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勇 | 新中國國徽設計中的上海美術力量

新中國的三大標誌——國旗、國徽、國歌,皆與上海有着深刻的歷史因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三十年代的上海,國旗五星紅旗的原創設計稿是曾聯鬆投寄於上海,只有國徽與上海的關聯較爲隱秘。事實上,國徽設計起初以張仃爲主,後加入張光宇、周令釗等人,在與樑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競爭中,兩支設計團隊互促互進,清華團隊最後勝出收功。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中國國徽吸納了張仃團隊的設計成果。而張仃、張光宇、周令釗等皆與上海關係甚深。誠然,國徽設計是在北京,然而,源自上海的美術力量在這新生政權的重大國家設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仃等《國徽應徵圖案說明書》附件有關色彩的意見(節選)

國徽徵稿不理想,張仃擔當設計重任

與國旗、國歌應徵稿形成巨大落差,國徽圖案應徵稿起初寥寥無幾,且質量不高。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所設的第六小組,專門負責國旗、國徽及國歌方案的擬定工作,組長馬敘倫不無遺憾地指出:"關於國徽投稿者都誤爲國標,因此所有投稿者都繪有與國旗一樣之國標爲國徽,真正符合我們所徵求之國徽標準‘富麗堂皇者’還沒有。"爲此,該小組秘書彭光涵積極建議,"把我們的意見交給專家,可請專家根據我們的意見重新設計出圖案來"。

1949年8月22日,徵稿截止第二天,第六小組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國徽圖案初選一無所得。在馬敘倫一再關切下,樑思成適時建議:"在國徽上一定要把中國傳統藝術表現出來,漢唐有很多東西可供參考。"或許受此啓發,沈雁冰、徐悲鴻、鄭振鐸等選出4幅圖案作爲參考。兩天後,確認國徽圖案"已另請專家擬製,俟收到圖案之後再行提請決定"。第六小組找的專家正是以張仃爲主的設計團隊。

張仃、張光宇、周令釗等設計的國徽圖案之一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三年戰績》封面,張仃設計

之所以找張仃設計國徽圖案,直接肇因應是他和周令釗等設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方案,7月底獲得通過。事實上,張仃美術設計方面的才藝早就聞名於黨內軍內。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他就轉向實用美術設計,設計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作傢俱樂部與部徽,和延安青年劇院大門。艾青由衷讚歎:"張仃走到哪裡,摩登就到哪裡。"後張仃奉調至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工作,爲話劇《抓壯丁》作舞臺美術設計,爲五省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設計秧歌隊服裝等。抗戰勝利後,張仃隨軍進入東北,1947年秋爲東北解放戰爭戰利品展覽會設計大門牌樓。1949年夏,中央軍委借調他來平編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三年戰績》大畫冊,封面即由其設計完成。張仃爲此專意設計了一圓形圖案:中上爲八一軍徽,下面是分列兩邊的四面軍旗,外圍以麥穗、緞帶,交結於圖案底部的"1949"。四面旗幟、麥穗、緞帶等元素,實際上爲新政協會徽設計作了先導。

國徽複選第一號修正圖案5種,張仃、鍾靈設計

張仃領受設計國徽任務之際,剛完成懷仁堂、勤政殿的設計改造。事實上,他還參與了國旗圖案的設計,發給新政協代表的《國旗圖案參考資料》共收國旗圖案38個,其中5個方案,張仃皆與鍾靈等列名其中,另有朱德設計的、當時社會頗爲看好的復字第十五號是張仃一人畫圖而成。在如此繁忙之際,張仃與鍾靈展開了國徽設計工作。

第六小組9月23日分別召集11個分組會議,討論的只是國旗國都紀年問題。合理的解釋應是,與會代表意見集中贊同的是複選第一號國徽圖案,因此無須專門開會討論。該圖案與新政協會徽極爲相近,只是將紅五星由外框移至內部,取代四面紅旗,其下仍爲標紅中國版圖的地球,在麥穗下部綰結處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毋庸置疑,這正是張仃團隊的設計。在綜合大家的意見後,張仃、鍾靈又在複選第一號的基礎上,作了5種修正圖案。9月25日,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名義編印《國徽圖案參考資料》,收入的正是這5種修正圖案。

