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分飾三角，是多重人格還是惡意操控？（下）
請先閱讀上篇：《孤兒怨》原型：串臺監視器裡的虐童畫面，竟牽扯出33歲女子僞裝成13歲養女的陰謀（上）
（本文字數：8，860）
2008年1月5日，在挪威最北的城市特羅姆瑟市的極夜裡，一名男子走進一家連鎖汽車租賃公司，歸還他前幾周在奧斯陸租借的一輛車。警察突然持槍衝了進來，命令這名男子躺在地板上，並給他戴上了手銬。
這名男子名叫米哈爾·裡哈（Michal Riha），他被捕的原因是因爲他和一名十三歲的男孩在一起，而這名男孩在幾周前被人從奧斯陸的一家孤兒院匆匆帶走，明顯是被拐騙走的。
這名男孩名叫亞當·法爾納（Adam Fahrner），是捷克劇作家馬丁·法爾納（Martin Fahrner）的兒子。法爾納在2007年的夏天結束時和家人從捷克移民到挪威，一直在奧斯陸的一家先鋒劇場工作。
2007年的9月，法爾納的妻子海倫娜帶着他們的其他孩子又回到了捷克，只有父親法爾納和亞當留在了奧斯陸。當月，亞當就開始在奧斯陸的一所學校上學了。
從外表上看，亞當就是一個普通的13歲男孩，短短的頭髮，有着青少年常見的憤世嫉俗的表情，非常喜歡玩滑板。不過，有些人覺得他看上去至少有16歲。
他的一些行爲表現出某種精神創傷的痕跡，他很多時候都很緊張，害怕很大的聲音。有一次，一位老師走進一間教室，砰的一下關上門，並向全班同學熱情的大聲問好，回頭一看，亞當已經歇斯底里的崩潰了。
(亞當·法爾納)
接着，亞當對老師講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故事，揭示了他的創傷來源。他說他的父親常年虐待他，並將他作爲性工具出租給年長的男性。他的故事非常具體，詳細描述了他遭受的各種暴行。
於是在2007年的12月初，法爾納被剝奪了對亞當的監護權，並因涉嫌虐待兒童被捕。亞當則被安置在奧斯陸的一家孤兒院裡。
12月16日，這家孤兒院爲孩子們組織了一次郊遊。在外出時，亞當突然衝進一輛一直在附近晃悠的汽車，隨後這輛車便加速離開了。
雖然看起來亞當的逃跑是自願的，但大家還是立即緊張起來，認爲亞當有可能是被父親法爾納的那些罪惡的“客戶”給帶走了，那些“客戶”害怕亞當會暴露他們的身份，很可能會傷害他。
全國範圍內的搜尋行動開始了。挪威幾乎所有的電視臺和報紙上都是亞當的臉，向全國徵集關於亞當的線索。
不到一個月，警察找到了亞當，並逮捕了和他在一起的男子米哈爾·裡哈，這便是文章開頭的那一幕。的確，就是他在孤兒院郊遊的那一天開車將亞當帶走的。接着，在場的警察震驚了，“十三歲男孩”亞當，真實身份原來是“三十四歲女性“芭波拉·斯科爾洛娃（07年時33歲）。
芭波拉不知道的是，她這次現身所面臨的狀況已經和在丹麥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樣了。捷克警方已經發出了對於她的逮捕令，挪威警方毫不猶豫地逮捕了她。
（芭波拉被逮捕）
芭波拉立即被挪威警方引渡回捷克，她於2008年的1月9日抵達布拉格。她被媒體拍到，身穿一件笨重的大衣，戴着帽子，手裡還緊緊抓着一隻泰迪熊。
（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
讓我們放下虐童案，先來看看芭波拉是如何成爲亞當的。不出所料，這依然和螞蟻行軍俱樂部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上一次，即2007年的6月，芭波拉在丹麥現身時，她的身邊陪伴有四名男子。除了充當她發言人的前警官之外，其他人都是螞蟻行軍俱樂部的成員。而這次在挪威伴隨着芭波拉（亞當）出現的兩名男子，接走她的米哈爾·裡哈以及“亞當”的父親法爾納，包括他的妻子海倫娜·法爾納，也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這對夫妻確實有一個名叫亞當的親生兒子，但真正的亞當在2007年的9月隨海倫娜一起回到了捷克，而芭波拉就以他的身份繼續藏在挪威。
