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精選》誰說站在光裡的纔是英雄

1978年12月16日《薪傳》首演夜。100位嘉義農專學生與雲門舞者舉着火把,站滿嘉義體育館的舞臺。(圖/雲門基金會提供)

小時候,每年除夕團圓飯前的一個重要儀式,就是看着父親小心翼翼裁了一條紅色長紙,然後用毛筆寫上:「河南范陽盧氏歷代先祖」,供飯、祭酒,然後送走「先祖」們。

1977年,我還在念國中,這一年父親過世,那一條墨筆紅紙的祖宗牌位不再出現在團圓夜的客廳。「河南范陽」4個字移到父親墳頭的大理石立碑上,說明了父親是范陽人後來客家於福建永定的歷代子孫。

1978年中美斷交,喔不,現在政治正確說法應該是臺美斷交,電視上出現砸雞蛋抗議遊行的新聞畫面,這是在連串的國際外交挫敗之後,最後一根打擊臺灣的稻草,如果地球上只能有一箇中國,但中華民國最好的朋友——美國,卻選擇了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能不羣情激憤,長我4歲的哥哥邊看電視邊跟我說,我們很難再拯救大陸同胞,消滅萬惡共匪了。

在報紙一角,我看到雲門舞集《薪傳》首演的報導,海報上一羣黑嚕嚕但眼睛炯炯有神看向遠方的舞者們,我記得報上有「祖先」、「唐山渡臺灣」、「處變不驚」這些形容的字眼,然後與它擦身而過。

我還在繼續長大,在〈龍的傳人〉、〈青海的草原〉、〈鹿港小鎮〉及〈橄欖樹〉的歌詞裡迷迷糊糊地長大,在《夜行貨車》、《看海的日子》、《代馬輸卒手記》這些小說裡,懵懂地認識政治社會框架下人性的困頓,老百姓的矛盾與掙扎。我還是沒有好好去想過祖先跟我的關係,除了身分證上的祖籍注載之外。

1979年冬天,住在高雄火車站附近的我,目睹了軍警拿着一個小眼睛男人的照片在熟悉的街景裡出現,後來知道他叫「施明德」,再後來,在更多的新聞裡不停地注意到「動員勘亂時期」、「美麗島事件」斗大的新聞標題,而後者牽動了「動員勘亂時期」這個大帽子下,長達38年(1949-1987) 鐵板一塊的戒嚴令即將鬆綁。這一幕是解嚴的前奏曲,對有些人而言,戒嚴是一場黑色的夢,掉入了深淵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對三、四、五年級的戒嚴世代而言,戒嚴則是白色的夢,你可以自由地活着,但不能自由地思想着。

一羣集體的清新力量

我及很多的我們,在當時還並不理解,當權者在課本里以「祖先」定義了「我是誰」的框架,即使我從未去過河南范陽或任何一個課本里的「故土」。當這些影響臺灣存在感的危機接踵發生的時候,在校園裡外我已經感覺到社會裡有一種水已近沸點,但鍋蓋尚未掀開的氣氛,特別是《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總是氣勢龐然地刊出企劃型的編輯內容,新的文化人物、藝術文章,報導文學類型的開啓、還有艱澀的文化批評,我感覺有一羣集體的清新力量正在跟「框架」走不一樣的方向,讀到了朱銘、洪通、陳達、阮義忠,李昂……我認識了雲門舞集林懷民。

1983年,雲門10歲,正在陽明山讀新聞系大三的我,已經是雲門的追星族,在臺北市青年公園裡看過《小鼓手》、《廖添丁》,在報紙上看到這位在美新處演講,帶回西方當代最新的藝術實驗以及現代舞的照片及解說,看不懂,但沒關係,它們還在實驗,還在模模糊糊地長大,跟我(們)一樣。

