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一生，都不在計劃之內
作者：董平
來源：筆記俠（ID：Notesman）
陽明心學究竟有何魅力？“求是”精神爲何源自他？他的一生又經歷了怎樣的傳奇？
王陽明生而不凡，年少有爲，但在仕途上遭遇諸多波折。他因得罪劉瑾而被貶龍場，在那裡悟道，提出“心即理”的重要觀點。
他擔任縣令時，展現出卓越的治理能力；平定江西、南贛的盜匪之亂，又遭遇寧王叛亂，但他都能從容應對。
然而，他的一生並非是一帆風順，也歷經諸多坎坷與波折。
本次，董平教授將爲我們深入解讀王陽明的生平及思想主張，讓我們一同領略陽明心學的博大精深。
課程同時演繹了陽明心學理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外無物”。
這部分內容將通過後續文章進行整理髮布，敬請期待。
以下爲董平教授關於陽明心學的部分課程內容整理。
01
“求是”是陽明心學的核心
“求是”二字源自何處？就來自王陽明。
王陽明精神，他可能是連接中國古今的關鍵人物之一，因爲他堅持“求是”的精神。
作爲大學教授，我所講授的不僅是王陽明的學問，還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探討。
我希望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方式，基於兩個基本點：
一是，必須瞭解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歷史淵源，這是根本所在。
二是必須考慮如何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結合，以及是否應該與世界文明進行交流與融合。
我們是否應該滿足於經濟上的成功，還是應該追求更廣泛的文化交流，這直接關係到企業家和創業者的身份認同問題。
我曾與人討論過何爲企業家，但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並沒有企業家這一概念。我們有“士”“農”“工”“商”的劃分。將企業家歸類爲“工”，還是稱爲“商”？
在此，我想強調的是，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企業家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工商業的成就，而是現代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特殊象徵。企業家必須自覺認識到這一點。若缺乏這種認識，我們如何能與美國或英國的企業家進行交流，因爲我們的立場和出發點是不同的。
最近提到的一個概念頗爲貼切，即“新質生產力”，這正是我們應當追求的新質生產力。只有站在這樣的高度，我們纔有機會與美國、歐洲的企業家進行對話，共同站在人類發展的前沿，是人類利益的公共代表。
關於公共利益的視角，我之所以強調國學的重要性，並非使個人的心胸侷限於中國，恰恰相反，國學的研習爲我們開啓一扇新的大門。
今天我們聚集在王陽明先生的故鄉。王陽明的思想與衆不同，他所表達的並非是想要顛覆社會上流行的某種觀點，而是強調每個人的世界觀都是獨一無二的。王陽明的一生充滿了意外，他所經歷的每一件事都出乎意料。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希望你能夠設身處地，將自己置於陽明先生的位置，而不僅僅是作爲一個旁觀者來聽故事。
其次，當人們回顧往昔，會發現陽明先生在臨終之際，對自己的人生進行了徹底的反思，並給出了最終的評價。他所提出的理論或觀點，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與他個人的生命經歷緊密相連。
因此，我們將會發現，王陽明的思想並非僅僅爲了闡述價值，而是有着更深層次的動機和意義。
王陽明先生所倡導的心學，並非源自抽象的理論，而是根植於他個人的生命體驗。陽明先生的整個學說體系，實際上是他生命實踐的結晶，因此它具有不可動搖的穩定性。
02
中國文化思想主張的底層邏輯
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偉人和思想家，當他們達到深邃的思想境界時，應當相信他們能夠做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貢獻。
這種普遍性是存在的。例如，佛教的“四諦”之一說“一切皆苦”，以及“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我們通常認爲這是哲學的範疇。
“人不能同時踏進同一條河流”，而孔子早就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我們已經意識到一切都在流動，關注到了現象的流變。我們說金、木、水、火、土相互作用構成萬物，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哲學就不完整。
每一個民族在其誕生之初都有其原始的觀念和理念。中國最原始的理念是陰陽。太陽升起代表陽，太陽落山則代表陰，這種自然現象的循環體現了陰陽的轉換。
陰陽理論的實踐表明，其運作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具有變化性。
陰極而生陽，陽極而生陰，天地循環往復，日夜交替。現在，若我們設定一個標準時間點，比如中午12點，這僅是人爲設定的一個參考標準，是否有一年之中絕對的分界點呢？實際上並不存在。這個道理雖然簡單，但絕不可輕視其複雜性。
這是世界初始的秩序。秩序，是存在的方式。不可低估這兩個字的重要性。秩序不僅是存在的形式，也是存在的本質。因此，在看似原始簡單的陰陽交替中，蘊含着存在與秩序的統一。
