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14億國人道歉！”時隔3年犯罪者當庭招供：受美國間諜指使
2019年的香港修例風波，因暴力與混亂而震驚世人。
一系列非法集會和暴動不僅使香港社會安全陷入危機，也讓許多無辜者成爲犧牲品。
特別是《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遭受非法拘禁和暴力襲擊，更成爲這一事件的標誌性事件。
三年後案件再度審理中，一名暴徒賴雲龍突然當庭道歉，並揭露美國間諜幕後操控的驚人內情。
兩小時的虐待、折磨
2019年盛夏，香港國際機場，成羣的黑衣人蜂擁而至。
他們手舉橫幅，高喊口號，瞬間將平日井然有序的場所變成了混亂的戰場。
起初，這些人宣稱是爲了“反修例”而聚集。
但事實卻遠比表面簡單。
這場集會並非自發行爲，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背後牽動的是一條錯綜複雜的境外勢力操控的利益鏈條。
目擊者描述，那些黑衣人的行爲越來越過激，他們不僅堵住通道，還試圖用暴力驅趕現場的其他人員。
當有普通市民或機場工作人員試圖勸阻時，立刻被圍住，面臨威脅。
他們不滿足於口頭譴責和肢體威脅，轉而將矛頭對準在場的記者和乘客。
種種跡象表明，這場所謂的集會背後隱藏着更深的計劃，而香港機場僅僅是他們用來製造國際聲勢的第一步。
原本只是一次針對《逃犯條例》的抗議，卻演變成了對內地記者的圍攻。
暴徒們的目標鎖定了一位手持攝像設備、掛着記者證的中年男子——他就是《環球時報》的記者付國豪。
揹包裡一件印有“我愛警察”字樣的T恤，瞬間點燃了暴徒們的怒火。
有人將他的手反綁在機場的行李推車上，有人用手機拍下這一幕，彷彿這是一場“勝利的戰果”。
此時，付國豪的表情依舊鎮定。
暴徒們的暴力行爲變本加厲，拳打腳踢夾雜着辱罵聲，一浪接着一浪襲向他。
他們還用粗暴的語言羞辱他，甚至試圖剝去他的衣物，讓他在衆人面前蒙羞。
長達兩個小時的非法禁錮中，付國豪承受的不只是身體的疼痛，更有心理上的巨大壓力。
他始終沒有退縮，也沒有對暴徒的暴行妥協。
當付國豪終於在安保人員的保護下被擡上擔架時，一些暴徒仍然不願罷休。
他們揮舞着手中的美國國旗，手持水瓶和雜物追打付國豪，試圖繼續羞辱他。
法庭上，他一字一句道出自己的立場：“我不後悔那天說過的話。我相信我所支持的是正義。”
幕後黑手竟是美國間諜？
2021年的香港法庭上，賴雲龍在聽到自己即將被判重刑時，忽然站了起來。
他用急促的語氣請求發言，表示自己有重要的案件細節需要陳述。
這個平日裡在庭審中神情桀驁的男子，此刻目光閃爍，彷彿被一種隱形的壓力所籠罩。
他的一番供述，揭開了隱藏在2019年香港機場暴力事件背後的冰山一角，也讓在場的人爲之一驚。
“我是被指使的！”賴雲龍的聲音在安靜的法庭裡顯得尤爲刺耳。
他當庭爆料稱，自己在機場實施暴行並非完全出於自願，而是受到了境外人員的蠱惑和指使。
他直接點名爲馬克·西蒙，一個長期潛伏在香港的美國間諜。
馬克·西蒙的名字早已多次被提及，這個曾在美國情報機構任職的男子，一直以黎智英的私人助理身份活躍在香港，長期爲境外勢力牽線搭橋。
這一次，他的名字與賴雲龍的供詞聯繫在了一起，使得這一案件的複雜性陡然升級。
根據賴雲龍的供述，馬克·西蒙通過地下網絡與多個“攬炒派”（意爲“同歸於盡”派）的核心人物保持密切聯繫，並多次提供資金支持。
這些資金並非用於普通的抗議活動，而是精準地分發到關鍵人物手中，用以煽動暴力行動、製造社會恐慌。
賴雲龍坦言，他本人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被挑選並利用成爲“馬前卒”。
馬克·西蒙並非普通的“助理”，他的真實身份顯得更加複雜。
他曾在美國海軍情報局服役，並參與過多個敏感任務，之後搖身一變，以商人身份出現在公衆視野。
他在香港的種種活動表明，他並未脫離情報網絡的控制，而是繼續通過黎智英等人，開展針對中國的情報蒐集與破壞行動。
儘管賴雲龍在法庭上的供述詳盡且條理清晰，但外界對此卻衆說紛紜。
支持者認爲他的指控符合馬克·西蒙一貫的行事風格，是香港亂局背後國際勢力插手的鐵證。
反對者則質疑，賴雲龍的陳述是否只是一場爲了減刑的表演。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馬克·西蒙迅速出面否認。
馬克·西蒙所聲稱的“清白”，似乎並不如表面看起來那般無懈可擊。
縱觀這場風波，賴雲龍的供詞無疑是一顆震撼輿論的重磅炸彈。
遲來的審判與難挽的傷痛
2021年，香港的一家法庭上，關於2019年機場暴力事件的判決終於落下帷幕。
賴雲龍，這位在當年暴亂中揮舞美國國旗並參與暴力圍攻的主要嫌疑人，被判入獄5年3個月。
同案的另一名被告畢慧芬也被處以4年3個月的刑期。
法律的審判似乎爲這場持續數年的紛爭畫上了句號。
當鐐銬鎖住暴徒的雙手時，付國豪的名字依然在衆人心中久久不能釋懷。
庭審中，賴雲龍的道歉來得遲緩而蒼白。
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操控”的棋子，聲稱“向14億中國人道歉”，試圖換取公衆的寬恕。
但付國豪的親友清楚，這一切都不過是他爲自己開脫罪責的虛僞表演。
付國豪的結局
庭審結束後，付國豪的父親曾接受過媒體採訪。
他談到兒子在暴力事件之後的生活時，語氣中透着無盡的沉痛。
從香港回到北京後，付國豪幾乎與世隔絕。
他開始迴避人羣，變得極度敏感，甚至連家人稍大聲說話都會讓他陷入恐慌。
他的朋友試圖帶他外出散心，但付國豪始終低頭沉默，很少與人交流。
最終，他被確診爲重度抑鬱症。
在這場暴力事件中，付國豪不僅被剝奪了職業記者的尊嚴，也失去了對生活的希望。
爲了不拖累家人，他主動辭去工作，搬離與父母同住的家。
但即便遠離了外界的關注，心靈的創傷依然如影隨形。
2021年10月，這位曾經勇敢面對暴徒的青年，選擇了與這個世界告別。
付國豪的離世在內地掀起了巨大的輿論浪潮。
無數人通過社交媒體表達哀悼，有人痛斥暴徒的殘忍，也有人質疑社會對受害者的關注爲何如此短暫。
賴雲龍等暴徒的被捕和判刑，標誌着香港在恢復法治與秩序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
付國豪的結局也警示我們，社會動盪所帶來的代價，遠比人們想象的更爲沉重。
賴雲龍的“受指使”供詞表明，境外勢力依然虎視眈眈，試圖通過不同手段攪動香港的局勢。
香港的未來雖然走上了恢復平穩的道路，但維護安定與團結仍然是一場持久戰。
歷史不應重演，悲劇不容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