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蔣看來很親民 侍從卻很怕他

何橈通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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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蔣經國總統醫療團隊的醫師是新陳代謝科趙彬宇、金鏗年，據說經國先生常抱怨：「一天到晚就這兩個藥。」意思是他們好像只會開固定的藥，其他都不會；再加上兩位醫師年紀已大，經國先生有意換別的醫師進來。原本新陳代謝科另一位資深醫師是尹宗高，但他滯美不歸，內科部主任丁農於是指派年輕的心臟科姜宏霆醫師、腎臟科連榮達醫師進入團隊中。

1979年年底，丁農要我儘快回國，於是我在1980年進入蔣經國總統醫療團隊。剛接醫官時，經國先生在總統府召見我，問候我的母親，說：「辛苦你了，麻煩你了。」接下來就開始值班，跟我搭檔換班的是心臟科姜宏霆，他是我國防醫學院同班同學，多年後做到高雄榮總副院長，並在竹東榮民醫院院長任內退休。我進入團隊時，姜宏霆已在官邸多年，他爲人穩重沉默，絕不多話，我比較多話，直來直往。值班醫官睡在官邸裡面的單人房，跨過門檻就到經國先生的臥房，再裡面一點是夫人的臥房，樓下是餐廳。醫官的隨身包包裡裝了常備用藥和簡易醫療設備。

有一天，侍從人員幫經國先生梳頭，經國先生突然摔倒，他說：「他往某個角度望去，眼睛一黑就昏倒。」我研判可能是頸部脊椎長骨刺，身體姿勢變換導致骨刺壓迫血管、神經，若要證明我的論點，就必須照血管攝影，但經國先生說暫時不要，那該怎麼辦？我說：「不要轉這個角度就沒事了，若要轉這個角度、就轉身體而不要轉頭。」他試了一下果然如此，所以他覺得何大夫不錯，不用動手術，只要一個動作就解決問題。

我接醫官後，官邸配給我一部黑色公務車，然而，臺灣和美國的用路習慣不一樣，我在臺灣開三天就出車禍。當時我從中山北路下來，有一臺計程車硬插入我前方，我擦撞他的車尾，停在舊中山橋（現已拆除）上，明明是他錯，他卻找一羣計程車司機圍我，我逼不得已打電話給警察，七海官邸關心一下就擺平了。

記得有天，我突然接到海軍武官顧崇廉的電話：「明天我們要到對岸去，服裝準備一下。」我正要問什麼對岸，電話「啪」一聲就掛掉了。隔天坐飛機到金門，軍營牆壁都是花崗岩，金門防衛部司令官請我們吃飯，醫官跟總統同桌，我在經國先生面前把酒瓶拿過來，後來才知道，我的動作太粗魯，我應該站起來，繞過總統身後去拿酒，而不是在他面前動作。

當時空軍武官丁滇濱給蔣經國總統看新聞稿：「總統日前訪問金門」，總統把「日前」改成「昨日」，丁滇濱建議改回「日前」，敵人才猜不到總統是否人在金門。但總統不說話，只是笑。丁滇濱說：「他越笑，我越發抖，很恐怖。」他的意思是，總統已經在冷笑，不會再改用字遣詞，示意武官不要再表達意見。小蔣對外表現看起來很親民，其實侍從人員都很怕他。

還有一次，一羣高級官員在官邸用餐，外交官周書楷給經國先生建議：「如果失眠可以吃黑棗、喝點酒。」我在旁聽了就說：「可以喝白蘭地。」沒幾天，蔣緯國打電話給我：「你說要給我哥哥喝白蘭地，哪種白蘭地？」我說：「拿破崙（Napoleon）。」他說：「拿破崙？拿破崙很多種！」我說：「人頭馬（Remy Martin）。」他說：「你講人頭馬我就知道了。」這表示蔣緯國很懂酒。

有一天，蔣緯國來官邸找經國先生，由攝影官高稚偉拍合照，蔣緯國摟着經國先生的肩膀說：「先跟哥哥照一張。」接着後退一步、立正站好說：「跟總統照一張。」

蔣經國總統罹患糖尿病和攝護腺肥大，攝護腺手術不找外國醫師治療，而是由我們的老師鄭不非開刀，他是臺北榮總泌尿科主任，經驗豐富。

鄭老師開刀很細膩。我出國前就跟鄭老師相處過，那是一個腎上腺瘤病人，鄭不非把肚子打開，沒看到瘤，就結束手術。但病人還是不舒服，我請鄭不非再開一次，他就罵我：「我都開進去沒看到瘤，你還叫我開！」我覺得他開刀的位置太低，建議他：「你可能要往上拿掉兩根肋骨看看。」他開玩笑地說：「你還教我開刀啊！」不過他還是聽我的意見，再次動手術，往上一點果然就看到腎上腺瘤了，從此我跟鄭老師建立了交情。

有一次，經國先生次日要開刀，我跟鄭老師前一晚睡在六病房，那時章樂綺剛從美國拿碩士回來，負責營養調配，她對醫療不熟悉，就聽我指揮，章樂綺問我：「今天喝蜜豆奶好嗎？明天喝別的好嗎？」我每次都說：「可以。」其實在老師的眼裡，我們兩個是很年輕的營養師和醫師，就像小女生、小男生一樣。

我跟鄭老師講：「明天開刀，你要早點休息，不要東想西想，我們都準備好了。」他說：「是嗎？我們明天是要開刀嗎？」我說：「是啊！你主刀啊！」那一晚，鄭不非每隔幾分鐘就把我搖醒：「確定嗎？明天要開刀嗎？你真的確定嗎？」他一直問，我一直回：「沒問題，放心！」一整晚都沒怎麼睡。隔天開完刀，經國先生髮燒了，鄭老師大聲抱怨給經國先生用的食鹽水牌子不好，我就跟他說：「小聲點，如果被總統聽到就不好了。」（三之一；摘自《何橈通先生訪問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