也是在9月25日的夜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議廳召集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起因是政協代表對國旗優選方案存有較多分歧,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座談會上,毛澤東推薦了曾聯鬆設計的紅地五星旗圖案,獲得在座者一致贊同好評。隨後,話題就轉換到國徽方案問題。洪深、郭沫若、樑思成等紛紛對《國徽圖案參考資料》所收圖案發表意見。毛澤東當時說:"國旗決定,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馬敘倫還是堅持:"最好還是決定一個原則。"徐悲鴻認爲可將第一圖案修改一下。張奚若語出驚人:"現在我們這些圖案太像蘇聯之國徽。"這不無一定道理,蘇聯國徽也是由紅五星、地球、麥穗、緞帶等組成。一句話警醒了毛澤東,他果斷決定:"原小組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

清華團隊設計的有天安門元素的國徽圖案之一

天安門元素在張仃創作思維中躍動

9月26日,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根據國徽圖案參考資料,邀請專家另行擬製。"在張仃的設計團隊之外,又邀請樑思成創辦的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組建另一設計組。

清華團隊設計的玉璧型國徽圖案

樑思成領受國徽設計任務後,立即組織林徽因、莫宗江、鄧以蟄、王遜、高莊行動起來,將其鎔古鑄今,把漢唐藝術在國徽上表現出來的理念貫徹到具體設計中去。10月23日,清華團隊完成玉璧型國徽圖案設計。該圖案"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爲主要題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用隸書書寫,"大小五顆金星是採用國旗上的五星",以大星居內圈,四小星在圈外圍繞於下。

張仃團隊在開國大典前將主要精力放在確保天安門會場的設計佈置工作上。在此前後,天安門作爲新中國的象徵開始在張仃的藝術思維中萌櫱。人民政協會徽設計完成後,華北郵政總局派人來聯繫設計慶祝新政協勝利召開的紀念郵票。8月底,張仃、鍾靈完成了郵票圖案稿。後續設計工作交由上海供應處郵票科繪圖員孫傳哲承擔。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

開國大典後,張仃參與舊國立北平藝專的接管工作,後成立中央美院,這使得張仃負責的國徽設計團隊被後人標以"央美"之名。能者多勞,12月又開始爲"迎接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的第一個新年"而忙碌,並負責大衆圖書出版社工作。這期間,他還承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設計稿工作,與鍾靈又合作了一回。設計稿是橫構圖,上半是毛澤東側臉像,後襯以五星紅旗,下半仍是斜透視的天安門。在後續郵票設計中,孫傳哲將毛主席像改爲正臉,又將五星紅旗改畫成凌空飄揚;爲增強"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視覺象徵意味,橫構圖被改成豎構圖。只有天安門建築沒有改變。1950年2月10日,"天安門圖案(第一版)普通郵票"正式發行。天安門與華表的形狀與方位,與慶祝新政協紀念郵票的極爲相近,背景稍作調整。

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郵票

參與郵票設計工作,特別是彰顯天安門建築的郵票面世,進一步強化了張仃將天安門元素加入國徽圖案設計的創作意識。1950年5月29日,全國人民政協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開會,專題商議國徽、國旗、國歌褒獎問題,這對於國徽設計不啻爲一道催促令。此際新增兩種國徽圖案,一爲清華團隊設計的玉璧型,另一就是張仃主導的新設計。張仃等人的新設計雖仍"取法原來五種造意",但圖案中出現了一個彩色寫實的斜透視的天安門圖形,替下了標紅中國版圖的地球。

1950年國慶前夕,張仃(右一)等在天安門城樓懸掛國徽

爲新中國國徽貢獻徽章型式、主體元素

此時推進國徽設計工作,張仃整合了兩位得力助手,一位是三十年代上海漫畫界的領軍人物張光宇,另一位是與張仃一起參與天安門佈置設計的周令釗,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毛主席像就是他在現場畫的。三人彼此熟識,且都與上海有着不解之緣,其中尤以張光宇在上海美術界深耕多年,在三十年代就成爲漫畫界老大哥而聲名最大。