《白蛇傳》看得懂,白蛇、青蛇、法海、許仙,林懷民把他們拉到了現代,扭動的身軀傳遞了強烈的浪漫、叛逆、恐懼與對立,不是戲曲,但音樂(作曲賴德和)裡都是傳統的聲響,那些聲響嚇人,好像在說話,那些聳肩縮腹的奇特身體,讓他們從戲本里走了出來,跟我們平起平坐。最重要的是,他們繼承了文化系統,但性格上已脫離原來的框架。

而1983年我看到的《薪傳》呢?它天生就在說着「風雨生信心」的老掉牙故事,通俗到太容易懂了,它在嘉義首演前一天,我們這一「國」就在國際的外交遊戲裡出局了,舉國飄搖,國家信心被打趴,趕上成爲集體情緒的一個出口,成爲一張描繪這塊蕃薯地的新履歷,在當時的臺灣文化界自然成爲論述與評論的焦點。

我的第一次《薪傳》經驗是在臺北的中華體育館(1988年拆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上萬人一起看現代舞,帶着新聞裡的傳說印象,還沒開演我的心就怦怦跳着,從開幕的點香祭拜,微光裡的點點香火,舞者褪去彩色的服裝,便蒙太奇地走入百年前的海上冒險之旅,時而劃天而過的叫聲,撕心裂肺的吶喊,齊心一致的呼嘿,伴隨着朱宗慶打擊樂團一陣陣令人揪心的鼓聲,穿風越浪,讓觀衆跟巨大白布下翻飛落下的生命,一起握緊了拳頭,每每當鼓聲安靜下來時,觀衆也宛如竭力後而必須在座椅上深深鬆口氣。印象深刻的是在〈節慶〉一折歡慶的紅色彩帶舞結束後,看到舞臺落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長幅,全場觀衆宛如一起跑完馬拉松一般歡聲雷動。

老實說,這個到幕尾還有國旗歌助漲情緒的《薪傳》版本,當時我不甚滿意,但一直說不出來是什麼理由,讓我在積累一個晚上的滿眶淚水,鼓紅雙掌喜迎節慶之後,忽然有被拉回到現實的違和感跑了出來。有趣的是,後來重修的版本這一段就再也沒出現過。

衝撞框架,帶來思想的自由

自由地思想着,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從1970年代開始濛濛混混發出的集體渴望,延續到1980年代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到文化界,黨外雜誌混雜着政治、文化、電影、甚至性愛等禁忌思潮,一期一期地擺在重慶南路書攤上,公館巷子裡的小書店,禁了再印、印了再禁。再後來,現代劇場加入進來,反共話劇大漢天聲式的作品,再也難號召觀衆,取而代之的是蘭陵劇坊、表演工作坊,還有藏身於大樓地下室的各式小劇場,改寫傳統、挑戰威權或直搗個體價值的各式作品。直到2003年雲門30週年再看《薪傳》,與同行聊起當年心中的遺憾時,才理解當年那個違和感可能出自於我膚淺的反骨思維,因爲我其實就是在70年代這羣充滿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或實驗,或迂迴或集體衝撞框架而受惠的一代,可以自由地思想着。

事實上整個80年代開始,臺灣社會便蘊釀着愈來愈活躍的思辯能量,1987年解嚴之後,故國標本漸漸留在黨國文獻裡,而外省本省混合的文化糾結、纏綿與共生成爲臺灣文化主體缺一不可的羣像,一個漸已成形的文化自我。兩岸開放後,1993年雲門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薪傳》成爲首選作品,對應於當年尚未從樣板戲主流審美風格走出來,也謹慎地摸索新的舞臺語言的中國,《薪傳》既是臺灣人的故事,也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故事,《薪傳》大量屈膝俯身在地上的身體,和樣板芭蕾的飛揚高昂截然不同,作品從「國」的視角移至「民」的視角,舞劇中沒有被壓迫階層的控訴,只有勞動、收穫與喜悅,在還沒有動車(高鐵)的年代,許多年輕學生騎了5個多小時的自行車,擠在門口看能不能幸運地得到一張票。那個文化現場爆漲着對臺灣的好奇與文化仰慕的熱情,我記得在劇院門口一位剛跟我交換名片的男士對我說,「我想知道臺灣跟中國有什麼不同?現在我知道了。」