“母親”海倫娜還以“亞當”的身體狀況爲由，讓“亞當”可以免上體育課，這樣，芭波拉在學校時就不必在任何人面前換衣服了。
儘管法爾納被芭波拉陷害入獄，但他在被審問的過程中一直避免暴露她的真實身份。幸好，一旦真相大白，他的所有指控就都撤銷了；不幸的是，他被捕後失去了工作，在挪威的生活也結束了。但至今沒有人知道，爲什麼芭波拉要陷害法爾納，從而失去她在挪威的保護傘。
芭波拉很快被移交給布爾諾警方，經過DNA比對，她就是“安娜”。
2008年4月2日，在安德瑞遭到虐待被發現的十一個多月之後，涉及虐童案的六人全部落網，警方正式結束了調查。至此，整個案件的檔案，包括證詞，收集的證據和專家的分析報告，超過了六千多頁。
2008年4月2日，六名被告被正式起訴。控方起訴此六人虐待未成年人以及剝奪未成年人自由，克拉拉、卡特琳娜、漢娜·巴索娃、揚·斯科拉，被尋求十年刑期，而芭波拉·斯科爾洛娃和楊·圖雷克則被要求八年刑期。
1、第一次開庭
第一個走向審判席的是克拉拉·莫羅瓦。
雖然芭波拉在丹麥時就承認了她僞裝成“安娜”的事實，但克拉拉一直都不相信，她認爲是警方在僞造事實，愚弄她。
但當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時，克拉拉終於意識到自己一直在被欺騙、被利用，自己用盡心血照顧的十三歲養女居然是一個三十四歲的騙子。知道了真相的她非常憤怒，決定在法庭上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
克拉拉說，2004年的秋天，卡特琳娜告訴她：她在一個秘密組織的命令下照顧着一個從人販子手中解救出來的女孩。這個女孩在整個童年時期都遭受了可怕的性虐待，現在還得了嚴重的白血病，活不到16歲了。
這個女孩名叫安娜，她非常渴望有一個真正的母親能夠陪伴她走過最後的日子。而卡特琳娜認爲克拉拉是非常合適的母親人選。
雖然克拉拉很願意幫助安娜，但是她非常猶豫，畢竟照顧一個病童是一項很大的責任和負擔，她已經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
卡特琳娜接着勸說她，她會搬來同住，一起照顧孩子，還說那個秘密組織指派了一名醫生給她，會給她們非常細緻的指導。
最後，克拉拉同意了，2005年年底，安娜和卡特琳娜一起搬進了克拉拉的家。
照顧安娜比克拉拉想象的還要困難好幾倍。在那名醫生的短信指導下（醫生只跟卡特琳娜聯繫，克拉拉從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克拉拉每天夜裡都要給安娜做康復按摩，有時一夜甚至長達八個小時。
她甚至還被“醫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隱私部位，以建立一種“母女聯結”。
安娜在情感上也非常有佔有慾，她時時刻刻都要克拉拉關注着她，一有不滿，就以自殺相威脅。克拉拉總是盡其所能地安撫她，儘可能讓她在有限的生命裡感到開心。但克拉拉開始感到心力交瘁，她經常一晚上都睡不到三個小時。
而這時雅各布和安德瑞開始在媽媽面前故意做出一些出格的舉動，想和安娜爭奪母親的關注。壓力使得克拉拉在腦海中誇大了兩個男孩的行爲問題。
卡特琳娜以及那位醫生也都認爲兩個男孩的問題非常嚴重，需要進行矯正，而剛好他們所處的秘密組織有一個很好的行爲矯正項目。（即上文提到的可怕的小木屋之行）
克拉拉說她完全沒有參與計劃，只是被要求當天一起去小木屋。她說是卡特琳娜和那位醫生制定了整個計劃，接下來的一系列虐待都是由卡特琳娜指揮，由漢娜·巴索娃、揚·斯科拉和楊·圖雷克執行，她自己協助。
安娜也參與了一部分，她在卡特琳娜的命令下，將安德瑞的頭按進了水桶裡。
克拉拉說，從小木屋開始，到樓梯間內的囚禁虐待，她都被卡特琳娜和醫生告知這些都是矯正孩子扭曲行爲的必要手段。
她還說她從來也不是約瑟夫·斯科拉那個宗教團體的成員，她對這個宗教團體的唯一接觸就是幾年前卡特琳娜給她的一本書。
她還供認，在收養“安娜”的過程中，也是卡特琳娜和醫生制定了那個冒充計劃，並安排一個真正的12歲女孩代替安娜參加聽證會和留存DNA。卡特琳娜向她解釋，這樣是爲了不讓那個人口販賣組織追蹤到安娜，從而給她們全家帶來危險。
