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辭職，留下這幾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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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化、商業化和現代化，曾是姚明主導改革的三大核心。”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中國籃壇的地震，還是來了。

10月31日，姚明官宣將不再擔任中國籃協主席一職。接替他的，是中國籃協副主席郭振明。

姚明與郭振明

圖源：中國籃球協會

30日下午，有關姚明卸任的消息已經由多方媒體曝出，一時爭論四起。傍晚左右，籃協副主席徐濟成出面闢謠。本以爲是個“假瓜”，怎料24小時後，靴子終究落地。

姚明辭職，看似令人震驚，又似在情理之中。

在擔任籃協主席期間，姚明曾多次表示，自己是第一責任人。去年10月，中國男籃在世界盃上戰績不佳，姚明表示，“有兩種辦法可以承擔責任。第一種承擔過去的責任，辭職回家，上海離這反正也挺近的。第二種，是把這些東西積累下來，分析出來，設計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兩種辦法我都能接受。”

一貫的“姚式幽默”，夾雜着些許無奈，不禁讓人聯想到他球員生涯末期因傷退役的情形，“小巨人”在籃球身份的不同階段，結局似乎總是那麼“不完美”。

姚明的三大改革與“政績”

2017年12月，退役6年的姚明卸下了上海隊老闆的身份，成爲中國籃協史上最年輕的主席，作爲具有廣泛號召力的旗幟人物，他就此開啓了籃壇改革的探索之路。

然而擺在他面前的，是管辦分離、協會實體化、破除體制束縛等一系列難題。上任當天，他直言不諱地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到處都是問題。”

新官上任三把火，職業化、商業化和現代化，是他主導改革的三大核心。

在起初的國家隊選拔上，姚明學習美國男籃，大膽實施了“紅藍雙隊”制度。作爲2019世界盃的東道主，中國隊無需參加資格賽，紅藍兩支國家隊由不同教練帶隊，通過擴容，讓更多年輕球員在國際賽事上得到鍛鍊機會。

聯賽方面，中國籃協將CBA聯賽辦賽權、商務權授予CBA公司，常規賽輪次擴增，聯賽週期延長，季後賽的球隊數量從8支增長至12支。隨着合同、工資帽及轉會制度得到規範，球員流動性提高，觀衆基礎、品牌價值與流量關注進一步增長。2018年，即CBA公司獨立運營的第二年，聯賽收入首次突破10億元人民幣，2022年特殊時期，各俱樂部股東們依舊創紀錄地獲得了超6億元的分紅。

往期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新聞發佈會

在人才培養體系上，姚明主導推動了校園籃球和CBA選秀制的規範化，爲更多大學球員與非傳統青訓球員提供機會。職業以外，草根籃球、1對1網紅PK、三人籃球等活動蓬勃發展，民間賽事如“村BA”等也屢屢出圈。

在許多球迷和媒體人看來，姚明的改革力度之大、方向之明確，是歷任籃協主席所不曾有的，尤其是敢於挑戰原本人才培養的青訓體系，更是觸動了不少人的利益。

可惜，姚明的改革不但沒有立竿見影，反而使中國男籃在國際大賽中屢遭挫折：

2017年亞洲盃，中國男籃藍隊慘敗澳大利亞，無緣四強。僅隔兩年，就失去了亞洲冠軍的寶座。

2019年世界盃，中國隊在家門口憾止16強。當週琦出現了那次著名的邊界球失誤時，姚明搖頭的表情成爲了廣爲流傳的表情包，紅藍隊實驗也宣告結束。

男籃世錦賽中國隊致命失誤後，姚明無奈一笑

2023年世界盃，中國隊小組賽三戰全負，再次止步16強，無緣2021和2024兩屆奧運會。

2022年，中國隊在亞洲盃中的成績下滑至第八名，四強賽中敗於尚處在戰火紛飛中的黎巴嫩。

2023年，杭州亞運會，中國隊慘遭菲律賓二隊逆轉，無緣決賽。

杭州亞運會，中國隊無緣決賽

圖源：中新網

到了今年，情況更不容樂觀。在2月的亞預賽上，中國隊3分之差不敵日本，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還要追溯到1936年，盧溝橋事變還未爆發。哪怕是在2021年，中國隊尚能大勝日本33分，而這一次失利，對方的三名NBA球員甚至都沒有參賽。

