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爺爺奶奶的故事裡找“課本”

崔晉文在課上展示爺爺和抗美援朝戰友的合影。崔晉文供圖

每學期會有這樣的兩個午後，武漢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崔晉文走進教室，帶來的不止一本《思想道德與法治》教材，還有爺爺的故事和遺物。爺爺崔洪祥是位烈士，崔晉文沒見過他，但從2021年開始，崔洪祥和她在課上“跨時空會面”。學生一開始聽課的表情是驚訝。

“爺爺輩”“奶奶輩”的記憶離00後越來越遠。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汪春劼佈置過一份“我寫我家”實踐作業：“寫出你家近80年來的變化，寫出你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所經歷的人生，寫出他們在大的時代背景下的生存狀況。”他想，梳理家庭歷史，進而瞭解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學生能從中得到啓發，“以建設性的心態瞭解過去、認識自我、思索未來”。

對於一線思政教師來說，“如何讓‘四史’教育（“四史”是中國共產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統稱——記者注）更接地氣”是他們長期思考的問題。當一些教師嘗試在課堂內外展示自己和學生們的家史，他們發現，一把微型鑰匙也能打開通往宏大歷史的門。

常婧學生的長輩於20世紀60年代在清華大學就讀時繪製的畫稿。常婧供圖

尋訪家史，瞭解自己的“根系”

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常婧相信“老物件會說話”。她教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程，第一節課上就會佈置一份佔總成績30分的調查報告作業，選題之一是家史國史調查。她要求，學生在家中找一個“具有時代烙印”的實物，以小見大反映時代變遷，“一定要有老物件的照片”，可以附上針對老物件採訪家人的視頻、音頻或文字記錄。

這份“老物件會說話”的實踐作業，常婧已經佈置了4年，她希望學生能和家人做代際訪談，又擔心老人說話避不開“說教味”，就想到讓老物件成爲一個“標的”，“聚焦一個東西，瞭解它的來龍去脈是怎麼回事”。她出生於1986年，3年後縣城裡纔開了第一家百貨大樓，她至今依然記得開業那天商場裡擠得水泄不通。但是，學生對這些20世紀的事情覺得遙遠而陌生，“不可想象”。她由此認爲，回憶歷史一定要有個依託。

學生們帶來的老物件，有抗美援朝老戰士的合影、60年前清華園門口的畢業照、第一代航天人的課堂筆記……“若非這樣的契機，很多精彩的故事可能會被遺忘。”她爲老物件們建了一個線上“微縮博物館”，還就着學生們交上來的報告，在第十四次課上講寫作，其中一個要點是“破題要更高更深”——“站在民族的高度看家族、時代的廣度看個體、長河的角度看階段。”

“物件”在汪春劼的作業要求裡更具體，他要求學生們瞭解親人的人生軌跡、生命中的高潮與低谷、幸福與悲傷，還要了解家庭財產的變化，對改革開放有更多的認同。文末要列出家中第一次使用電燈、固定電話、自行車、汽車、電腦、Wi-Fi……的年份，以及一份家庭大事記或主人公的年譜。

江南大學在2019年開設了兩個學分的思政實踐課，要求所有思政教師參與指導，他們提供“菜單”，學生們選課，利用暑假完成作業。“我寫我家”是汪春劼2020年的“菜單”，他有很多考慮：希望學生作業原創，“學生有話可寫，其抄襲的可能性便大大減少”，而家史也和他教授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相關。“通過我寫我家，學生可以增加歷史感，增加對改革開放的認同，看到時代鉅變對自己家庭的影響。”汪春劼說，學生們要對自己的“根系”有更深的瞭解。

汪春劼將36份優秀作品彙編爲《父輩的歲月：零零後口述家史》（以下簡稱《父輩的歲月》）一書，“感到這些作業有意思、有價值，出版了會有好的社會效果”。他說，他藉助作業對“後浪”的才識有了新認識，年輕作者的生動筆觸和真情流露，讓他這個60後刮目相看。

《父輩的歲月：零零後口述家史》在江南大學舉辦新書首發儀式時，學生作者們分享自己採訪祖輩、收集資料和構思創作的經歷與體驗。汪春劼供圖

爺爺的“秘密筆記”不再“秘密”

1987年，汪春劼上研究生二年級時就幫忙帶課，從教這些年，學生從60後到今天的00後，他坦言：“面對伴隨網絡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大學教師與學生的知識‘位差’越來越小，教師所面對的挑戰與壓力越來越大。”在《父輩的歲月》前言裡，他給00後做了這樣的“畫像”：那些如雷貫耳的互聯網公司與他們差不多同時出世，他們有着優越的成長環境，因爲代溝的存在，他們與上輩人的溝通變得困難。

