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炫技就是讓觀衆看不出炫

◎唐山

“有古早刑偵劇那味兒了，保底8分作品！喜歡這種沒有‘炫技’能沉心靜氣踏踏實實講故事的作品。紀實性，生活流，煙火氣，細節派，老戲骨，羣像戲，淡定從容，靜水流深而又引人入勝，年代氛圍和沉浸感拉滿！現在的國產劇能出一部這樣的作品真不容易……”一位網友這樣評價《我是刑警》。

刑偵紀實劇《我是刑警》火了，在豆瓣上，評分已達7.8分，網友們紛紛給出“預定年度劇王”“很久沒看過這麼規整的破案劇了”“真實案件改編很接地氣”之類嘉評。

需注意兩點：許多評價基於劇中的第一個故事，它可能是《我是刑警》中最精彩的部分；該劇的宣傳策略對網友判斷造成了一定影響。

從網友們的評論看，不論喜歡不喜歡《我是刑警》，均將“真實”與“炫技”對立了起來，這就忽略了，影視的“真實”往往是“炫”出來的，如何“炫”好，纔是真問題。

“爽感”從何而來

點贊《我是刑警》的網友，多強調其“真實”，隱含着三個判斷：真實就是好的；表現真實不易，會受各種因素干擾；我覺得真實，就是真實。這三個判斷的最大問題是“模糊”，因尺度在我，而人很難真正瞭解“我”，往往不自覺地把一些外在因素納入其中。

以第一個故事爲例，原型是1995年“鶴崗1·28”持槍搶劫案，現場留下11具屍體，震驚全國。

舊案重提，似乎很“真實”，卻忽略了，《我是刑警》將該案講了三遍：一次是客觀呈現，一次是警方在偵破過程中還原，一次是歹徒在受審時交代。每次都採取了“遮蔽”的手段，刻意不呈現全部事實，只有將三次講述串聯在一起，才能明白其真相。

在講述中，《我是刑警》至少加入兩段干擾性陳述：一是破案過程中，警方多次推理，有的推理遠離事實；一是審訊過程中，歹徒刻意編造虛假事實，如果不是在主犯妻子身上取得突破，很難看出破綻。

爲何要把一個故事講得這麼多次、這麼零散？這就是“炫技”。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蓋弗說：“可供性是世界的財產……當可供性是可感知的，它們提供了感知和行動之間的直接聯繫。”所謂“可供性”，即人看到的世界不等於真實，它是主體感受的結果。正如我們看到的“紅色”並不存在，只是光譜中的一段。

人眼並不客觀，觀看也不客觀，但人類通過不斷觀看、不斷試錯，逐漸靠近真相，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我是刑警》恰恰利用了這一心理過程，不斷提供案件的碎片，鼓勵觀衆自己一次次建立其中邏輯。在此過程中，會產生疑惑、緊張、焦慮、恐懼等情緒，當案情豁然開朗，“爽感”便涌上心頭——很難說清爲什麼會“爽”，只好稱它爲“真實”。

換言之，案情本身是否真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現案情的過程能契合人類認識“真實”的心理過程。

巧妙地拿捏了人性

傳統影視劇的基本傳播過程是“創作者—作品—受衆”，而《我是刑警》則是“創作者—隱含創作者—受衆”。

二者的區別在於：“作品”是創作者給定邏輯，受衆被動解碼，所以存在“看懂”和“看不懂”的區別；“隱含創作者”則是開放的，創作者將素材、故事的可能邏輯、氛圍、細節等打包交給受衆，讓他們自己去創造邏輯。文本從單向流動，變成創作者與受衆互動。

受衆得到更多的創作空間，就會產生“真實”感——畢竟，每個創作者都堅信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是“真實”的，即“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受衆們覺得《我是刑警》真實，應理解爲巧妙拿捏人性的回報。

所以，《我是刑警》的線索紛紜，但真正的答案常在線索之外：以劇中“賭場爆炸案”爲例，原型是2014年發生在貴州凱里的一起真實案件，警方對爆炸現場進行了長達數十天的清理工作，最終從一塊電路板殘片上找到突破口，審理過程反而相對輕鬆。出現線索、線索中斷、再出現線索、線索再中斷……只爲敘事清晰、簡潔，很多線索似乎是冗餘，但“隨立隨掃”，更容易帶來“沉浸感”，該故事被網友們稱爲“曾國藩式破案”，即“扎硬寨，打呆仗”，而堅持後的豁然開朗，與普通觀衆的生活經驗形成共鳴。