卡特琳娜還以同樣的理由編造了安娜和她們的外祖母的關係，而她們的媽媽並不知道安娜的真實身份，出於好意幫她們在法庭上作了僞證（法庭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沒有追究姐妹倆媽媽的責任）。
克拉拉是六名被告之中唯一一個承認了自己罪行的人。
楊·圖雷克向法官表示，他既沒有參與也不知道關於對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
在小木屋裡的兩個狗籠的確是他借給卡特琳娜的，但他當時根本不知道卡特琳娜借狗籠的真正用意，他也從來沒有去過小木屋，他也否認自己是那個宗教團體的一員。
漢娜·巴索娃和揚·斯科拉同樣竭力否認自己的罪行。
卡特琳娜在第一次庭審時將大部分指控都歸咎於克拉拉所說的那位醫生的安排，然後拒絕進一步回答問題。
芭波拉則又說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她說她不是自願變成安娜的，是卡特琳娜和克拉拉一起對她實施身體虐待和心理虐待，再加上一些大劑量精神類藥物的作用，她才被迫扮演安娜。她對安德瑞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也是無奈之舉。
她還聲稱自己和安德瑞一樣，都曾經被鎖在帕普爾斯卡日託中心的地下室裡。她的施虐者們在那裡訓練她接受不同的名字和身份，要求她對每個角色進行長達數小時的模仿訓練。
如果她不小心犯了錯，就會立即遭到毆打。她的意志一直在磨損，直到她不再知道自己是誰，這樣安娜就被塑造成功，取代了芭波拉。至今，她的身上還有很多遭受虐待之後留下的傷疤。
用芭波拉的話來說，包括卡特琳娜在內的施虐者們所做的這一切的目的就是把她賣給“對孩子們做醜惡事情的邪惡男人”。
她曾多次被矇住雙眼，被她看不見的男性折磨。不過她記住了一個名字，一個叫漢森的男人。當她被綁在桌子上時，他割開了她的衣服，性侵了她。
她還說，她從布爾諾兒童中心逃走是害怕被人發現她的真實年齡。她在兩個她不能說出名字的人的幫助下跳出了窗口，來到樹林裡，也是他們把她一路送到了丹麥。
在丹麥，她被允許見了父親。隨後，她又被帶到挪威，法爾納（芭波拉在挪威的“父親”）強迫她接受了亞當的身份。她還聲稱，逃跑沒有給她帶來任何喘息的機會——她在丹麥和挪威時仍然需要爲“顧客”提供服務。
最後，她說，因爲她的施虐者們都已經被警方逮捕了，所以她現在纔可以說出真相。
那麼，芭波拉是否真的遭受了可怕的虐待和性侵呢？
2.精神鑑定
鑑於庭審的情況，法院決定休庭，一方面請第三方團隊對三名主要嫌疑人進行精神鑑定，一方面根據嫌疑人的供述進行一些補充調查。
布拉格的莫托爾大學醫院組織了八名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了兩個多月的會診，最終出爐了嫌疑人的精神分析報告。
克拉拉精神正常，但是具有依賴性人格和表演型人格障礙。她渴望獲得外界的認可和喜愛，並且如果沒有權威人士的批准和指導，她無法爲自己做出任何決定。
姐姐卡特琳娜則正相反。她聰明、有創造力、自信，具有天生的權威感，善於操縱他人；另一方面，她極端以自我爲中心，與社會疏離，缺乏與他人共情的能力，有一定的反社會人格傾向。
芭波拉的身上沒有發現任何嚴重的精神疾病，也沒有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存在（和檢方的精神專家對芭波拉的檢測結果一致）。簡單來說，芭波拉清醒地做着每一件事，她需要對她所做的一切負責任。
但是芭波拉的身上同樣存在着兩種人格障礙。第一種是表演型人格，第二種是多重人格障礙。然而報告指出，芭波拉知道自己在幹嘛，並有目的扮演不同的角色。專家在第二次庭審時說：“她是在故意充當被操縱的受害者，表現爲明顯的欺騙和內在操縱他人的慾望。”
3.第二次庭審
2008年10月16日，在距第一次開庭的半年之後，法庭開始了第二次審判。
