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看見”過後,共迎春光
「當600萬腦癱患者走出隱形、來到觀衆視野中央,我們進一步思考何爲“邊緣”,又爲何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築起透明的高牆。」
“劉春和的重要意義,是一羣被長期忽視、在主流文藝創作裡被邊緣化的殘障人士有了一個生動的藝術形象,被看見,被討論。”
2024年12月27日,電影《小小的我》上映。影片講述患有腦癱的劉春和在高考完的夏天陪伴外婆圓夢舞臺,並學開車、練習打鼓、在咖啡廳打工、認識了女孩雅雅。在和家人的相處以及努力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劉春和擁抱自我,最終踏上了新旅程。此前,該片在第37屆東京電影節獲觀衆選擇獎。
(《小小的我》海報)
在網友以及影評人的評價中,出現最多的詞之一,是“看見”。《小小的我》讓觀衆看見劉春和生活中的歡樂瞬間,看見他在努力融入將其視爲“異類”的社會中遭遇的種種困境,也看見他作爲獨立的人所擁有的情感與精神世界。當600萬腦癱患者走出隱形、來到觀衆視野中央,我們進一步思考何爲“邊緣”,又爲何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築起透明的高牆。
或許,平等的“看見”,是瓦解“我們”和“他們”之間這堵由旁觀、失語、甚至冷漠築成的高牆的開始。我們握起彼此的手,向前走,迎春光。
(以下內容包含劇透)
01
跳出苦難敘事,以平視看見真實
在關於《小小的我》的評論中,有一位網友寫道:“生活中每次遇到殘疾人,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去看他們。但好像不敢看也是一種歧視?”
對於殘障人士而言,不友善的視線包含着作爲“健全人”的注視者因爲他們的“不同”而產生的獵奇心,甚至是嘲弄和歧視。因此,大多數人避免自己的目光過多停留在殘障人士身上,以減少無意中傳遞的不友善,避免製造誤會。
這一行爲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正如這位網友所言,“不看”本身可能是一種隱性歧視——過度在意“不同”而忘記走下俯視視角,平視殘障人士的存在。
這種俯視的思維,也影響了大多數人對相關內容的關注視角。例如,當影視劇主角是疾病患者或殘障人士時,觀衆可能會先入爲主帶入難受、無奈甚至憐憫的情緒。但《小小的我》並沒有利用這種俯視的慣性思維,也沒有讓悲情在苦難敘事中持續發酵、用觀衆的眼淚賺取口碑,而是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帶領觀衆走進劉春和的日常,以平視看見真實。
(劉春和與合唱團排練)
外婆陳素羣的合唱團缺一名鼓手,她直接讓孫子劉春和當人選。當春和說自己從來沒打過鼓時,外婆說:“你打過了呀,上幼兒園的時候每天中午吃飯,你不都是用筷子敲你自己的碗嗎?”事實上,春和並非主動敲碗,而是疾病導致的手抖無法控制。這個由外婆開出的“地獄玩笑”,讓影片的基調不那麼沉重,展現了活潑可愛的外婆和孫子之間充滿趣味的日常。
劉春和保持着學習和對未知的探索,性格堅韌,“學成打鼓”是其內在性格與健全人格的外化。此外,春和自己洗漱、飯後把碗筷拿到水槽洗好、參加合唱團排練時自己背鼓,這些細節都體現出他是個有自理能力且獨立的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也和大家一樣。當觀衆們逐漸走出平時“看待腦癱患者”的視角後,或許就能更好地理解腦癱患者是如何面對生活、看待這個世界的。
(劉春和平日練習上臺階)
但這並不意味着劉春和的生活永遠平靜。應聘教學機構的講課教師時,春和講得很好、同學們聽得很專注,但機構還是婉拒了他。乘坐公交車時,司機急剎車使春和摔倒在地,司機冷漠地說“像你這種情況少來擠公交車嘛”。在春和順利入職的咖啡廳裡,哪怕他工作表現很好,店員們還是在他背後議論“要不是可以少收稅,老闆估計不會錄用他”。
(合唱團成員對劉春和的歧視性發言)
一味地敘述“正常”也是一種冷漠與忽視。以平視看見真實,還在於看見“劉春和們”在努力融入把他們視爲“異類”的社會中,遭遇的諸多困境。除了直接的拒絕以及侮辱性言語之外,還有隱性的歧視——許多看似出於“關心”和“愛護”的舉動,實則還是因爲潛意識中認爲殘障人士是“不正常的”,並非真心關注他們的權益和訴求。
02
走近精神世界,看見情感需求
劉春和在與外婆的相處中收穫快樂與支持,也在生活的波瀾中忠於自我、保持前行。影片以平視看見腦癱患者的真實生活後,進一步引導觀衆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
劉春和喜歡詩歌。在教學機構試課時,他選擇了袁牧的《苔》。在他眼中,苔雖小,但有着頑強的生命力。
(劉春和對《苔》的講解)
雅雅走進劉春和的人生,出於友善的好奇和關心,努力維持着視角的平等,並對他產生了好感。但當她意識到自己無法完全接受春和時,她選擇了離開。曾經照進生命裡的那束光的消失,讓春和意識到在他人坦然接受自己的“腦癱患者”身份面前,好感顯得如此單薄而無力。於是,春和將自己的敏感和浪漫寫入詩歌,送給了她。