中國人早已明確地理解事物存在的本質。只要提到存在，它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展現。陽是可見的，陰是不可見的，但不可見並不意味着不存在。
陰陽相生相剋，但其轉化並非無序，不可如往昔所言，陷入混沌。混沌必須向有序發展，以展現其內在的秩序。秩序的展現，即是其本質，且此秩序是自然之序，天人合一，不可分割。這就是“道”的真諦。
有人將“道”與“規律”相提並論，我對此甚爲厭煩。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並無“規律”一說。“規律”這一概念，是在徹底的唯心主義視角下才得以形成。嚴格來說，所謂的客觀規律是不成立的。
因爲“規律”一旦被設定，便不再是客觀的；而客觀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是被規定的。
何謂規律？即被設定的法則。在西方觀點下，世界的一切皆爲上帝所造。因此，當觀察到兩種自然現象A與B之間存在穩定的對應關係時，我們便將其理解爲規律。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和諧共存被視爲一種理想狀態。自然界的法則與人類社會的規範在某種程度上被統稱爲“道”。這個概念簡單而直接。
在自然界中，衆多事物之所以擁有名稱，實爲人類賦予的標籤。因此，理解“道”的本義至關重要。它原本的含義是道路，即供人行走的路徑，“世上本無路，但行者衆，便成其爲路”。
關鍵在於，爲何你選擇行走在這樣的路上，因爲這條路能引導你達到既定的目的地。
在這條道路上，行走者、道路本身以及道路所指向的目的地，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統一還是分離，這引出一個核心問題：爲何我們要追求與“道”相一致？若不與“道”相一致，我們又能成就何事？
因此，我們認識到“道”字的含義。這一點在中國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儒家以孔子爲代表，強調政治觀點的重要性。從國家管理來說，是全體公共生活的制度。
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是通過法律來規範民衆行爲，使他們避免犯罪但不感到羞恥，這是儒家治理的兩種方式，同樣適用於現代治理模式。
責任的運用是管理者引導團隊的方式。在探討管理者的角色之前，必須明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否屬於同一生活共同體。顯然，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因此管理者有責任引導他人迴歸正軌。
當然，也存在不服從引導的情況，甚至在引導過程中可能會遭遇反抗和破壞行爲。面對這些情況，管理者必須堅持理性，同時堅定地執行規章制度。
制度是節，禮必有節。這引發我們如何理解“我”與“你”的關係，以及我們如何在物質和情感上相互交流。由此，我們構建了諸多與“禮”相關的概念，如禮節、禮貌、禮物、禮儀。然而，這些都不是一個人的本質所在。
從國家管理的角度來看，“禮”是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礎。具體制度的表現形式各異，但其核心是社會公共制度。
因此，我們常說的“周公制禮”這一古老概念，指的是周公制定了行爲的度量標準。隨着時間的推移，制度逐漸成爲了一個固定詞彙，其現代含義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並無二致。
無論是孔子、孟子還是王陽明，他們對於父親與鄰居老王的態度，理應有所區別。是否能將兩者等同視之？是否可以一視同仁？答案是不可以。
中國過去的生活是以部落或村落爲單位，家庭是我們生命的根基。然而，在西方，特別是基督教興起之後，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中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這樣的表述，我們不會說在土地或神明面前人人平等。
家庭中的秩序和管理是我們的生活之本，家族的姓氏是既定的，是必須承擔的先天身份。過去人們通過姓氏就能辨識家族，張家的人一看便知是張家的，王家的人一看便知是王家的。
我之所以詳細闡述這些，是爲了說明古今之間以及不同文化中心之間存在的差異。在陽明先生所處的時代，這些關於家庭和身份的觀念是不言而喻的。他爲自己出身的家庭感到自豪，儘管王家並沒有太多的財產。
他們家原本位於紹興的偏遠地區，但即便如此，他們仍以家族爲榮。後來，家族決定遷往餘姚城，屬於屬於紹興府。他們住着租來的房子，過着安定的生活。
這引出了另一個問題，中國人歷來有向城市遷移的趨勢，這一現象至今未變。民間有言，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因此，他從達溪遷至餘姚縣城，又從縣城遷至府城，紹興即爲府城，再後來，從府城又遷至京城，自古以來人們總是這樣遷徙。王陽明亦未能免俗，順應了整個中國的時代潮流。
03
王陽明先生的生平
1.生而不凡
王陽明在餘姚出生的那棟樓，並非原本就叫“瑞雲樓”。瑞雲樓之名，是因爲王陽明在此出生而得名。據傳，在1472年王陽明出生之際，其祖母夢見五彩祥雲送來一個孩子。於是他的祖父便給他取名王雲，以示紀念。因此，附近的居民便將那棟樓稱爲“瑞雲樓”。
後來，由於王陽明少言寡語，一位和尚曾評論說，這孩子很好，只是被點破了。這話恰巧被他的祖父聽到，祖父靈機一動，便將他的名字改爲王守仁，意在希望他能言善辯。
至於這類事件的真相如何，我們不必深究。這樣的可能性存在嗎？既非必然，也非絕對，原因何在？