法爾納（芭波拉在挪威的“父親”）和妻子海倫娜出庭作證。法爾納說在十年前他剛加入螞蟻行軍俱樂部時，就認識了芭波拉，但是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
在2007年5月，芭波拉突然被另外兩名俱樂部的成員帶到他在捷克的家中，要求避難。
他和海倫娜在瞭解了整個情況之後勉爲其難的答應了。因爲他們原本有移民挪威的計劃，芭波拉便主動要求冒充他們的兒子亞當，使用他的證件，一起前往挪威（沒有提到真正的亞當要怎麼辦）。
芭波拉隨後改變裝扮，並要求所有人都稱呼她爲亞當。
在挪威定居時，芭波拉對她的居家狀態十分不滿，她說，她需要一個和人交往的社交渠道，她決定以亞當的身份去上學。法爾納夫婦試圖以暴露身份的風險來勸說她放棄這個想法，但他們最終還是屈服了。
芭波拉在平時的生活中也表現出十足的控制慾和情感要求。海倫娜開始擔心自己和孩子們最終會淪落到克拉拉一家的地步，於是她留下法爾納一個人應付芭波拉，自己帶着孩子們回到了捷克。
不久法爾納就被芭波拉構陷入獄，接着所有的蓋子都被揭開了。
除了精神病學專家的報告和證詞，法庭請來的第三方外科醫生也上庭作證。
芭波拉在第一次庭審時聲稱身上的很多傷疤都是虐待的結果，但醫生說，這些陳舊的疤痕來源於芭波拉在二十歲左右時的兩次手術。她胸部的兩道對稱疤痕來自縮胸手術，她腹部的衆多疤痕則來源於抽脂手術。
另外，她宣稱自己被多次性侵也是一個謊言，醫學檢查表示芭波拉依然保留完整的處女膜。此外，她也沒有任何她所宣稱的疾病，身體裡也沒有發現服用過大劑量精神藥物的痕跡。
《孤兒怨》電影裡的暗黑蘿莉是因爲患有體體機能減退症才能夠一直保持着孩童的體型，但現實中的芭波拉看來則完全是靠減肥和演技。當然身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男性人均身高將近180，女性將近170的歐洲中北部，芭波拉不到160的嬌小身材剛好可以扮演青春期的孩子。
就在所有的證據證詞都指向芭波拉是個十足的騙子時，在第一次庭審階段一直保持沉默的卡特琳娜開口了。
她說她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是因爲她不想傷害她最愛的兩個人：一個是妹妹克拉拉；一個是從大學開始，她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了十幾年的芭波拉。
當芭波拉故意操縱克拉拉的指控幾乎被坐實時，她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她說她在1996年讀大學期間認識了芭波拉，而後者一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甚至有一次因爲泡澡時不關水龍頭導致合租的公寓被淹。
同時因爲芭波拉的母親是一個酒精成癮者，經常忽視芭波拉，於是芭波拉一直渴望被愛被照顧。
卡特琳娜一直承擔着照顧芭波拉的責任，但後來芭波拉的精神狀況越來越不好，她感覺自己一人無力照顧她。她希望克拉拉能夠幫助她，一起照顧芭波拉，但是隻有把芭波拉裝扮成一個孩子，克拉拉纔有可能同意這個要求。
後來的對於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行爲，只是因爲她被她的一個醫生朋友洗了腦，認爲這些是合理的懲戒手段。
這時，檢方當庭駁斥她，經過他們的補充偵查，一直以醫生名義給她發短信指示的那個手機號就是她本人辦理的。換句話說，從來就沒有什麼醫生，卡特琳娜虛構醫生這個人物就是爲了更加方便的欺騙和控制克拉拉。
這時在一旁的克拉拉徹底崩潰了，她一邊嚎啕大哭一邊大聲喊道：“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對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還給我！”
之後，卡特琳娜再次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法庭調查階段結束後，檢方發言。檢方提出，所有的證據和證詞都表明，所有的被告都參與了對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接着着重強調了三名主要參與者的罪行。
