的時間裡寫作、出版了多本當代音樂家傳記，其中光是爲中國音樂學院的教師就出了五本書：《咬定青山——董維鬆傳統音樂研究之旅》《歌行天下——耿生廉民間音樂研究與傳播之旅》《耀世孤火——趙宋光中華音樂思想立美之旅》《俯首鼎和——李凌中國新音樂事業開創之旅》《驚日響鞭——施萬春音樂民族化探索之旅》。此外，還有在此之前爲我寫的《佛心學俠——田青和他所可以改變的》以及疫情期間纔出版的《郭蘭英傳》。他沒有系統學過音樂，在一些音樂“專家”的眼裡，他可能不懂音樂，但是，他懂音樂家，懂音樂家的心。正如音樂學家張振濤所言：“劉紅慶不但讓人讀到了另一種觀察音樂的方式，而且讀到了另一種表達音樂的方式：洋溢着激情和衝動的敘述，完全不見陳腐語態。”

他的多產和成功，當然也不僅僅是因爲“拼命”和努力。一個堪稱“網紅”的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討論“公平”與“正義”時認爲在當今社會“努力”絕不是“成功”主要的條件，我認爲有道理。劉紅慶的好學、多思，以及他對人、對文化的尊重，對真理與正義的追求，和那些“精緻的個人主義者”們有着絕大的不同。他對山西文化前輩比如皇甫束玉、劉改魚、李明珍等人不遺餘力的推崇，不但飽含着他對家鄉文化的感情，也有將他們視爲自己的榜樣、先行者和同路人的那份情感的認同。至於他跑到蘇州拜倒在顧篤璜門下，爲“蘇州崑曲傳習所”鼓與呼，則彰顯他對傳統文化和傳統文人發自內心的嚮往與熱愛。他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向社會介紹、推廣“左權盲宣隊”和主唱、他的親弟弟劉紅權，應該是他最看重的工作和難以割捨的心事。這裡既有他對弘揚家鄉傳統文化的責任，也有他對早年厭棄和背離親人與家鄉的深深的懺悔。我給他寫的輓聯，是我對他的瞭解和總結：

少年離鄉盛年返鄉一心牽掛家鄉事

先薦山歌再薦瞽歌百姓難忘作歌人

也許是因爲我對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比他早，也許是我所做的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工作給了他啓發，也因爲我比他年長接近20歲，他出於對我的尊重，人前人後總稱我爲“教父”。我每次都不許他這麼叫，一是真受不了，二是我真誠地認爲他對我的幫助比我對他的幫助還大。沒有他，我不可能到左權，也不可能認識石佔明、劉紅權；不可能和左權的鄉親們結下深厚的、終身難忘的親情，不可能得到我一生最珍惜的稱號：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龍泉鄉龍則村榮譽村民。我真的從內心深處感謝他，感謝他爲我和左權連上的累世因緣。盲宣隊的盲哥們把我稱作“恩人”，更讓我愧不敢當。我真誠地說：你們纔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親人。我永遠不會忘記，我2008年住院做開胸手術的時候，盲哥們託劉紅慶給我捎來了5000元錢，我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我這輩子不管掙多少錢，也沒有這筆錢多，因爲這是這些盲哥們拄杖牽裳、遊走山間、一元錢一元錢“賣唱”掙來的血汗錢啊！

他的突然去世，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不能接受。他的徒弟弓宇傑在以“孝子”的身份爲他張羅後事之後，問我如何從佛教的角度看待他的離世。我說：佛教告訴我們“有生皆苦”，其中最苦的是“生老病死”。但是，“生”苦更多是母苦，每個人都沒有“生”的記憶；“老”和“病”，卻是幾乎每個人都躲不過去的大苦！你到醫院看看身上插滿管子的病人，看看心力交瘁的病人家屬，就知道什麼是“苦”。但是，劉紅慶沒有老，也沒有病，吃好早餐，感嘆着“今天天氣真好”，要和夫人去石景山文化中心，然後不留一字，飄然而去。多瀟灑，多幸福，多仗義！自己沒受罪，更沒讓家屬受罪，人會生不如會死，劉紅慶的這個走法，讓人羨慕，也是他的因果，也是他的福報。

劉紅慶常常自嘲，他偶爾說出一句不合適的話時，會孩子一樣吐一下舌頭，摸摸自己的禿頭，還會縮一下脖子。他謙和、樸素、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他的“民間”身份，讓認識他的許多朋友甚至他家鄉的官方和羣衆都低估了他的貢獻和成就。他在北京奮鬥半生，不但沒有什麼博士頭銜和高級職稱，甚至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北京的戶口，直到今天他離我們而去，仍然只是一個拿着“山西省左權縣桐峪鎮桐灘村民小組”集體戶口的“北漂”。但是，他不但靠“碼字”養活了全家，培養了一個優秀的女兒，留下了這麼多有真情實感、文采斐然、影響深遠、橫跨多個領域的優秀作品，而且通過他的牽線搭橋和大聲疾呼，改變了家鄉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生態，讓這個以英雄命名的縣增添了光彩和聲譽。在他去世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客觀、公正地說，劉紅慶當之無愧於“左權之子”的稱號，他應該和左權將軍一樣被左權人民記住。

我相信，有情有義的左權人會記住同樣有情有義的劉紅慶。

2022年3月23日

劉紅慶先生骨灰回鄉安葬儀式

通 告

傳記作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推廣者、中國崑劇古琴研究會理事、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原秘書長劉紅慶先生，因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於2022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7歲。

劉紅慶先生深愛着左權這片生養他的土地，他的骨灰將於2022年4月2日迴歸故里，定於4月4日上午11時，在左權縣石匣鄉姜家莊村舉行簡單的骨灰安葬儀式，及《劉紅慶紀念文集》首發式。

劉紅慶先生，1965年9月20日生於山西省左權縣。曾就讀於晉中師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先後在音樂生活報、科技日報社、樂器雜誌、華夏時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中國盲文出版社任編輯、記者、部門主任。多年來專注於鄉土文化挖掘、民族民間音樂推廣，奔走於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學課堂傳播傳統文化。

主要著作有：《向天而歌：太行盲藝人的故事》《左權：一團奔突的火》《佛心學俠：田青和他所能改變的》《導盲犬之夢》《親圪蛋：唱開花調的人們》《沈從文家事》《人民藝術家郭蘭英》等三十餘本；編著了“星河鄉土文庫”的《長征走來老紅軍》《跳花戲的親圪蛋》《邊地遺珍古村落》《遼州望族沉浮錄》《洋樓往事說從頭》《太行抗日英烈碑》《侯愷掌門榮寶齋》七本關於左權縣鄉土文化書籍。

特此告知！謹遵疫情防控要求，請大家做好防控！

家屬 泣告

2022年3月20日

《劉紅慶紀念文集》封面

將於4月4日首發

編輯：弓宇傑

來源：左權共有的精神

穿梭戲劇藝術的歷史空間

徜徉逍遙自得的審美世界

大家一起品評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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