孔子曾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孔子當年的意圖其實是很明確的。一個人擁有崇高的智慧，足以讓他達到某種境界，但要真正守住這種境界，不是依靠智慧，而是依靠仁德。仁和智是統一的。懂得這兩者的統一，勇敢地去實踐，這叫仁。《中庸》中提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如果沒有儒家，或許我們無法像孔子、孟子、王陽明那樣，真正富有智慧。孔子講得很清楚，人應當擁有天下的大志。因此，智慧不是可以簡單追求的。不是說有多深奧，也不是說不能表達，而是要理解智慧的真正含義。
什麼是智慧呢？一個人若經歷豐富，卻未能理解智慧的真諦，那麼他的經驗又有何用？
古人對智慧已有明確的闡述，《尚書》中“思曰睿，睿作聖”，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
用今天的話，思是“反思”“反省”。“思”是自我心靈的對內的自我運用，就是今天講的“反思”。
孟子講，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反思一下對自己看得清楚明白。“慮”是一種精神和心靈功能的外在應用，稱之爲，不能稱之爲“思”。
王陽明講，我心即世界。一切從心裡來的。
王陽明先生不僅是在明朝，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博學的人，在明朝，與他同時代的人中，無人能出其右。
2.年少有爲
在王陽明11歲那年，他的父親金榜題名，所以全家人要一起搬家到北京。此時王陽明已經才氣側漏，據說已經可以出口成章，在北京讀私塾的時候，與老師有過一段著名的對話。
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在課堂上，老師正在授課，而王陽明卻在搖頭晃腦，做着小動作。老師便向他提問：“你能否專心讀書”，他反問先生“何謂第一等事”，也就是說讀書爲了什麼？先生給的回答是，當然是讀書做大官了，但是王陽明顯然不滿意這個標準答案，他馬上回答說，自己認爲讀書就是要做聖賢。
我們通常不提及一個細節：當王陽明與老師爭執時，他的父親恰好從學堂後面經過，聽到了他們的對話，便走上前去給了他一巴掌。
我們常說“三歲看老”，儘管此時他尚未完全理解聖人的教誨，但他立志成爲聖人。王陽明的文章好到何種程度，在清朝編纂的《古文觀止》中，王陽明有三篇文章入選。王陽明的文學成就在當時與李東陽等文壇巨擘相互唱和，共同推動了明代文學的發展。
3.步入仕途
王陽明三次參加科舉，直至28歲才進士及第，這是他步入仕途的開始。正德皇帝登基時，他成爲了朝廷中的一員。
在當時，每位新科進士須向皇帝呈遞一篇奏章，以陳述自己對於皇權治理的見解。王陽明所撰寫王陽明《陳言邊務疏》，詳細分析邊防形勢，指出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具體的改進建議和策略。
內容涉及軍事部署、邊防防禦、民族團結等多個方面，體現了王陽明深厚的軍事思想和治國理念。
幾年來，王陽明一直在研讀《武經七書》，在書邊、書眉隨手寫滿了自己的批註。《武經七書》包括《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尉繚子》、《三略》和《六韜》。
參照《武經七書》的軍事智慧，對照老將軍的成功戰例，結合自己考察邊關的觀感，王陽明謀劃了一篇精彩的邊防戰略戰術，構成了王陽明所推崇的武學體系。
王陽明廣泛涉獵，其學識之淵博，體現中國古代讀書人追求的完整人格理想。朱熹學說雖然強調道德修養，但道德的內涵並不單一。在中國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是文武兼備，這中國文化所倡導的理想。
在古代，文官與武官雖有區分，但並不如現代這般分明。文人也有帶兵之例，如北宋的范仲淹與南宋的辛棄疾，他們均曾領兵作戰。王陽明先生在歷史上亦有定論，其文武兼備，非同尋常。
4.被貶龍場悟道
像王陽明這樣深諳兵法，且在28歲之前便有如此豐富經歷者，實屬罕見。同時他不僅精通佛教與道德哲學，還修習道教，並在生活事蹟中三次運用道教之術化解生命危險。王陽明的成就，實非偶然，而是長期勤奮學習與實踐的結果。
王陽明先生在教導學生時，僅傳授了四個字：“事上磨練”。這纔是真正的陽明心學。
正德皇帝即位時年僅15歲，尚屬少年。15歲的少年，正是充滿活力和好奇心的年紀，更何況是身爲皇帝的他。他渴望探索世界，這本無可厚非。
然而問題在於他將朝廷的事務交託給了誰？太監劉瑾。
作爲管理者，我們必須考慮，如果換作自己，又會將這些重要事務託付給誰呢？將事務託付給完全陌生的人，還是託付給熟悉的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正德元年，王陽明因爲上書得罪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劉瑾，遭受廷杖之刑。劉瑾少年自閹入宮，太監的身份特殊讓他們對男性和女性都懷有怨恨。劉瑾在獲得權力後，始使盡渾身招數，慫恿皇帝吃喝嫖賭，厭倦朝事。
劉瑾結黨營私，權傾朝野，將反對他的53位大臣一網打盡，製造了“奸黨冤案”。此後還發明瞭一種套在官吏頸上的刑具——枷。他的影響力遍及各個領域，甚至超越皇帝。
古代有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天下是皇帝的，但皇帝並非獨自管理天下，而是與大臣共治。因此，即使是在皇帝的“家庭”中，如果管理不善，大臣們也有責任提出意見。
此時，王陽明上書彈劾劉瑾，一場衝突隨即爆發。這一衝突，最終導致王陽明被廷杖，下詔獄。廷杖，不僅僅是對身體的打擊，而是剝奪一個人最後的尊嚴。
人最寶貴的是什麼？不是地位、名譽、金錢，甚至不是生命，而是尊嚴。中國人普遍認爲尊嚴是最後的底線，廷杖將這種對人的懲罰轉變爲對尊嚴的剝奪。
羞恥是人類初始之感。孟子對此有過闡述。孟子提出四種本性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所謂羞惡之心，即羞恥感，是生命尊嚴的自我體現，此心人皆有之，若有所缺失，則是人類共有的缺陷。