卡特琳娜故意操縱他人，一手策劃執行了整個的虐童惡行。
身爲被操縱的受害者不是克拉拉虐童的藉口——無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她嚴重背離了身爲母親的天職。
芭波拉的每一次欺騙都是深思熟慮的，經過清醒、獨立的判斷，她故意迎合卡特琳娜的操縱，其實也是通過對克拉拉的情感壓榨，從而滿足自己的表演慾和操縱慾。
（電影中母親的人格強大，識破了邪惡蘿莉的陰謀）
檢方請求對此三人給予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有期徒刑，其他從犯可以適當減輕刑期。
克拉拉的辯護律師從克拉拉的被操縱的受害人角度爲她進行辯護。芭波拉的律師強調芭波拉的不穩定的精神狀態，堅稱她患有精神疾病。而卡特琳娜的辯護律師則不知所云，大部分時間反而是在替芭波拉進行辯護。
最後的被告人陳述階段，除了克拉拉反覆強調自己的受害人身份之外，其他五人都放棄了這項權利。
2008年10月24日，法官宣佈判決如下。卡特琳娜被判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克拉拉的刑期爲九年。漢娜·巴索娃、揚·斯科拉獲刑七年，楊·圖雷克獲刑五年，芭波拉也僅被判刑五年（法院考慮到她基本沒有直接地參與虐童）。
由於卡特琳娜和芭波拉從來沒有吐露過她們的真實動機，所以對於此案的犯罪動機，外界有各種猜測。
理論一：邪教組織的某種宗教儀式。
由於此案從頭到尾都有聖盃運動的分支“螞蟻行軍俱樂部”的成員參與，很多人斷定這是一個邪教組織，虐童是爲了完成某種祭祀儀式。
而俱樂部的創辦者和領導者，芭波拉的父親約瑟夫·斯科拉，纔是隱藏在虐童案之後的終極大boss，是他策劃了這一切。
警方最早也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但是除了在案發之後的芭波拉逃亡之路上，約瑟夫·斯科拉直接介入，幫助她藏身之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參與了虐童案。
理論二：出售虐童錄像進行斂財。
第二個假設來自於在庫裡姆的樓梯間裡發現的攝影設備。除了嬰兒監視器，樓梯間內還有一套價值不菲的高清攝影設備。同時，警察還發現了一卷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錄像帶，內容是安德瑞赤裸被拴在樓梯間內的情形。
再加上之前安瑞德對着攝像頭幾乎條件反射式的微笑，警察懷疑虐童是爲了製作錄像帶，然後高價出售給虐待狂戀童癖人羣，牟取暴利。
但是警察沒有在網絡上找到任何關於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童視頻和照片。
理論三：卡特琳娜的虐待狂戀童癖及操縱狂本質。
這點應該也是檢方所持的觀點。在第三方精神測試之前，檢方的精神病學專家指出，卡特琳娜具有虐待狂和戀童癖的性傾向，還特別善於操縱他人。
而卡特琳娜和克拉拉的人格特質剛好符合經典的操縱者和易被操縱者的特徵。卡特琳娜抓住妹妹的弱點，輕易地利用她爲自己的慾望服務。上文提到的那個三個半小時的錄像帶很可能只是卡特琳娜爲了個人慾望而錄製的。
另外，上文還提到克拉拉說，經常被醫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隱私部位，以建立一種“母女聯結”，而這個任務經常由卡特琳娜替代克拉拉完成。由此推測，將芭波拉打扮成孩子併發生親密接觸，可能也折射了卡特琳娜的一部分慾望。
當然克拉拉既是受害者也是共犯。安娜被完美的包裝，以吸引她的弱點——“成爲一個無懈可擊的好母親”，並從卡特琳娜和虛擬的醫生那裡得到認可。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爲安娜的完美母親”這件事上，以至於她的母性本能也從自己孩子身上轉移到了安娜身上。
