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廁所給人和狗都帶來了不便，大家的排泄物只能直接排到大街上。當然，行人在那些狹窄的街道上走路的時候，必須小心別讓糞便淋到自己頭上。城裡到處都臭氣熏天，簡直讓人受不了。儘管附近的農民每隔幾天就會進城來把那些糞便拿回去做肥料，可整個城市還是臭不可聞。
事實證明，對本·拉登的兒子來說，阿富汗是一個很危險的國家。我和我的兄弟們曾不止一次面臨死亡，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危險都來自誤用手榴彈或者其他爆炸物。在阿富汗，武器隨處可見，而使用那些武器的人並非人人都是專家。
我們剛從托拉博拉山來坎大哈，父親就在我們住的院子裡開設了武器培訓班，讓我們不定期回去上課，溫習武器知識。對此我們沒說什麼，因爲我們常常很無聊，也想找點事做做。
一天，有一堂由一位將軍講授的手榴彈課，我和兄弟們決定去上那節課。那位將軍講授的一條原則是關於“手榴彈保險栓去掉之後你應該做什麼”。正如大家所料，他邊講話邊把手榴彈扔了，並再次讓學生們放心，說：“別擔心，它不會爆炸的。”
我看到那顆手榴彈在地上不停地旋轉，保險栓已經不在上面了，於是我立刻對我的兄弟們說：“快出去！”
我們有幾個人跑出了教室，不過阿卜杜勒·拉赫曼愣在那裡沒動，只是用手把頭抱住了——當然，這在爆炸中根本起不了什麼保護作用。我在那兒使勁兒拉拉赫曼的時候那個將軍笑了。他也意識到了危險，立刻就過去把保險栓換了，或者是讓那顆手榴彈停了下來，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麼。
爲了讓心有餘悸的學生們放心，那位將軍講了一個小故事。故事是關於老師經常用一些小伎倆來嚇唬學生，以觀察學生的反應，看誰能在這種情況下保持鎮定。他說前不久有一堂課上的學生很容易受騙，後來那堂課就比較混亂。那一次因爲很多學生都想跑到教室外面去，結果大家都堵在了教室門口，誰都出不去，外面的人也進不來。還有一個比較胖的士兵，他是沙特阿拉伯人，可能以前生活比較好吧，所以才長成了那樣。那個士兵想從一個小窗子跳出去，不幸的是，他的身體比窗子開口大，結果他卡在了窗子上，頭和肩膀都出去了，胸部以下的部分卻還在教室裡面。
還好那次課上的事只是一次練習，否則所有堵在門口或者是卡在窗子上的人都會被炸成碎片的。
還有一次課上，老師讓我們觀察東西的時候出了一件更嚴重的事情。那老師看起來更像學者而不是士兵，我的兄弟們和我都忍不住想笑。最麻煩的是，儘管他帶着雙層鏡片的厚眼鏡，眼球看起來非常大，但他好像還是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們那位幾乎半瞎了的老師一隻手拿着點火器，另一隻手拿了一個炸彈，告訴我們說士兵必須知道引信燃燒的時間有多長。他手裡的點火器距離炸彈太近，都把引信給點着了，可我們的老師仍毫不知情，把那個炸彈又丟回到炸彈箱裡。
我正想讓我的兄弟們趕緊逃跑，忽然我想起了以前那位老師說的——他說很多時候老師們只是爲了測試學生的反應。於是我強迫自己繼續端坐在那裡，同時密切關注那個炸彈箱的情況。那個箱子着火了，開始冒煙了，我們的老師嚇壞了，一把抓起那個箱子把它丟到了地上，然後不停地踩箱子上的火。當時我正要站起來往外跑，就看到外面有幾個打過仗的士兵聽到教室裡有情況便猛衝進來了。他們一看到那位老師和正在燃燒的箱子就很勇敢地把箱子抓起來往外面丟。最後雖然有兩個人燒傷了手，不過都沒有生命危險。
另外還有一回，一個老師正向我們展示一種小型炸彈，一不小心把那顆炸彈點着了。當那個老師看到那個炸彈的引信比一般炸彈的短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他大叫着讓我們快逃。我們於是飛也般地逃到外面，那個老師也緊跟在我們後面跑了出來。我們剛跑到安全地帶那顆炸彈就爆炸了。
除此之外，有一次由於老師的能力問題，我們也陷入了極危險的境地。那是我們在院子裡的清真寺上宗教課的時候發生的，那次課人很多，基地組織裡那些人的兒子也來上課了。
我們有個老師名叫阿布·沙科爾，是埃及人，很愛笑，大約有三十多歲，看起來很瘦卻滿身肌肉，很壯實，鬍子比較短。他的外表不太好描述，因爲沒什麼特別的地方，鼻子不是很大，眼睛也不是很小。阿布老師很喜歡和學生在一起，而且他對人也很友善，他是那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
我們院子裡的那個清真寺很舊，最初是用土磚建的。就像一般的阿富汗建築一樣，它的屋頂也是用木頭、草和土磚砌成的。因爲磚裡面有草，所以每次一下雨屋頂就會漏水，然後他們就會叫一個人來修理。那個修理的人從不好好整修一下我們的學校，他只是往屋頂上倒些沙子。由於泥土的重量，這樣做最終只能給我們帶來災難。當然，父親並不知道他是這樣修補房子的，父親可是一個建房和修補房屋的專家。
我們的日常作息時間規定，年齡較小的男孩上午十一點放學，其他人要多學一個小時，十二點放學。有一天，我的兄弟們和我正坐在那個清真寺的後面。哈姆扎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小男孩，他走的時候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把門關上後，整個清真寺的屋頂突然就塌了，又大又厚的磚頭砸到我們頭上，還有沙子、稻草、木頭也一起落了下來。
