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驅動德國向大聯盟政府邁進

向長河（國際問題學者）

2025年3月8日，在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得票率分列第一、第三位的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就聯合組閣完成試探性談判，並公佈了雙方商定的關鍵政策立場文件，向組建新一屆“大聯盟”政府邁進。這場被外界稱爲“閃電談判”的政治聯姻，從選舉結束到意向敲定僅耗時兩週，效率在德國戰後政治史上堪稱罕見。看似“無懸念”的組閣進程背後，是德國政治傳統、現實危機與民意壓力的多重作用。

算上這次，自2005年以來，聯盟黨與社民黨四度組成大聯合政府，這種“左右共治”模式成爲德國應對危機的默認選項。兩黨雖在意識形態上分屬中右與中左陣營，但長期在經濟政策、社會福利等核心議題上存在重疊共識。例如，社民黨主張的“社會公平”與聯盟黨強調的“財政紀律”，在實踐中往往通過妥協形成平衡。2025年大選中，聯盟黨與社民黨的席位相加超過議會半數，而且兩黨都堅決抵制與第二大黨德國選擇黨合作，因而大聯合政府成爲唯一可行的多數派方案，延續了德國政治中“危機時代靠大黨”的傳統邏輯。

俄烏衝突持續、德國經濟連續兩年衰退、能源轉型陣痛等挑戰，迫使兩黨擱置分歧。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在談判中反覆強調“世界不會等待”，直指德國面臨的戰略困境。社民黨則面臨選民基礎流失的壓力——該黨2025年大選中得票率下滑嚴重，這個老牌政黨得到的席位僅列第三，亟須通過參與執政穩定支持率。德國《明鏡週刊》分析指出，“生存邏輯壓倒黨派之爭”是組閣加速的核心推力。

歷史回望，21世紀以來聯盟黨與社民黨四度攜手合作深刻塑造了德國政治經濟格局。2005年，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與社民黨組成政府，落實《2010議程》改革勞動力市場，推動德國從“歐洲病夫”轉向出口強國，但社民黨因削減福利的政策付出支持率代價。2013年歐債危機期間，兩黨再次聯手實施“黑零”財政政策，同時推出最低工資制度，被《法蘭克福匯報》稱爲“危機管理的典範”。2018年，面對難民潮後續影響，默克爾第四任期繼續依賴大聯合政府通過《移民法》改革，但社民黨在氣候政策上的讓步導致青年選民流失。2025年的組閣則延續了“危機驅動”邏輯，但兩黨力量對比進一步失衡——聯盟黨藉助默茨的強硬形象重獲中右翼支持，而社民黨已淪爲“次要夥伴”，折射出德國政黨體系的碎片化趨勢。

此次組閣協議的核心聚焦國防、經濟與戰略自主三大領域，體現了兩黨的務實主義轉向。在國防政策上，兩黨同意在軍費超過GDP1%時豁免憲法“債務剎車”，目標是將年度軍費提升至1000億歐元，直接回應俄烏衝突的衝擊。默茨提出“歐洲核共享”構想，試圖在保留美國覈保護傘的同時，與法英探討聯合核威懾，這被視爲對馬克龍“歐洲戰略自主”倡議的有限呼應。經濟領域，5000億歐元的十年期“復興基金”計劃用於基建更新，重點覆蓋鐵路、數字基建與可再生能源，資金將通過特別預算繞過常規財政約束。社會福利方面，最低工資將從2025年的12.4歐元/小時逐步提高至2028年的14歐元，養老金體系引入“代際公平條款”，但聯盟黨成功阻止了社民黨提出的“財富稅”提案。能源轉型則出現妥協：兩黨同意將“退煤”期限從2030年推遲至2035年，並擴大天然氣發電，既安撫聯盟黨的工業選區，也避免社民黨徹底背離氣候承諾。

儘管組閣進程順利，新政府仍需在複雜局勢中尋找平衡。俄烏衝突仍是首要外交挑戰——德國需在持續援助烏克蘭（2024年已提供220億歐元）與避免經濟過度承壓間謹慎行事。默茨的“核共享”提議可能引發國內法律爭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限制）與東歐國家疑慮，而特朗普重返白宮，迫使德國加速構建“歐洲安全支柱”，但其與法國在“戰略自主”路徑上的分歧（馬克龍主張獨立防務，默茨傾向北約框架內改革）可能制約進展。經濟層面，德國汽車、化工等支柱產業面臨中美雙重競爭壓力，5000億歐元基建基金雖雄心勃勃，但官僚審批緩慢可能遲滯資金落地。貝塔斯曼基金會研究顯示，德國數字化水平在歐盟僅排第13位，改革刻不容緩。社會領域，德國選擇黨在2025年大選中得票率排名第二，首次成爲最大反對黨，其反移民、反歐盟綱領在東部地區尤其強勢。若新政府無法遏制能源價格上漲、解決住房短缺等問題，極右勢力可能進一步擴張。此外，綠色轉型的調整已引發綠黨及環保組織抗議，氣候活動人士可能發起新一輪“佔領煤礦”運動，而聯盟黨傳統選民對轉型成本的擔憂（如汽車行業裁員）也將考驗政策平衡。

總之，從默克爾再到默茨，德國大聯合政府的再次成型印證了“危機政治”的歷史循環。但這一次，挑戰更具系統性：在一個政黨體系碎片化、民粹勢力崛起、全球秩序動盪的時代，德國能否找到維繫繁榮與穩定的新方程式？答案或許將決定歐洲的未來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