芭波拉本身不僅具有強烈的表演型人格，同樣有極強的控制慾，從操縱他人的情感上獲得快感，甚至十分願意看到被操縱者陷入悲慘的境地（結合養母克拉拉和所謂的養父法爾納的經歷來看）。虐童案完全是她和卡特琳娜合謀的結果。
另外虐童案的直接參與者漢娜·巴索娃、揚·斯科拉、楊·圖雷克這三人，不僅僅是螞蟻行軍俱樂部的成員，還都曾經在卡特琳娜負責的日託中心工作。作爲工作中的權威人物，也許再加上一些宗教教義的洗腦，筆者懷疑反而是卡特琳娜利用了這個組織，讓它的一部分成員成爲了自己惡行的幫兇。
而芭波拉的父親可能只是在她陷入麻煩之際，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去組織教內成員幫助她逃離捷克，給她提供容身之處。
理論三是本文作者考利的推論，真實動機到底是什麼？只能猜測。
理論四：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同性戀情人關係和卡特琳娜對於克拉拉的嫉妒。
編輯部裡的襪皮與王大力在和考利進行討論後，大家一致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卡特琳娜依舊是黑暗大boss，但是她並不是一個戀童癖，因爲芭波拉的生理特徵還是成年人。兩人之間長久而又奇怪複雜的關係實質上是同性戀情人的關係。
之前有兩條很孤立的信息，考利認爲不重要，就沒有提及。但襪皮提出這個觀點之後，這兩條信息剛好就成了佐證。
第一，當時警察去搜查克拉拉家的時候，發現安娜（芭波拉）是對着卡特琳娜叫媽媽的。第二，有人和她倆一起參加過一個露營活動，大家都是各人住各人的帳篷，只有卡特琳娜和芭波拉是共用一頂帳篷的，那人當時就覺得她倆可能是情侶關係。
對於第一條，她倆可能像一些情侶之間的角色扮演，一個喜歡裝成小孩，把另外一個當作爹/媽。（參見北大包麗案，牟某翰最初就是叫包麗媽媽的）。
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相處過程中，芭波拉喜歡裝成孩子，並且極其地黏人。卡特琳娜因爲工作等一些原因無法完全滿足她的需求，於是都以操控他人爲樂的兩人決定找一個免費的保姆。這時候，剛剛離婚比較脆弱，性格本身也很軟弱的克拉拉成爲了她們的目標。
克拉拉自小和二姐加布裡埃拉關係更好，父母也對最小的克拉拉幫助更多、付出更多。強勢的卡特琳娜有可能會覺得自己在家庭中被孤立了，選擇妹妹作爲目標，可能也有嫉妒報復的成分在內。
當兩個男孩開始和芭波拉爭奪克拉拉的母愛時，卡特琳娜覺得他倆會破壞她們的計劃，她必須將兩個男孩和克拉拉之間的親情切斷，而喪失了母愛本能的克拉拉也更容易被她們完全控制。
於是，卡特琳娜便利用她的工作下屬，再輔助一些宗教方面的洗腦，成功製造了這出人倫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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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結束後，克拉拉的父母得到了兩個外孫（雅各布和安德瑞）的監護權，他們終於離開兒童中心，回到了家中。他們定期地接受心理治療，希望能夠淡化可能伴隨一生的陰影。
三年之後，他們開始去看望獄中的母親，第一次的見面是艱難的，但隨着時間的流逝，母子之間的關係開始漸漸地修復。
2013年，克拉拉假釋出獄。二姐加布裡埃拉給她提供了住處，還幫助她找到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她和父母的關係也向着好的方向發展，她常常陪伴着兩個孩子，雖然不被允許和他們住在一起。
姐姐卡特琳娜也於2014年假釋出獄。關於她後來的信息很少，只知道她的家庭，包括克拉拉在內，都拒絕和她相見。
芭波拉和其他的從犯也都提前出獄了，之後都消息全無。據一個網站說這是芭波拉的近照。
但沒人知道，她現在在哪，又在扮演着什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