在姚明坐鎮下，男籃非但成績不佳，更沒有培養出有實力衝擊NBA的明星球員，姚明不得不面臨“光改革不見成效”的無奈，還險些“晚節不保”。

同一時期改革的日本籃球改革

輸給日本後，姚明曾表示，對方值得我們學習，“要提高認知、更頻繁地跟世界接軌，跟上潮流。”

日本的職業籃球改革，幾乎是和姚明的改革處於同一起跑線。然而就如同日本足球一般，日本籃球改革在短時間內做了一次較爲成功的示範。

2015年，也就是男籃最後一次拿下亞洲盃冠軍之際，曾一手打造了日本職業足球聯賽體系的川淵三郎，開始操刀日本籃球。

一方面，日本延續了“借雞生蛋”的策略，支持有潛力的年輕球員前往美國大學深造。從20年前首位進入NBA的日本球員田臥勇太，到目前效力於洛杉磯湖人隊的八村塁，都有着在美國大學聯賽NCAA鍛鍊的背景。

田臥勇太

圖源：網絡

另一方面，充分改革本土聯賽，既要賺錢，也要把服務球迷作爲核心運營指標。

爲此，日本把聯賽分爲B1、B2、B3三個等級。

B1聯賽，要求球隊必須盈利，比賽必須精彩，不限制外援，專門磨鍊有國際競爭力的日本球員。B2聯賽，專注培養本土化年輕人，作爲B1的後援儲備，不強制盈利。B3聯賽，負責籃球運動普及和運營基礎打造，吸納那些在校園中可能未被髮掘、卻依然對籃球充滿熱情的球員，不求盈利，並由B1進行補貼。

同時，日本也爲青訓與校園體育之間留出了通道，專門設置了特別指定球員名額，允許每支球隊招募一名大學明星球員，讓他們提前進入職業球隊。

在世界盃和奧運會大殺四方、身高僅1.73米的河村勇輝，就是以新秀身份在B聯賽上勇奪MVP，成爲了這一規則設計下的成功案例。前不久，他還以現役最矮球員的身份登陸NBA，讓《灌籃高手》中的宮城良田照進現實。

可以說，日本根據自身國情，構建了一套體系：它不僅能夠實現盈利，還能通過球員和球隊的流動性創造競爭環境，並且深入社區，推動籃球運動的全民化參與。就像一棵大樹，每片葉子既爲樹幹提供能量，也從樹幹獲得營養。

創立短短8年，B聯賽的總營收暴增了一倍，觀賽人數大幅度增加，日本國家隊也打出了成績。

不久前，B聯賽實施了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取消了基於成績的升降級制度，轉而依據業務表現等多維度因素對球隊進行評估和分級。同時，聯賽還設定了宏偉的長期目標，即在觀衆人數、商業收入和比賽質量等方面，力爭成爲僅次於NBA的世界第二大聯賽。

河村勇輝被譽爲B聯賽現役第一人

圖源：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足球也遵循類似的改革思路。他們學習歐美，將運動員培養爲一種類似於“加工服務業”的產業。每位球員，在培養、轉會等增值獲利的過程中，本人、家屬、經紀人、青訓教練以及俱樂部等產業鏈上的各方，都能從中分一杯羹。

反之，如果這個模式是“收費站”邏輯，即佔據路口要道，任何過往的車輛都必須向我支付費用，至於車輛能夠運行多久，搬運出多少利潤，與我無關，想要取得長遠發展，自然就很困難了。

而這，或許是連姚明也無法徹底解決的難題。

姚明兩難：校園籃球or青訓體系

籃球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門“長人運動”，身高是絕對的天賦，加之5人的比賽少於足球的11人，因此一名球星之於球隊的作用，遠大於足球。

因此源源不斷地培養籃球人才，是姚明改革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發掘和培養一名優秀的球星，各國基本有兩種路徑：青訓體系和校園籃球。“校園籃球”依託於學校，參與者廣泛，美國培養體系是校園籃球爲主，青訓爲輔。聯賽貫穿小學到大學，且設立獎學金，鼓勵人才流動和競爭，市場化和商業化程度高。但是，校園籃球在中國卻面臨賽事水平較低，商業化運作困難的困境。