在過去45年裡,《薪傳》全本在國內外演出共計174場,最後一次演出是2003年雲門30週年,臺上是包括李靜君、吳義芳、周章佞等幾位如今大家都熟知的老雲門人,這一批人擔綱了整個1990至2000年雲門走南闖北成爲一個品牌舞團的要角,《薪傳》去了許多西方城市演出,當去掉「中國」╱「臺灣」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拉鋸之後,在國際舞臺上,它回到「人」的視角,是很多家族都有的移民故事,爲美好生命的嚮往而義無反顧,就像作物一樣尋找更好的陽光、空氣、水。更不用說《薪傳》在新加坡、菲律賓這些華人移民城市得到的共鳴,雲門舞集很快地便成爲華人文化圈的的標竿地位。

走過半世紀的歷史風浪,而始終堅持

這幾年如果要看《薪傳》,只有斷斷續續地在北藝大舞蹈系學校公演裡可以看到,本以爲大時代已過,《薪傳》早已是上一代雲門人相聚時笑看劇場人生的一頁傳奇,而天團超過160支的舞碼選單裡早已風格遞變,劇場裡的潮流也不知道翻了幾番。雲門50週年,林老師忽然來電告知決定要演《薪傳》。言猶在耳,我還在消化「告別年代以志紀念」的寫稿念頭裡,電視上美國衆議院長裴洛西踩着高跟鞋來了,對岸報復性的圍臺演習也來了,4月號的《經濟學人》雜誌用封面把「地表上最危險的區域」靶心指向臺灣,我內心擔憂着:這個《薪傳》怎麼總選在歷史轉折點上出現?

我問林老師,政治環境多變,還演《薪傳》嗎?林老師毫不猶豫在電話那一頭說:「爲什麼要擔心呢?我們只能努力生活,而且大疫過後,人人需要撫慰。」我在電話這頭默然,爲自己的「把關」憂慮覺得慚愧,一個創作者如果不發乎心,如何走過半世紀的歷史風浪,而始終堅持舞蹈也可以作爲與社會溝通的行業。

45年來關於《薪傳》的論述總必綁着1978年中美斷交首日的孤兒外交史,在不同時代移轉的各種權力角度裡,《薪傳》裡的劇情也往往被賦予了不同的政治正確解讀。但《薪傳》在首演那一夜獲得的觀衆回饋,從本來「生無可戀」的社會情緒到腳踩土地「處變不驚」的風雨信心,之後在林老師心目中就成爲一個撫慰人心的作品,因爲它用淺顯的語言改變人們對困境的看法,困境或許沒有消失,但人們需要鼓舞的力量。人們記得的《薪傳》不是因爲優美,而是踩着泥土的人不分彼此,沒有推卸,在生活的苦澀與甜美中繼續努力的繼承者羣像。

2023年春天,當《薪傳》再度面世時,病毒,戰爭,天災,封控,都告一段落了嗎?馬路上跑外賣的小哥、計程車司機、失業的櫃姐、導遊、回到家鄉耕耘的青農,島上人民永遠需要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禱告詞來表達平凡的願望。笨蛋!何必擔心,《薪傳》的重點不是從哪裡來呀,而是你決心去向哪裡!在未知裡去尋找曙光是每一代人都該有的權利,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拓荒使命,而這個跨世代的劇場作品,將有機會讓臺灣的五代觀衆展開難得的《薪傳》對話,釐清自己的文化糾葛及價值觀的變異,這纔是新版《薪傳》最令人期待的社會意義。

最後,借用陳奕迅唱的〈孤勇者〉裡,一段鏗鏘的歌詞向所有拓荒人及50年以各種姿態衝撞框架的藝術先行者致敬:

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

誰說站在光裡的纔是英雄

本文作者:盧健英

(本文摘自《PAR表演藝術3月號第352期》)

《PAR表演藝術3月號第3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