然而，孟子指出，人若明知羞惡之心，明知人之最終尊嚴至爲寶貴，卻仍以之爲懲罰之由，此乃道德之敗壞。因此，在廷杖中，受罰者不僅身體遭受摧殘，皮開肉綻，更承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摺磨。
王陽明被囚禁後，雖未喪命，卻身陷囹圄。他在獄中所做何事？他在研習學問，把玩《周易》。即便在極端困境中，被囚禁於錦衣衛的大獄，王陽明先生依然堅持實踐其哲學理念。
大家想想，在自己28歲時，完成了多少事務，閱讀多少書籍，技藝達到了何種水平？再想象一下，就因爲發表了一句真話，站在正義的立場上，便遭到了停職，從刑部主事發配到農場。
我也非常理解王陽明先生，他不是不想，他肯定想過逃跑，他本可以“小舟從此逝，滄海寄餘生”，但他考慮到他的父親，還是前往龍場。
正德元年到三年間，劉瑾聽說王陽明還活着，也多次派殺手暗殺。終於在正德三年，王陽明到達龍場。
龍場是個驛站。明朝初年貴州出現了一位奢香夫人，奢香夫人設立了龍場九驛，總共有九個驛站，連接起貴州和中原。
王陽明先生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抵達那裡，當時的驛站一片荒蕪，一無所有。惡劣的自然環境、極度的物資匱乏、上級官員的凌辱，生死之間幾乎命懸一線，把王陽明逼到了生命的絕境，對他來說，這是生命的煉獄。
人生艱難處，便是修心時。不過，我們不能因爲他超越了苦難，就去歌頌苦難本身。
初至該地，他面臨無處安身的窘境，即便抱有偉大理想的人，也需先解決基本的居住問題。起初，他不得不自行搭建簡陋的棚屋以棲身，但即便如此，他所造之棚屋也無法滿足基本的居住條件，低矮又潮溼。
貴州地區本就潮溼多雨，加之棚屋條件惡劣，實在不宜居住，隨後，他因病痛纏身，身體狀況堪憂。
他四處尋覓，最終發現了一個地洞，一個向下延伸的洞穴。儘管洞穴向下，但至少可以遮風避雨，因此他便遷入了那個山洞。並非王陽明偏愛山洞，而是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爲之。
他在那裡忍受着病痛，誦讀《易經》，因此給此洞取名“玩易窩”，並作《玩易窩記》。後來，王陽明提出，若研讀無法深入，便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只有持之以恆的研讀，纔能有所成就。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四處遊歷，最終在龍場東側發現了一處更爲適宜的地點。當地居民稱之爲“東洞”，因其位於東側而得名。他發現此地相較於其他地方更爲乾燥，因此他決定離開原先的居所，遷至東洞，並將其更名爲“陽明小洞天”。
解決住宿問題，第二件事就是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王陽明曾提出，土地應由自己耕作。
當一個人成爲官員後，他可能會拿起鋤頭種菜，這被視爲一種養性的方式，但這同樣反映了一種態度。以陶淵明爲例，他不爲五斗米折腰，自定其志。
然而，這並非意味着他真的依賴耕種來解決生計問題，畢竟“草盛豆苗稀”不能稱之爲種地，也許僅僅是一種態度。
王陽明先生在龍場種植莊稼，卻是真正爲解決糧食問題。看看他在農場所作的詩，便能明白他的用心。他與當地百姓關係融洽，百姓贈予他許多食物，他對當地百姓深表感激。
對於當地百姓的語言，王陽明先生可能聽不懂，那王陽明是如何理解他們的？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語言是否是唯一的方式呢，這正是我們需要探討王陽明的原因。
經過數月的居住，當地居民對他的印象逐漸轉好。儘管他與本地居民在語言上存在隔閡，但居民們普遍認爲王陽明爲人正直。因此，他們不僅爲他提供了糧食，還贈予了房屋。他遷出了山洞，當地人爲他建造房屋，還幫他建立了龍場書院。
王陽明先生後來開始講學，他在闡述大學之道時，強調了“在明明德”和“在止於至善”的重要性，更強調了“在於親民”的重要性，他堅持認爲，實踐比理論更爲重要。他反對空談，堅持實踐，這正是王陽明心學。
“親民”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或觀念，而是王陽明實際踐行的新徵程。他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與民衆達成了共識，還有許多今天我們不可言喻或難以描述的事務，這正是王陽明心學。
陽明先生曾提出一個問題，即在特定環境下，富貴、聲譽、社會地位乃至尊嚴是否真的重要，以及它們是否值得我們付出代價。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王陽明先生在人生旅途中也遇到了。
這件事寫在《瘞旅文》，收在《古文觀止》。那一年的冬天，貴陽特別寒冷，還下着雪。他看到地面上有三個人，一個年長，一箇中年，還有一個年紀更小，是一名從北方被貶的官吏帶着一個兒子和一名僕從。
他猜想他們是否也像自己一樣，爲了官職、爲了利益或爲了其他目的而來。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下，他們究竟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第二天中午，老人倒下，另外兩人在哭泣。不久，兒子倒下，僕人在旁邊哭泣。到最後，僕人也死去。王陽明親自處理了這三人的後事，並撰寫了一篇悼文，這篇悼文至今仍被人們銘記。
可以想見，飽受三年摧殘的瘦弱的王陽明捶胸頓足的悲傷和引吭痛哭的模樣，他在哭來自北方的人，同時，也在哭自己。
作爲一個真實存在的生命，在王陽明面前逝去，安葬之後他撰寫的墓誌銘提出了一種非常特殊的觀點。他認爲自己所埋葬的不僅僅是這三個人，也埋葬了他自己。