常婧發現，年輕學生所聚焦的事物是很具象的，“一說情懷，可能開始會牴觸，這是他們的‘預警機制’”。她認爲，打破“預警機制”需要讓學生有體驗，自然意識到代際傳承的意義。“當宏大敘事不脫離個體感受的時候才真實，一離開個體感受就‘飄’、就假。”

“歷史如果忽略小人物的命運和感受，就會不完整，也讓普通人感到枯燥與隔膜。”汪春劼認爲，再平凡的個體，也是歷史洪流的參與者和書寫者，20世紀前半葉出生的人們，不論地位如何，幾乎都有過不凡的經歷。

《父輩的歲月》裡記錄了很多普通人的奮鬥故事，有學生的爺爺因盧溝橋事變失去了成爲鄉村教師的機會，後來參加遊擊小組、入黨、參軍；有學生的父母在深圳的工廠打工20多年，從保安成長爲一線工人、設計師傅。書裡有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農民，也有篳路藍縷做皮鞋的企業家。“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人口快速流動的時代，許多人從鄉村來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故鄉不再單一化。”爲此，書稿特意標註了學生們的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

崔晉文對爺爺崔洪祥的瞭解是在備課中完成的，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在檔案館、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爺爺生前工作的單位得到零碎的信息，再去湖南輾轉找到戰友遺孀，崔洪祥的故事慢慢豐富起來，支撐起兩節課的體量：15歲加入太嶽游擊隊，成爲八路軍戰士，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表現英勇，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是主力軍——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7軍的一員。

崔洪祥留下的一本《秘密筆記》上，有字跡和繪製的地形圖，崔晉文每次看到都很受觸動。在課上，筆記裡的內容不再是“秘密”，而是課件。崔洪祥的遺物，她平時小心保管、很少翻看，但她會帶到教室裡，從前排走到後排，讓學生們近距離查看。

其中包括一枚獨立自由獎章，這是國家授予在抗日戰爭時期部分有功人員的一種證章，她輕輕捧着，獎章正面刻的是延安寶塔、祥雲和紅五星。

每個學生都可以做5分鐘“歷史學家”

崔晉文教了10年思想道德與法治（原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在她看來，這門課有着很多使命：“接住”剛進入大學的迷茫學生，幫他們找到人生目標，在推崇專業知識的世界讓他們保有感性和愛的能力，引導學生培養完善的人格。學生們對她的課一直反響很好，但她很想找到一個更深的點去引發學生的共鳴。2021年，學校呼籲思政課教師在課堂上講黨史，她想到在《理想信念》這一章節講爺爺的故事。

2024年，萍鄉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政教研室主任喬蘭等撰文指出，家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獨特資源，訪家史、寫家史、講家史讓學生不再是課堂上的旁觀者，每個學生都可以做5分鐘的“歷史學家”，他們獲得“在場”感，體驗不再浮於表面，而是沉浸式的。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2018年就嘗試過這種實踐形式。那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第一批00後大學生的家史訪談資料和新舊物件對比圖出現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實踐活動展覽上。

常婧認爲，家史教育“非常容易推廣”，但是把“老物件會說話”做實並不容易，很考驗設計的初衷“到底想幹什麼”，能不能對不同家境、性格的孩子起到或安撫、或激勵的作用。“還要把時代的‘脈’號準了，否則就容易把這件事做得像完成任務。”

“有研究揭示，對家庭歷史瞭解更多的孩子會更加自信、對人生有更強的掌控感，在面對困難時也更有勇氣。因爲人們感知的不只是家庭故事本身，更是在決策、行動和情感中包含的精神、價值和信仰。”汪春劼在書中解釋家史教育的價值。

汪春劼說，一些學生原本對歷史書籍沒有“食慾”，但在家史寫作中，學生髮現歷史就在身邊，每個生命的軌跡都折射着歷史的影子，他們開始喜歡歷史課，覺得學習歷史對個體成長、對一個民族的進步都有必要。2021年的社會實踐，他要求學生用短視頻講述親人故事，在2022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上則要求學生創作《三代人的18歲》。

崔晉文給2000多名學生講過爺爺的故事。她的研究生、00後汪立旭聽了課後回鄉查起家族史，瞭解到曾祖父汪昌桂曾參與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長征、解放戰爭，汪立旭着手收集資料，希望能和更多人分享。

崔晉文決定再接着充實課程內容。這回，她打聽到爺爺戰友的孩子經常在爺爺所在的部隊羣裡交流。上個週末，她又開車去湖南湘潭收集資料和故事，準備拿到思政課上講。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