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黑人女醫生眼中的“兩個美國”

參考消息網5月9日報道 英國《衛報》網站近日刊發題爲《“在私立醫院，無禮只是微妙一些”：美國兩套醫療體系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烏切·布萊克斯托克。文章編譯如下：

到紐約大學第一天，我去參加迎新會。走進醫院主樓，經過肖像館，那是蒂施醫院大廳外的走廊，掛着一長串畫作，裝在鍍金畫框裡。每張肖像都是白人面孔。有的戴眼鏡，有的在顯微鏡旁邊擺姿勢，有的手裡拿着筆。這些人無疑都是醫生，幾百年來在各自領域取得重大的科學進步。有些畫看起來很古老，我好奇有多少畫中人蔘與奴隸制並從中獲利或者拿奴隸做過試驗。他們無疑受益於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錄取政策。幾百年來，這些政策把我這樣的人排除在醫學之外。

我是所在部門的第一個黑人女教員。那是2010年。我選擇昂首挺胸。我走過肖像館，感覺自己的存在就是對畫中白人男性的批評，感覺我就屬於那裡。我提醒自己，身在這裡就很重要，因爲黑人學生和住院醫生可以看到像他們一樣的人，來自和他們一樣的社區，深深關心我們的社區，可以指導、激勵、鼓舞他們。

我當教員時有幾項工作，包括在急診科出門診、督導醫學院學生和住院醫生、做學術。在學術方面，我給學生講課，主持和住院醫生的研討會，參與超聲方面的教育研究，重點探討如何更好地利用這項技術來教授解剖學和生理學。

一週中的另外三四天，我在兩個急診室當中的一個做執業醫生。第一個急診室在紐約大學蒂施醫院，這是隸屬於紐約大學的私立醫院。另一個在隸屬於醫學院的公立醫院貝爾維尤。這兩個急診室彼此挨着。

蒂施的私人急診室完全是一臺運轉順暢的機器。這家醫院以捐建該機構的億萬富豪家族命名，從各方面來說都資源豐富。每個患者都有單間，都下落清楚，安排複診也非常輕鬆。我輸入CT掃描訂單時，單子都會神奇地自動填好——每次都是。我們接待的患者比我在國王縣(即紐約布魯克林區)看到的患者少得多，但每個團隊的護士都多得多，主治醫生和住院醫生也多得多。因此，我在一個班次可以照顧更多患者，不會被雜事纏身。

但是，這裡與國王縣的最大區別或許還在於患者羣。蒂施醫院候診室裡的人相對富裕，有保險，在急診室以外可以享受到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由此可以推論，他們大多是白人。通常情況下，患者來蒂施就診是因爲紐約大學的專家因爲某種緊急情況囑咐他們轉診。甚至在他們來到急診室之前，他們就已經完全接入一套醫療系統：他們知道在這個系統裡如何走程序，這個系統也理解他們。這些患者接受快速、個性化的治療，後續治療方案也馬上出臺。有時，我們會接到電話，警告我們一位“貴賓”正在路上。這些貴賓通常是贊助人、董事會成員甚至蒂施家族的成員。

我的其他班次都在貝爾維尤的急診室度過。貝爾維尤醫院是紐約市最大的醫院之一，也是美國最古老的公立醫院。我們在貝爾維尤醫院看到更多樣化的患者羣體：這是一種低調的表述。在貝爾維尤，患者來自這座城市——乃至世界——的各個維度。這個急診室名聲在外，任何人都不會被拒之門外，無論移民身份或支付能力如何。

我到紐約大學那年，《平價醫療法》通過。它創造了新的醫保選項，許多沒有保險的人在本州根據該法實施醫療補助計劃後有資格享受醫保。這是極好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們國家醫療保險的不平等問題。但在貝爾維尤，這似乎並沒有對我們每天接待的那些人產生任何影響，他們大多都缺乏保險。

貝爾維尤是一個混亂的地方。急診室的隔壁就是一個很大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這意味着我們接待的患者缺乏安全的住處，存在藥物濫用等一系列身心健康問題。醫院也是一級創傷診治中心，所以我們要治療紐約市很多受槍傷和刀傷的人。此外，我們也和城市的監獄簽有合同，所以剛剛被捕的人先來急診室體檢，然後才送進監獄。我值夜班時遇到罵罵咧咧的醉酒患者。有時患者不僅在言語上甚至以肢體攻擊我。