(劉春和寫給雅雅的詩)
雅雅的靠近與轉身或許在提醒觀衆,現實生活中許多出於對殘障人士情感需求的“好奇”“關心”“愛護”,是否隱藏着爲了展現“平等”和“友善”的刻意,是否仍與真正平視、接納殘障人士存在隔閡。
而平等看待並接納殘障人士的關鍵,在於看見他們的尊嚴,尊重他們作爲獨立的人的存在。
劉春和的母親陳露責備自己生產時“不會用力”導致春和患上腦癱。她將自責與痛苦轉化爲對春和過度的保護欲:從春和每天穿什麼衣服,到寫什麼作業讀什麼書,再到去哪裡讀哪所大學,母親對春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干涉、有着極大的決定權。無法對春和鬆手的母親也從未放過自己,內疚讓她時常忘了將春和視作獨立的個體,明白他也渴望獨立地走向社會。
(劉春和的媽媽從來不敢給他過生日)
走向社會的過程中,劉春和需要自己的尊嚴被他人看見。在得到咖啡館的工作後,春和開心地告訴外婆,自己要辦一張銀行卡存工資,這讓他“有尊嚴”。而在公交上經歷司機的歧視後,春和決定寫一封投訴信給公交公司;當外婆勸他寫了可能沒結果時,春和說“寫,就是結果”。
劉春和渴望被社會尊重、視爲獨立的人,或許是千萬殘障人士共同的心聲。很多人認爲殘障人士無法參與社會更多工種,這種想法展露了對於改變現狀的想象力的缺失——一方面,許多殘障人士並不缺乏參與工作的具體能力,他們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學習和適應、展示他們能做什麼,而不應因爲偏見直接被拒之門外;另一方面,我們能夠主動爲殘障人士參與更多工作崗位做些什麼,無論是增加實際層面的設施與幫助,還是推動觀念層面的更新。
(網友分享自己看到視障人士在蘋果店中工作)
03
以“看見”瓦解“邊緣”,共赴春和景明
劉春和寫給雅雅的詩,並非電影原創,而是腦癱患者龔蘇的作品。
(龔蘇發佈詩歌的公衆號)
在觀看本片首映時,龔蘇看到自己的詩呈現在大家面前,落下了眼淚。當一個個“小小的我”被看見,殘障人士的存在正一點一點擺脫透明。
(龔蘇在紀錄片中分享他的感受)
影片中另一羣“小小的我”,也等待被看見。劉春和生活中最常打交道的朋友,是外婆合唱團裡的爺爺奶奶。他們不怎麼會使用智能手機,不明白各種APP和小程序的功能及操作方法,在辦理退休金等業務時暈頭轉向、困難重重——這是現實中許多老年人無法跟上數字時代、陷入“數字鴻溝”的真實縮影。
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驅動人們適應並跟上發展節奏,也使人們逐漸陷入“跟上潮流和發展”與“適者生存”的焦慮,害怕自己被社會“邊緣化”。於是,許多人逐漸忘記關注那些跟不上時代發展、在技術面前更加弱勢的人羣,甚至因爲他們的“落後”而主動遠離。
“排斥不同”的心態與行爲,並非數字時代的產物,而是人類社會發展衍生出的“篩選機制”。現代醫學將“瘋癲”定義爲精神疾病,並通過建立精神病院來隔離瘋癲者。這一過程將“瘋癲”排斥在文明和理性的範疇之外,併產生了系統和制度化的手段來隔離、管控“瘋癲”。“排斥”反映了社會對異己者的恐懼和控制慾。通過排斥,社會不僅維護了自身的秩序和穩定,也定義了何爲“正常”。
(《瘋癲與文明》,[法]米歇爾·福柯著)
當社會默認哪些羣體是“正常”的,基於此偏見的發展便不會關注“不正常”羣體的存在與需求。這一邏輯的漏洞在於,任一羣體都有可能被認爲是“不正常”的異類,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當他們界定何爲“邊緣”且默認這一行爲的合理性時,也將自己納入了被邊緣化的可能。
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旁觀、失語、冷漠已然存在太久。瓦解這堵基於“排斥”的舊秩序所築成的透明高牆,從“看見”開始,平視且尊重他們的存在,傾聽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走出家門、進入社會、更好地適應當下的發展。幫助他們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幫助我們自己——掙脫“排斥”的舊秩序與邏輯後,我們才能更加坦誠地面對每一個“小小的我”的弱點與難處,進而更加溫和、包容地擁抱這個世界。
(外婆擁抱劉春和)
影片最後,劉春和的暑假結束了,他學會了打鼓,拿到了駕照,準備前往心儀的師範大學開啓新生活。影片中的世界尚未完全接納春和,但他忠於自我、勇敢表達;影片外的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正跨越“我們”和“他們”間的阻隔,握起彼此的手。
我們一起慢慢地走,向那春和景明的彼岸。
(圖片素材源於網絡)
參考文獻:
1. 三聯生活週刊,《年底票房王炸,易烊千璽演的腦癱患者打動你了嗎?》
2. 3號廳檢票員工,《今年最後一部十佳》
3. Sir電影,《今年最後一炸,國片撕開這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