再如劇中的張克寒，原型是犯罪分子周克華，他在8年間，跨江蘇、重慶、湖南三地，作案9起，槍殺11人，打傷5人，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在劇中，警方判斷張克寒的錢快花光了，可能馬上再作案，提前布控，但事實上，張克寒此時包養了情人，一口氣便拿出幾萬元，似無經濟壓力。然而，張克寒確實選擇了再次作案，被警方擊斃。張克寒案充滿偶然性，但大家的猜測均落空，卻因契合了現實的複雜性，反而讓人覺得“真實”。

這種敘事方法並非新事物，在美劇中常見，國內許多成功影視劇也採用過類似方法，但《我是刑警》使用得更成熟、更老練，幾乎每個故事中都以此串聯。

會講故事，不會講價值

這種敘事方式也有明顯缺點，即“似活實死”：

首先，受衆不會主動參與創作，必須將他們吸引過來，這就要人爲加入更多刺激鏡頭，吸引他們的好奇心，有時滑向暴力、血腥等。

其次，開放性帶來多元選擇，由此形成的張力，可能造成敘事失敗，使受衆不知所云，而創作者加入暗示元素，又會帶來用力過猛、線索過密、信息量過載的感受。

表面看，交互性敘事方式給了受衆更多創作權，但實際上，如雜技師手中的飛刀，只是看上去離手。不論文本怎樣開放，創作者始終在幕後控制，而控制帶來重複，繞來繞去，又會回到俗套中。所謂迷宮式、復調式，只是講故事的技巧在變，故事本身的質量並沒提高。

在這種敘事方式下，讓觀衆產生沉浸感的是解碼過程，而不是故事本身，更不是故事中的人。於是，觀衆可能與負面人物產生共情。

以轟動一時的電視劇《末路1997》爲例，殺人犯白寶山被一些觀衆視爲“英雄”“有本事”“結局有點可惜”，劇中正面人物反而較少被關注。觀衆通過影視“參與破案”，會不斷猜測罪犯的行動軌跡，更關注技術判斷，忽略了價值判斷。一味追求強調“文以載道”不妥，但變成“道以載文”，亦非正途。

在《我是刑警》中，採取了對抗策略。比如第一個故事結局後，不惜犧牲敘事節奏，留下半集，正面表現秦川等公安幹警胸懷理想、勇於擔責、認真負責的精神。在劇中，類似內容還有不少，只是敘事手法陳舊，體現在：一談熱愛工作，必強調對家庭的虧欠；一表達事業忠誠，必大詞不斷、音量提高；一遇困境，必茶飯不思、亂髮脾氣；一成主角，必事事成功，人格完整……

令人好奇：爲什麼一談價值，創作者們就突然不會講故事了？就在敘事策略上，突然變得笨拙？

關鍵在如何“講述真實”

在《我是刑警》中，許多網友對秦川扮演者於和偉的演技提出批評，認爲表演痕跡過重，人物挖掘的深度不足。

也許編劇、導演應負更多責任，而非演員。《我是刑警》中的秦川被預設爲完美人物，辦事幹練、極端智慧、認真負責，唯一缺點是脾氣急躁，也被框定在“想做事”“對事不對人”的範圍內。無人性缺點，即難建立性格成長史，秦川成了“天外來客”。再好的表演者，也難演繹出這種生活中很少出現的人物。

在第一個故事中，秦川破案的動力來自他的師傅被殺，卻沒表現他和師傅間的感情；秦川與上級產生矛盾，被解釋成“性格缺陷”，上級不得不差點犧牲，向秦川證明自己；爲打動觀衆的情感，編入戰友遺孤與同爲警察的母親間的衝突；所有正面角色都會隨機發表一段激情而崇高的言論，彼此幾無區別……

好人就是毫無缺點的人，羣像就是大家都一樣，困難就是工作與生活之間難兼顧，“好人”之間的衝突都是誤解。智慧如秦川，必須喪失理性地懟領導，必須“突然”發現領導的優點，必須“真誠”悔過……表面看，《我是刑警》太想正面引導觀衆，不惜損失真實性，仔細想，這何嘗不是一種成本最低、容易操作、不用深入思考的通關術。

有網友建議：創作者們應下到警隊中生活半年，深入瞭解基層刑警的真實生活，而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居高臨下去想象。

其實，只“瞭解真實”是不夠的，關鍵在“講述真實”。毫無疑問，《我是刑警》是近年來少見的優秀作品，它所呈現出的，是當下普遍存在的創作困境：講案情有美劇等可模仿，而講價值，亟需更優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