每個班次，我們都看到一些被系統漏掉的人，這個系統根本就不是爲服務他們設計的。我至今還記得一個黑人青年的痛苦表情。他來的時候斷了一條腿，已經嚴重感染。他幾周前被一輛汽車撞倒後去到紐約的另一家急診室，被診斷爲脛腓骨骨折。他帶着夾板出院了。但是，由於那家醫院的工作人員沒有爲他安排適當的後續治療，他一直待在家，疼痛越來越難以承受。最後，他來到我們這裡，我們診斷是壞死性筋膜炎，一種皮下組織感染，非常嚴重，有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數週前去醫院，這本可以避免。我們經常會治療這樣“未能複診”的患者，這意味着他們雖然看了急診，但卻沒能獲得後續治療。

我經常和服藥紊亂的患者打交道，許多人患有精神疾病。我一開始出急診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罵髒話。有一次，我和我指導的高級住院醫生、一位年輕的黑人女性一起值班。她剛給一個精神病患者看完病，這是一個白人女子，用最大的嗓門罵她是“黑鬼”。這位住院醫生解釋說：“病人說，她不想讓我給她看病。”

我告訴她，我親自去看一下這個患者。我走進房間，患者就開始尖聲對我喊同樣的粗話，要求我離開檢查室。她頭髮凌亂，衣服沾着污漬，在擔架旁邊來回踱步，精神狀態明顯很差。但是，我沒有感覺到她對我構成危險，就走過去試圖和她說話，看能否讓她配合我們。或許我本來應該對被稱爲“黑鬼”生氣，但我保持了鎮靜。

我知道，這座城市裡需要精神治療的患者遠遠多於醫院的牀位，所以纔有這麼多像這個女人一樣的人淪落街頭，來到急診室。

在私立醫院，雖然患者表現得彬彬有禮，但我也體驗到一定程度的不尊重，只是微妙得多，隱秘得多。我一進房間就能感覺到我的白人患者是否不信任我，我已經學會察覺到他們眼神裡的一絲困惑：他們會上下打量我，試圖弄清我是什麼角色。

有一次，急診科的負責人打電話告訴我，我的一個患者出了問題。

“真的嗎？”我問，“怎麼回事？”

負責人解釋說，這名患者投訴說，他還沒見過主治醫生。

我解釋說：“可是我剛纔就在那位患者那裡啊。我看了他，給他做了檢查，也給了他治療建議。”

我們很快就搞清了情況。儘管我和這名患者共處了整整20分鐘，但這名白人男子一直拒絕相信一名黑人婦女可能是他的主治醫生。

有天晚上，我值了近八小時班，正準備回家。我最後一次去探望的是一位小腿疼痛的婦女。她帶着女兒來到急診室。我給患者做了檢查，告訴她是肌肉拉傷。她女兒要求我再找一位醫師出具意見。她還說：“這並不是因爲你是黑人。”

這個班很累，我精疲力竭，只想回家。但是現在我只好按照病人女兒的要求，提供第二份意見。我讓我的同事、一個白人女子，去看一看。她回來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是肌肉緊張。”

直到今天，蒂施的出院患者中只有9%是黑人，而貝爾維尤的這一比例爲26%。研究表明，美國各地的黑人患者在私人學術醫療中心看病的可能性是白人患者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未投保患者在這類醫院看病的可能性是有私人保險患者的五分之一。

在紐約大學工作，我們都知道，當緊急醫療服務的救護車接到無家可歸的患者時，他們絕不會把他們送到私人醫院，而只會把他們送到公立醫院。這是不言自明的規則。我們都知道，實習醫生不允許在蒂施的急診室工作，因爲這意味着富有的私人患者可能會抱怨。相反，如果你是實習醫生，你去貝爾維尤工作，人們會感激你的幫助，不管你多沒經驗。

我在蒂施和貝爾維尤工作的十年裡，用一隻手就能算出有人對這個現存醫療種族隔離制度打破沉默的次數。當有人打破沉默時，這個人通常是黑人或有色人種。

“爲什麼紐約消防局的人對他們送到貝爾維尤急診室的患者這麼無禮？”有天晚上，我的一個住院醫生、一個加勒比地區女性問。“他們對蒂施的患者絕對不會這麼講話！”

她是對的。急救人員經常對公立醫院的患者大喊大叫，對他們粗手粗腳，卻對私立醫院的患者保持禮貌。

我總是感覺與蒂施脫節。無論同事多麼友善，這個機構一直都很清楚誰對他們重要(或者不重要)。畢竟，我所在的部門有100多人，我是僅有的兩個黑人之一。這帶來一種不同的疲憊。雖然我們享有的資源遠遠超過我曾經工作過的任何一家醫院，但這裡永遠不可能有家的感覺。（編譯/趙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