那一刻，他還在思考“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思考着明日的意義，但在埋葬自己之後，王陽明每天默坐，悟到“心即理”這一心學命題的根本覺悟。王陽明的悟道描述得非常神秘，實際上，他所悟到的是這三字的真諦。
王陽明曾親口講述，自12歲起，他經歷了種種艱難曲折，致力於追求卓越的學問，探索聖人的道路。無論是東方的“格物致知”，還是西方佛教的哲理，都曾嘗試，然而除了損害自己的身體外，並未取得其他成就。
最終，在龍場這樣的場合下，名利、地位似乎都失去了意義。生命本身的意義何在？死亡就在眼前，但不管環境如何變化，遭遇如何境遇，他始終不放棄他做聖人的想法、信念和志向。
因此，他所悟到的，就是“心即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成爲聖人的根本就存在於我們內心，而非外在的知識。雖然外在知識並非不重要，但它並非成爲聖人的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
只有心能悟，悟就是“吾心”。吾、我、己，三個意思不同。唯獨“吾心”纔是悟，真正作爲你的纔是悟。
這正是孔子所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吾”是本真之我。如果“本真之我”不能親自參與祭祀，那麼這種祭祀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和效果，就如同沒有進行祭祀一樣。
心不在焉，任何行爲都失去了意義。心不在焉，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唯有心志堅定，才能真正展現自我。對此，我深信不疑。
王陽明所倡導的“良知”，其意深遠，“良知”是人的終極追求，此言一出，足矣。王陽明並未言及“真我”的缺失，也未言及“真我”全爲惡。相反，他強調了“良知”的可增長性。
王陽明的悟道不宜輕率討論，因爲王陽明悟道之深奧，鮮有人能闡釋得當。即便是王陽明本人，聲稱自己已悟，其真實性亦需審慎評估，這關乎一個嚴肅的議題。
《壇經》中記載了這一故事，以及神秀與惠能的偈語。惠能的偈語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惠能在說出這四句話時，是否意識到自己已經開悟？是懵懂自然地，還是有人認爲他開悟了？是弘忍大師認爲他開悟了。
因此，是否開悟，並非僅憑個人宣稱，而是需要通過師父的明悟行爲來判斷，這便是“以心印心，心心相印”的含義。
那麼，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時，是否有人爲他印證？如果沒有，他如何能說自己的悟道不是人爲造作？
他從一開始便清楚這一點，王陽明的弟子們也深諳此道，歷史記載便是證明。
實際上，在悟道時發出一聲驚呼之後，王陽明隨即恢復了平靜。隨後，他投入了數月的時間，利用自己自幼熟記於心的知識，詳盡地融入到他的回憶之中，並撰寫了一部名爲《五經臆說》的著作。
爲何會有“臆說”？原因在於他基於記憶而未對相關資料進行覈實。他完全基於個人的敬仰之情，由始至終致力於這部書的編撰。然而，當被問及爲何要撰寫此書時，王陽明意欲藉助自己的所學，從聖人那裡尋求驗證。
五經即爲聖賢之言，聖賢的言教，聖賢的教導，聖賢的道義，三者相輔相成，道義蘊含於六經之中。
聖人若在人世，道則隨聖人而存；聖人一旦離世，道則內化於人心。王陽明發現，自己所思所想所悟的，沒有不在聖人之道，無不與本性相契合。自此開始探索聖人之學，即心學。聖人之道，吾心吾性自足。於是，他公開在理論上宣佈與朱熹分道揚鑣，並得出結論。
遺憾的是，《五經臆說》現在已無法見到其完整版本，而在當今王陽明學派中，其思想產品依然得以保留。
“龍場悟道”確有其事。所謂“龍場悟道”，實乃陽明先生深入思考，並將其轉化爲聖人之學的新解釋，從而促成了陽明心學的重新構建。自“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對《五經》進行了重新詮釋，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對聖人之學的重構，此即所謂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5.貴州學政
一位來自四川的官員席書，在前任離任後，赴貴州擔任按察提學副使（備註：相當於貴州教育廳廳長）。抵達後，他參觀了貴陽的文明書院。他兩次前往龍場，先是向王陽明諮詢問題，同時也有探查對方學識之意。
當他第三次訪問龍場時，席書建議對方前往貴陽文明書院講學。王陽明先生在貴州的文明書院宣講了“知行合一”，因此王陽明在文明書院的講學，標誌着陽明心學的正式誕生。
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後，開始傳播自己的學問，陽明學因此誕生。然而，我們不應僅將貴州視爲王陽明的福地，也不應認爲陽明學僅在貴州誕生。
王陽明在龍場居留歷時三年，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若以月份計算，王陽明在龍場實際居留了二十六個月。
6.平定江西
在我國古代，最低的行政級別便是縣令。王陽明便是從擔任縣令開始，首任職位爲廬陵縣令。廬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廬陵縣雖爲山區小縣，卻也出產過重要物資。
王陽明擔任縣令8個月期間，斷案是其主要職責，這是因爲古代中國長期奉行小政府治理理念。
古代中國政治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其中西周時期，周天子以天子之尊，代天牧民。《管子》中亦有牧民篇，反映了古代遊牧生產方式的整合與諸侯共治天下的理念。