我們被好多東西給壓住了，人倒還沒暈過去，但全被砸懵了。我聽到阿布·沙科爾在那裡大聲尖叫，不停地叫着我們的名字。那位可憐的老師害怕極了，以爲奧薩瑪·本·拉登的兒子們就這樣在自己眼皮底下死去了。
我和我的兄弟們都還活着。我們都很強壯。我們開始一起用力扒開壓在身上的東西。在周圍的喧鬧聲中，我們聽到我們的小弟弟哈姆紮在那裡大哭，於是我們才意識到剛纔發生了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哈姆扎擔心大家會怪他，因爲他是最後一個離開那座房子的。
過了幾分鐘，我們聽到了父親發佈命令的聲音，接着又傳來了其他很多人的聲音。父親和他的下屬正急着赤手把壓在我們身上的瓦礫移開，我們也在下面用力推。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我就又看到了陽光。後來不久有人告訴我們說那些小孩子看到當時的情景都嚇壞了：我們都閉着眼，周圍全是灰，我們的臉都被沙子染成了黃色，頭上到處是木屑。我一個兄弟說他看到我們滿手是血，就像殭屍一樣，讓他想起了父親手下的一個士兵過去給我們講的鬼魂和妖怪。
阿爾扎瓦西里大夫來給我們做了一個很仔細的檢查，他宣佈說我們都沒受什麼重傷。
那是阿爾扎瓦西里大夫第一次把手放在我頭上，父親把我介紹給他的時候我就覺得很不安。我們在蘇丹的時候，他殺死了了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沙拉夫的兒子，從那以後我就儘量避免和他見面。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阿爾扎瓦西里對父親造成了一些消極的影響，讓父親更加崇尚暴力——如果沒有他，父親也許還不會在這條路上走這麼遠。阿爾扎瓦西里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漸漸地和我熟悉了起來。我覺察出他不太喜歡我，可能那是因爲我是父親所有兒子中唯一一個有時候敢想什麼就說什麼的。
比如，我記得有一次，阿爾扎瓦西里、阿布·哈弗斯和父親坐在一起喝茶。雖說他們三人都是領導，但父親是最高領導，他們也都知道這一點。即使是阿爾扎瓦西里大夫，他也得先徵得父親的許可才能說話。我從沒聽到過他在沒得到父親允許的情況下說出一個字來。他會說：“奧薩瑪首領，我可以講話嗎？”或者是“奧薩瑪首領，請問我可以對大家說點什麼嗎？”其他人也一樣，不管他們在組織中的地位有多高，沒有誰敢在沒有得到父親許可的情況下說出一個字來。
不過，那天父親允許他們自由談話。他們談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是關於他們把這個世界從美國人手中拯救出來的目標。父親說：“伊斯蘭世界承受了所有的壓力與不公。你會把所有重量都放在蹺蹺板的一頭嗎？你不會。因爲那樣蹺蹺板就蹺不起來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生命中所有東西都要均勻分佈。人們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了穆斯林身上，我們承受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公。這是錯誤的。”
我本該是一個安靜的侍從，不過那天我實在是聽夠了。在還沒有搞清楚到底怎麼回事的時候，我沒管住自己蠢笨的舌頭，說出了心中所想：“父親，你爲什麼把我們帶到這裡來？你爲什麼讓我們過這樣的生活？爲什麼我們不能活在現實世界裡，過正常人的生活，擁有正常的東西，和正常人住在一起？爲什麼我們不能和平生活呢”以前我從沒這樣大膽地說過話。我是如此迫切地其待你親的反應，以至於生平第一次那樣毫無畏懼地直視着父親。
這讓父親非常吃驚。他坐在那裡，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說話。我想起我說話的口氣和當時的態度，很吃驚父親居然沒有當着他們的面抽我。
最後阿布·哈弗斯讓父親解脫了，他說：“奧瑪，我們想來阿富汗，想來這裡。我們自己想逃離現實世界。我們不想再待在那個世界。這就是爲什麼你父親會在這裡。而你作爲他的兒子，也就自然屬於你的父親。”
我很想再反駁，不過我沒有那樣做。我清楚地記得阿爾扎瓦西里大夫看我時充滿仇恨的眼神，可能他希望能往我腦袋上打一槍，就像對待我那無辜的朋友那樣。
那時候我剛好十幾歲，不像過去那樣講禮貌。父親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像他一樣和其他人保持距離，讓別人都不瞭解他。父親說：“我的兒子們必須像我的右手手指一樣，我的思想必須可以控制他們的行動，就像我的大腦控制我四肢的動作一樣。我的兒子們，你們的四肢必須反映我的思想，就好像我的大腦也是你們的大腦一樣。”
換句話說，我們得像機器人一樣聽話，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行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