而“青訓體系”基本上在各國都是主流培養模式。前不久受輿論困擾的易建聯，便是在1999年打街球時被球探發現而得以進入青訓體系。

依賴於職業俱樂部和體校，雖然專業性較高，卻因爲高門檻和推廣難度，難以觸及廣泛的青少年羣體。這種獨立性的矛盾，導致了籃球人才資源的分散與割裂。

身高條件並不突出的“河村勇輝”們，在早期往往難以被青訓體系所發掘。

而這樣的運動員，青春期大多處於校園環境中，缺乏專業培訓，可能會錯過成才的黃金時期。

校園籃球賽

要打通校園籃球與青訓體系之間的壁壘，需要協調教育與體育等不同單位，這在資源協調上存在極大難度。

曾經，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CUBA）爲了保持競技的純粹性，禁止青訓球員參與，這限制了校園籃球人才的進一步發展。而那些出身於校園籃球、有機會進入職業聯賽（CBA）的運動員，往往在18、19歲就必須做出選擇，是否放棄學業以“出道”成爲職業球員，對於許多中國家長而言，這是很難接受的，有天時卻無人和。

雖然在姚明擔任中國籃協主席期間，兩套體系的“通道”有一定放寬和打通，但“體教融合”的問題短期內很難根本解決。

基於這種情況，中國長期以來不得不依賴於青訓體系，且身高是第一篩選條件。在以前靠內線得分的年代，通過青訓篩選並培養出超級中鋒，不僅在亞洲賽場上取得了輝煌成績，也在國際競技場上與強隊一較高下。

中鋒出身的姚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時代變了。隨着“小快靈”和“全能高個”逐漸成爲國際籃球的主流風格，擁有傲人身高的傳統中鋒不再吃香，像NBA兩屆MVP得主約基奇，被稱爲最強“組織中鋒”；姚明去年提到過和自己身高相同的文班亞馬，長得像蜘蛛人，但他“既能打中鋒，還能運球投三分。”

沒有人會質疑羣衆基礎對聯賽水平乃至國家隊成績的決定性影響。然而，如何跟上世界潮流，在發展羣衆基礎和打造校園聯賽的過程中讓“河村勇輝們”冒出來，又如何在青訓體系中繼續尋找“全能高個”，需要一種極爲絲滑的平衡。

走羣衆路線，讓羣體基數變大，腰部變寬，是長久之道，但讓想要迅速篩人才、出成績，又不得不依賴傳統之道。輿論場上對姚明改革最大的質疑便在於此：沒能堅固好兩頭，校園籃球既沒有起來，原來的青訓體系亦遭到衝擊，青黃不接，慘淡收場。

姚主席，再見

籃球人才培養是一個難題，提高職業聯賽強度，鍛鍊國內球員就是另一個難題了。長期以來，青訓出來的球員被詬病爲“拿着退休金”打比賽，就像計劃經濟中的“大鍋飯”一樣。

姚明前隊友、“CBA名宿”斯科拉曾評價道：

斯科拉的言下之意是，學着拿電鋸的阿根廷總統米萊一樣，實行“休克療法”，完全由市場進行調節。然而對於這個大膽的想法，姚明顯然有所“顧慮”。

事實上，CBA一直在嘗試市場化的程度，通過引進“外援”，他們如同鮎魚，在提升比賽觀賞性的同時，倒逼本土球員進步。聯賽甚至還一度推行過“2+1外援”政策，結果數據榜幾乎被外援霸佔，年輕球員上場時間被擠壓。後來，姚明改變了規則：一隻球隊能擁有4名外援，但單節單人。年輕球員上場時間是變多了，數據是好看了，但國際大賽的成績就再也沒好起來了。

誰知道呢。到底是姚明的決策，還是被逼無奈，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方案動了多少人的蛋糕，中間又有多少交易；姚明肉眼可見地變成了“女兆日月”，是應酬多了，還是過勞了，這些問題都化作了一縷煙雲，飄向了歷史的虛空。

2018年，姚明出席新賽季發佈會

只希望姚明所有的鋪墊和前期努力，終將幫我們找到自己“灌籃高手”。

姚主席，再見。

本篇作者|袁一音 |責任編輯|徐濤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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