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代表天子管理牧民，諸侯與天子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是共同管理天下的關係，諸侯國的國君實爲天子在地方的代表。這就是過去所稱的封建制。
最初封賜的土地多達四十三個，由此，形成了衆多不同的國家。從“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出發，若能深刻理解這一道理，則上述幾個概念便能融會貫通。
隨後，秦始皇推行的郡縣制度，天下地域皆歸中央所有，確立了中央集權體系管轄的原則。郡縣制可比作三角形結構，天子居於頂端，位於中心。
中國古代政府架構，自秦朝建立至漢朝沿襲，不過短短十五年，但其影響深遠。秦始皇作爲首位皇帝，其統治並非僅限於秦國的歷史，而是涵蓋了秦統一六國之後的整個歷史時期。
漢高祖基本上承襲秦制，而漢惠帝時期開始有所鬆動，廢除禁止民間藏書的禁令，標誌着秦朝焚書坑儒政策的終結。文帝與景帝之後，政策進一步放寬，不再對民間事務進行嚴格控制，而是專注於政府應當承擔的基本、重要和根本的職責，百姓得以自行組織和管理自己的生活。
關於政府規模的討論，顯然並非無政府狀態。秦始皇時期可視爲大政府的典型，而到了漢代初期，政府規模相對較小。若從制度角度分析，西周時期，實際上是一種聯邦制，形成天下統一的共同體。不同國家通過協作，共同構成了一個天下共同體。
秦始皇推行的郡縣制，將天下視爲皇帝個人的私產，通過層層下派來管理地方。
到了漢代，特別是在文景之治時期，政府規模有所縮小，但並非因爲有意爲之，而是因爲國家財政基礎薄弱，缺乏足夠的積累。因此，他們認爲百姓能夠自行管理。
然而，經過數十年的治理，到了漢武帝時期，大約經過了八十年，國家發生了顯著變化。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時代經過七八十年，必然會有重大變革。
漢朝經過文景之治，國力與民力均有所積累，民衆生活顯著改善。對外關係方面，由於初期軍事力量不足，漢朝採取和親政策，與匈奴建立婚姻聯盟。中國歷史上，與外族的關係一直錯綜複雜，從未間斷。
中國人具有強大的文化觀念，但種族意識並不顯著，這在世界文化中頗具特色。中國文化身份的堅持遠比種族特徵重要。
漢武帝時期，國力強盛，糧食儲備充足，甚至出現陳糧積壓的現象。古代衡量財富的兩大指標爲金錢與糧食，財政部與戶部分別掌管。戶部重視人口，認爲人口衆多是財富積累的動力。
王陽明所遭遇的問題，正是中國古代制度的弊端所在。漢代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以及王陽明後來遭遇的寧王之亂，均源於封建制與郡縣制的衝突，兩者難以融合，形成兩個不同的體系。
王陽明從廬陵縣開始爲官，正經歷着邊緣地帶的艱難。
古人持有這樣一種基本理念，民衆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民衆明白如何自主生活，會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通過各種合理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只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不設立不必要的限制，如禁止捕魚等，他們自會找到解決之道。
在古代，官員的職責並非是日以繼夜地忙碌，而是確保百姓生活安定，社會和諧無爭。一個地方治理得當，意味着百姓安居樂業，訴訟案件稀少，即便監獄存在，也鮮有人被關押。
在這樣的環境下，官員們纔有餘暇從事文學創作，留下許多千古流傳的詩文。
但王陽明到達廬陵縣令後，面臨的第一項挑戰是他發現社會不公之事頻發。王陽明審視後發現，這些案件多爲瑣事，民衆好訟，風氣粗野。
於是，他發佈公告，不再受理無關緊要的案件，強調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應相互團結，相互幫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鰥寡孤獨廢疾，社會應承擔，此乃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義。這一理想，比西方任何文明提出得更早、更全面。這不是源自西方，或僅是熟人社會的特徵。
王陽明先生昔日向民衆闡述的言論，是否產生了效果？確實產生效果。我們往往對普通百姓持有偏見，認爲他們難以理解或不易服從。實際上，百姓是通情達理的，只要將道理向他們闡述清楚，他們便會聽從。
王陽明注意到廬陵縣作爲山區縣城，儘管規模不大，但仍有富戶存在。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當地百姓經常受到土匪的侵擾。土匪行動迅速，百姓往往難以及時反應。因此，王陽明開始實施一種古代制度——保甲法。
王陽明先生對西周時期已有的保甲制度進行了創新。保甲制度將幾戶人家組成一個甲，這種居住模式源於古代的井田制，每個居住區形成一個生活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鄰里之間相互幫助，共同抵禦外來的侵擾。
因此，每個小組不僅是生活上的互助單位，也是共同防禦的集體。
王陽明先生靈活運用並實踐了這一制度，其影響延續至今。其核心在於不將矛盾上交，而是由當地居民自行管理，這一經驗至今仍在應用，即“網格化管理”。將羣衆整合成利益共同體，從而形成共同抵禦風險的力量。
爲了防止廬陵縣遭受劫掠，王陽明先生採取了區域化管理，實行五戶一組的自我管理與聯防聯控。這種自我管理和協同防禦的手段，無論是稱作聯防還是協防，都顯示出了顯著的成效，盜賊再未得逞。
王陽明先生面臨的第三項挑戰則是廬陵縣爆發的流行病。王陽明採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包括環境消毒和隔離措施，禁止居民相互走訪。同時，他組織醫生和藥物，爲居民提供預防性治療，迅速控制了疫情。