張光宇1947年留影

周令釗與上海的關聯,可追溯到他早年在兩湖學畫期間,美術教師汪仲瓊、高莊都是在上海攻習美術成才,且高莊生長之地江蘇省寶山縣,後屬上海。1936年9月,周令釗受在上海紗廠任總工程師的舅舅的推薦,來滬在華東照相製版印刷公司學制版。"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周令釗住處爲流彈擊中,就此離開上海。後進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從事抗戰宣傳工作。1942年,周令釗同"三廳"撤退至桂林,剛好張光宇同家人也逃難到此。聽說大名鼎鼎的畫界前輩來了,周令釗就主動結交,並有意識地學習張光宇的畫作。張光宇裝飾性極強的畫風,在周令釗的商業廣告創作、插畫和抗戰漫畫中都留下學習借鑑的痕跡。

至於張仃與張光宇的交情,更是非同尋常。1936年張仃困頓南京,自己雖然發起成立了北平左翼美術家聯盟,作品投稿有美聯背景的上海刊物卻石沉大海。在葉淺予的建議下,張仃往張光宇主編的《上海漫畫》投稿,很快得以刊發,從此一發不可收。《上海漫畫》第3期以大幅彩色珂羅版刊張仃兩幅漫畫,並冠以"全國漫畫名作選"之名,且一次性付與15塊銀元稿費,相當於張仃在南京爲報紙繪畫一月收入的總和。以張光宇爲首的上海漫畫界就此爲張仃敞開大門,除《上海漫畫》,張仃還在《時代漫畫》《潑克》等發表漫畫作品,並由此拓展了南京發稿陣地。爲了同這位漫畫界後起之秀見上一面,張光宇有意留下7塊錢稿費,讓張仃到上海來取。儘管張仃並非想象中的東北大漢,但張光宇一見之下還是歡喜莫名,當晚就約魯少飛、葉淺予、胡考等上海漫畫界活躍分子六七人,到他家晚飯歡聚。

周令釗、陳若菊1949年訂婚照,二人合作繪成天安門城樓巨幅毛主席像

張仃是如此感激上海漫畫界,正是葉淺予領隊的救亡漫畫宣傳隊在"八一三"後從上海來到南京,促其毅然加入。宣傳隊後到武漢,列爲"三廳"麾下,張仃翌年赴陝宣傳,抓住機會奔向革命聖地延安。張仃是如此感念張光宇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真心佩服對方的美術才華。張光宇1949年12月由廣州來北京,張仃很快安排他住進央美美術供應社宿舍,自己住前院,讓張光宇住更僻靜的後院。接着,張仃吸納張光宇參與新中國成立一週年慶祝活動設計工作,同時讓其參與國徽設計工作。

張仃回憶張光宇的重要藝術貢獻:"一是參與了國徽設計。他參與提出的一些設計意見,如不同意樑思成先生以‘璧’爲基本形象的構思,直接得到周總理的支持。"這段文字述及1950年6月國徽設計關鍵期兩支團隊設計理念的衝突。6月1日,政協一屆全委會二次會議召開,4日,馬敘倫作國徽工作報告。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八次常委會會議,決定:"關於國徽修正案項,會議決定國徽小組討論並由樑思成設計修改。"於是,翌日馬敘倫召集沈雁冰、張奚若,及張仃、樑思成等開國徽組會議。

馬敘倫通報那次常委會"議決採取國徽爲天安門圖案"。接着,張奚若轉達意見,聽說"有人批評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點像唐朝的建築物",原因是由於斜式太多。然而,樑思成當場表態,卻並不認同天安門的國徽圖案:"我覺得一個國徽並非是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了一個萬里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傳統精神。"他直白地說出自己的看法:"採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徵東西來表現的。"他還提出天安門國徽圖式"在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進而着眼"技術方面"提出印刷、雕塑存在的問題。爲此,張奚若、沈雁冰接連發言,不僅從"五四"運動發生地與新中國誕生地闡明天安門的歷史象徵意義,還婉轉傳達了以古代方式表達新政權的異議。會議最後"原則上通過天安門圖形"。