一個人的學識廣博是一回事，而他如何運用知識則是另一回事。王陽明可能不是醫學專家，但他能夠組織起懂得醫學知識的醫師，共同應對疫情。
當廬陵縣發生火災，整條街道被焚燬時，王陽明先生不得不介入，進行災後重建，並對廬陵縣進行了重新規劃。他規定南北兩側的房屋必須各自後退三尺，以確保馬車能夠自由通行。
每家房屋與鄰家之間必須建造一堵磚牆，作爲防火牆。同時，對房屋的高度也進行了限制，通過實驗確定，成年男子能夠將水拋起的高度即爲房屋的最高限度，不得超出。
王陽明廬陵縣的治理過程中，遭遇了土匪的襲擊、疫病的流行以及火災等突發狀況，這些事件均出乎他的預料。然而，他總能妥善處理，展現出其卓越的治理能力。
廬陵八年，離任之際，全城百姓皆來送別，體現了其親民的政治實踐。
離開廬陵後，職位頻繁更迭，每任官職停留時間均不長。
在南京太僕寺（安徽滁州）卿任上時，雖爲閒職，實則負責馬政，即馬匹的飼養。王陽明離開貴州後，廬陵期間幾乎沒有時間講學。講學最爲完整時期，正是擔任太僕寺卿期間。王陽明每到一地，便能形成當地的學術網絡，這實屬罕見。
隨後，任職南京鴻臚寺卿，僅兩三個月後，正式任命爲督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人們常將南贛理解爲贛州南部，實際上是江西的南安府、贛州府爲主，位處閩粵贛湘四省交界地帶。汀州、漳州是另外兩個地方，它們與南贛一起構成了四個府。南贛是指這四個府的總稱，即爲這四個府地的最高行政長官。
7.平定叛亂
南贛範圍之廣，涵蓋廣東北部、福建南部、江西等大片區域，爲四省交界之地，頻繁遭受土匪的侵擾。當地政府與民衆因此深受困擾，束手無策。
王陽明介入後，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該地區的盜匪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他的成就令人歎爲觀止。在江西龍南，他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相較於剿滅山中的土匪，克服內心的私慾更爲艱難。
然而，王陽明當年的艱難程度不容小覷。戰事連綿不斷，他幾乎無暇休息，立即向轄區內的所有官員發出指令，對山上的人員數量、構成以及與山下社會的聯繫進行了詳盡的調查，他採取了分區管理，開始部署情報網絡，派遣間諜或情報員進行深入調查研究。
在徹底瞭解情況後，他採取斷絕信息、道路和物流交通的策略，全方位地切斷了敵人的聯繫。仔細審視這一過程，不禁令人驚歎，這種孤立策略的來源何在？它建立在紮實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
在徹底瞭解山頭與民間、山頭與山頭之間的關係和敵對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後，王陽明在正德十二年組織了三場大規模的戰役。然而，首戰並不順利，戰事陷入僵局，原計劃數日即可結束的戰鬥，卻拖延了數月，最終不得不撤兵。
最終，他宣稱放棄戰鬥，認爲當前時機已不再適宜，決定撤兵。他製造了撤退的假象，在盜匪放鬆警惕後，反攻並取得了勝利。
在此次事件中，他深入研究了爲何一場本應在一週內解決的戰爭，竟拖延至三個月。他發現，問題在於自己的權力不足，下屬的州府縣軍隊不服從指揮。
他向兵部請求增援，兵部給予他八面令旗，一旦擺出，便等同於兵部的命令。王陽明先生若無此權力，在江西也人難成事。
同樣地，我們若無任何權力，想要管理好公司是不可能的，當我們身處特定職位時，實現特定目標所需的權力有所不同，這便是道理所在。
正德十三年，他心情愉悅，攜家帶口從贛州前往南昌，意欲遊覽鄱陽湖。當王陽明乘坐大船，抵達南昌外圍的豐城時，縣令前來告知王陽明，寧王朱宸濠已經謀反。這正是之前提到的兩種體制之間的矛盾。
此地屬於王陽明的管轄範圍，無法假裝不知情，但也不能公開承認已經知情。知曉後應如何應對，這實屬意料之外，令人焦慮，亂了方寸。王陽明自己曾說，突然得知消息，連續數日目不交睫，幾夜未眠，深思熟慮。
他決定返回贛州，那是他的根基所在。但掉轉船頭必將逆水而行，乘坐的是官船，難以迅速轉向，情急之下，他拔劍出鞘，割下了船伕的耳朵。船工捂着耳朵解釋，非是他不盡力，而是逆水而行。
史料記載“南風疾”，表明南風異常猛烈，若不熟悉地理環境，這三個字便無法理解其深意。南風疾吹，船無法掛帆，且已聽到追兵動靜，急躁之下易犯錯誤，故應保持冷靜，不可慌張。
正是在那一天，王陽明頓悟了這個道理，於是拔劍指向蒼穹。這是關於他運用道教法術的第二個記載，第一個記載在會稽山上。
當時，他站在船頭，口中唸唸有詞，隨即颳起了北風。儘管水勢依舊洶涌，但船已能順風而行，最終成功靠岸逃脫。
王陽明經過41天的努力，成功活捉朱宸濠。但正當他認爲一切已處理妥當，事情已在他的管轄範圍內得到解決時，他卻未料到許泰等佞臣攔下捷報奏摺，秘密上書，皇帝決定御駕親征，且造謠王陽明之前與寧王私通。王王陽明所遭遇的種種，實乃常人難以想象之事。
王陽明並未如常人所預期的那樣獲得嘉獎，反而遭受了各種誣陷。
首先，在江西，三百餘名官員皆未察覺朱宸濠有謀反之意，若非是同謀，否則王陽明怎會知曉？爲坐實這一無端指控，竟將王陽明的弟子冀元亨逮捕並施以酷刑，原因僅在於王陽明曾派遣他前往寧王府。王陽明曾四次撰寫紀念文章，以表彰冀元亨的貢獻。
其次，正在建設的講學之所，位於餘姚，雖非其家族產業，但確實由他主持建造。寧王府被摧毀後，衆多財寶是否落入王陽明之手，成爲貪污之物？
上述兩項指控，若王陽明沾上任何一項，均將面臨生命危險。
然而，王陽明並未從事此類行爲。他在江西指揮了衆多戰役，朝廷未提供任何財政支持，這足以證明他的清廉。他甚至曾上書請求免稅，以緩解百姓的生計困難。
戰爭結束，士兵們便需卸甲歸田，成爲民兵，而朝廷並未爲他們提供生活補助。所有這些費用，都是通過各種方式勉強籌措，包括抵押寧王府三年的收入以支付軍餉，賬目記錄得十分詳盡。因此王陽明的清廉之名得以流傳至今。
正德皇帝朱厚照下令處死了朱宸濠，並將其焚化爲灰燼。
正德皇帝駕崩後不久，北京迎來了新的統治者，因時間問題，未能立即更改年號。正德十六年，已進入嘉靖皇帝的統治時期。至年末，王陽明返回其紹興老家，恰逢其父王華的壽辰，朝廷使者抵達，授予其爵位，家族上下皆受封賞。
朝廷此舉，彰顯了對王陽明功績的認可，但當初雖宣佈封賞，卻未賜予鐵券亦未發放祿米，王陽明儼然已成前朝遺臣。嘉靖元年伊始，朝廷便着手處理大禮議事件，王陽明並未參與其中，而是留在紹興繼續其講學活動。
自正德十六年底起至嘉靖六年止，此時期爲王陽明講學活動最爲集中的階段。此前鮮有學者能如此長時間專注於講學。
在其晚年，王陽明講學的核心思想主要圍繞“萬物一體，心外無物”展開，強調人與天下萬物的統一。這些講學活動，皆爲王陽明學術思想的傳播留下深刻的印記。
嘉靖六年，朝廷憶及王陽明，事端復起。朝廷意對廣西思恩、田州土司鎮壓，即對當地少數民族政府及其民衆採取軍事行動，當地無法平息，遂命王陽明前往鎮壓。
臨行前，王陽明將自己學術及思想上的見解整理清晰，於碧泉池宴請數位弟子，包括錢德洪與王畿，詳細闡述了著名的“四句教義”：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至於具體內容，他並未在此時闡述。他僅是告知衆人此事，這代表了他在學術上的最終囑託。
他攜隨從及一名醫師同行，顯露出身體狀況欠佳。在經過湖南時，他得知思恩、田州兩位土司有謀反之意，他帶領四千土兵進入廣西。這些土兵並非普通士兵，而是少數民族，以勇猛善戰和擅長山地作戰而著稱。
進入廣西后並瞭解了當地情況後，他們選擇在梧州設立府衙，同時他也確認盧蘇和王受兩位土司並未叛變，對朝廷忠心不二，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
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朝針對這一問題，實行了“改土歸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土司地區，土司制度轉變爲府制，中央派遣官員進行管理。
至明朝嘉靖年間，朝廷作出決策，將原本由土司自治的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這些地區不再實行土司世襲制度，而是由中央派遣的知府負責治理。
這一由朝廷任命知府的制度與土司世襲制形成對比，故此得名“流官”。同時，土司的稱謂亦隨之調整，以符合新的行政管理體系。
這一政策的實施，無疑削弱了土司的地方勢力，剝奪他們對本地區管理的權力，自然引起部分少數民族的不滿，甚至導致反叛行爲。王陽明先生抵達此地後，瞭解到儘管盧蘇和王受二人曾是土司，但並未參與反叛，同時朝廷也未能充分保障他們的權益。
王陽明認爲，既然朝廷的做法有失公允，就應當予以糾正，並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於是，王陽明自作主張，未經對盧蘇與王受的功過作出裁決，便在南寧大教場上接納了他們的歸順。他們所統領的部隊共有七萬人，故而王陽明在南寧接受了七萬人的投降。
8.病逝歸途
原以爲此事已告一段落，王陽明本可返京，然而，在此過程中，王陽明察覺，儘管盧蘇和王受並無過失，廣西地區仍舊存在諸多問題。
斷藤峽曾是民衆往來通行要道，人們依賴一條繩索攀爬通行。但當地政府官員爲解決土匪問題，將繩索切斷，使該地成爲斷頭橋，民衆受阻，因此稱之爲斷藤峽。
當時王陽明在該地察覺到反抗朝廷的勢力，並且這些勢力未來有可能形成新的政府組織，儘管這些力量尚未壯大，但已形成一定的氣候，尚未引起朝廷足夠的重視。
王陽明決定採取行動，藉助自己帶來的四千土兵，以及盧蘇和王受投降的七萬兵力，對八寨進行圍剿。在對抗斷藤峽時相對順利，但在攻打八寨時卻遭遇極大的困難。最終，他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王陽明立即上報情況，說明自己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繼續留在廣西梧州，希望朝廷迅速派遣人員，完成職務交接。但王陽明到達廣西橫州，仍不見有人來交接職務。
在某個夜晚，王陽明的學生周積與王陽明一同做官船到了江西大餘縣青龍鋪。第二天，周積問王陽明：“先生還有什麼遺言？”他回答：“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從28歲步入仕途，到57歲去世，30年的時間裡，四處奔波，從未爲自己謀取私利，最終卻落得如此下場。正德十四年，他就曾預見到自己去世後仍會有流言蜚語。
04
王陽明先生評價
回顧王陽明的一生，坦率地說，他從未爲個人的私慾謀取過利益。他所面對的一切事務，都是出於公心，這也是他得罪人的原因，如果是出於私心，他本不會招致如此多的敵意。
“中”乃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其命脈所繫。唯有秉持中庸之道，方能孕育出仁義禮智信。王陽明先生曾言，此心光明磊落，無私無畏。
朝廷似乎已將王陽明遺忘，彷彿未曾派遣其至兩廣，亦彷彿其未曾離世。幸而南安與廣州的弟子知曉此事，同門師兄弟發起訃告，於是全國弟子紛紛前往江西。因此，王陽明先生的靈柩所至之處，滿城哀悼。
在贛州，船卻停滯不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江西度過，家鄉人民亦在期盼，弟子們焚香祭拜。靈柩最終運回紹興，安葬於蘭亭，此地由弟子選定。
今日，一個人真正留給社會、時代的，非高官厚祿，亦非鉅額財產。陽明先生留給後人的是他的人格，一個真正實現健全人格的完整精神，完整的人格，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以正大光明之心，學正大光明之學，行正大光明之事，做正大光明之人。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