樑思成之所以反對天安門成爲國徽主元素,主要是基於其保護北京中軸線古城的文化立場。1950年2月,樑思成鄭重建議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應在舊城與西郊新市區之間,旨在保護北京城的歷史藝術文物,天安門如果一旦成爲新中國人民政權的象徵,中央人民政府便要長駐中南海。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與樑思成及時溝通,有效促使梁氏迅速啓動相關工作。樑思成如此說:"周總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門爲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我即邀請清華營建系的幾位同人,共同討論研究。"周恩來高超的說服藝術與崇高的人格魅力,於此可見一斑。

兩天後,突然峰迴路轉。6月13日,全國人民政協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議決:"國徽問題:圖樣尚未最後確定,決定後天將兩種不同圖樣均帶到會上最後取決。"於是,清華、央美兩家設計組的理念比拼、技術競爭得以延續。那幾天,清華團隊開足馬力,不僅採納天安門圖形爲主的原則,且創造性地解決國徽是否需要填寫國名、顏色是否需要修改、用五顆星還是用一顆星等問題。清華團隊勇於自我否定,多方優化設計。而張仃團隊設計始終就是頂上一顆大五角星,未能吸納國旗元素,天安門在此方案擺正,注重的是真實描繪華表、金水橋與甬道。

兩天後的6月15日,晚8點,馬敘倫召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國徽組第一次會議,周恩來與會。樑思成出示"清華"團隊新設計的三個國徽方案。他闡發設計說明:"(1)國徽不能像風景畫","我們要天安門爲主體,須把他程式化";"(2)國徽不能像商標",以免"有輕率之感";"(3)國徽必須莊嚴","避免用飄帶","採用民族形式"。張仃未能參加那天會議,所提交的《關於國徽應徵圖案說明書》的附件,對樑思成數天前的反對意見作出針對性反駁。張仃團隊一是強調國徽以齒輪、嘉禾、天安門爲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門爲主體;二是不恰當地主張寫實而非圖式化的觀點;三是在繼承美術歷史傳統方面,偏重傾向於"吳帶當風",而否棄六朝石刻的靜止綵帶樣式;四是在色彩運用方面,從強調北京朱牆、黃瓦、青天三色協和,指出"實則文人畫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並提及人民的審美愛好,還強調"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於中國建築上"。會議最後決定:"將樑先生設計的國徽第一式與第三式合併,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容,請樑先生再整理繪製。"

又經兩天,清華團隊提交新修正的國徽圖樣。央美團隊亦作努力,周令釗提出以國旗的大小五星替下一顆五角星,至此兩個團隊的設計元素近乎完全一致。兩相對比,清華團隊基於建築學專業的設計優勢更爲明顯,進而在6月20日國徽審查小組會議勝出。6月23日下午4時,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人民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第七次大會,毛澤東對國徽提案表示認可,還對麥稻穗太稀疏的意見幽了一默:"土改之後生產發展,農業生產是要飽滿些。"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張仃負責的央美團隊看似功敗垂成,實際上,他們爲新中國國徽的誕生確定了齒輪、嘉禾、緞帶的型式,貢獻了天安門的主體創意元素,並強調了紅金濃烈色彩的重要性,仍是功不可沒。張仃、張光宇、周令釗等人之於國徽設計的積極作爲不容抹煞。如果再加上給國徽製造模型且多有提升的清華團隊成員高莊,那麼,上海美術力量對於國徽設計的貢獻更要增加分值。儘管當時美術家通常是多地域發展,堪稱東西南北人,但是負笈學藝、奠基社會影響的上海經歷,還是深深地塑造了張仃等人的美術生涯,進而在新中國諸多重大設計中多有創作。

作者:

文:吳海勇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二處處長、上海市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李純一 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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