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父母外出勞作，總會對我說“好好看着家”，那家的意義只是一個很簡陋的房子，在我的意識裡，每個家總是由不同的房子標誌着的。
記憶中東北鄉間的祖屋不知是什麼年代造的，土坯牆青瓦頂。東屋一條大炕點據了大半個屋子，暗紅色松木炕沿兒磨得圓潤光亮，炕上一張大席一直鋪到南牆的窗臺邊兒上。冬天大雪紛飛的日子裡，炕燒得熱乎乎的，趴在窗臺上張大嘴巴哈氣，化掉玻璃窗上的霜花看外面雪花飛舞是很愜意的事情，別的人家窗上都是糊着麻紙，沒法清亮地看到外面。我的父親給祖屋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把那紙窗換成了玻璃。他那時在鋼城包頭工作，沒能讓祖屋變成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他自己卻變成了右派，先是回到了祖屋，後來又帶着我們背井離鄉走新疆了，只有奶奶跟門前那棵大榆樹守着祖屋。奶奶在我們們離開故鄉九年後也永遠離開了。四十多年了，我不知道祖屋是否還在，父親回過老家，他從不講祖屋，祖屋只能平添遊子之愁。
可我還是常常想起屋子，歲月在記憶裡被一個個屋子標誌着。
來新疆的路很遠，火車不知坐了多少天，後來換上了汽車，在白雪皚皚的戈壁上顛簸了五天我們到了一個叫做“哈拉溝”的村子，那村子很特別，有一些圓木摞起四四方方的房子大多是哈薩克人的；有一些乾打壘的房屋，是很早來的所謂老新疆的；還有一些就地挖起的草皮子塊碼起來的房子，是早幾年從內地來的，人稱老盲流的；那些在高點兒的地方或是沙包子上挖的地窩子大多是剛來新疆的人，也就是新盲流住的。房屋零零散散，全都矮矮地趴在那裡，屋頂有很高的鐵煙囪，冬日裡整天冒着煙。屋內暖烘烘的。當時，地窩子在新疆北面的農村是很普遍的一種民居：選個較高的地兒，最好是一面坡向陽的地方挖下去，四壁要挖得齊刷刷的，再抹上草泥，刷上白土，頂上柱子架上樑，白淨的蘆葦可勁兒地往上鋪，蘆葦上再鋪上柔軟的麥草然後抹泥蓋土，這地窩子就成了。 大多數人家的地窩子間數並不多，多了也沒什麼用，能睡下一家人就行。除了睡覺，在屋裡的時間就不多。冬天滑爬犁，套兔子；夏天釣魚，游泳；春天撿野鴨蛋，挖野菜；秋天採菱角，燒包米：都是很好玩的，說不上幸福，倒也快樂。
後來因爲父親被管制勞動的地方變動，我們搬了幾次家，也就是換了不同的地方，住大致相同的地窩子。那年頭的口號是先治坡後治窩，老百姓以食爲天，在農村窩並不十分重要，我在地窩子裡漸漸長大，我們住的最後一個地窩子是我挖的，建地窩子不叫蓋，叫做“挖”。
1978年恢復中考，經過兩週複習，三場考試，幾番政審，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離開了地窩子，到縣城裡上中師，不久，父親平反了，我的家人也都離開了地窩子，也離開了我們住了十幾年地窩子的地方。
後來我到離縣城很遠的鄉下去教書，學校是一排快要倒的土坯房，有一間教室很特別，形狀像一個很大的蒙古包，牆是用籬笆編起來的，裡外抹上草泥，屋頂是用椽子一層層架起的穹窿。一個用汽油筒做成的大火爐支在屋子中間，學生圍着火爐坐着，我就在這個教室裡給孩子們上課，那時我充其量也就是個大孩子，我的宿舍是這籬笆房旁邊一個土屋，進到裡面剛能直起腰，支了好幾根頂柱，牆裂了縫。剛到的那天晚上我是戴着皮帽睡覺的，那夜颳風，雪從牆縫吹進來，落滿了我的被子，那房子有個好外，就是不用擔心煤氣中毒。當時真有點想念地窩子，也正是因爲有住地窩子的磨鍊，也並不覺得苦，第二天用草塞了牆縫，抹了泥，在那間屋子過了一個冬天。
那時沒有電視，甚至沒有電，人們除了勞作、睡覺之外，就是串門子，你不串也會有別人串到你的屋子裡來，“家”除了睡覺之外的時間是開放的，開放的屋子從本質的意義上說不能算是“家”，那裡的人見面打招呼都是說“有空兒到房子去玩兒”，不說“到家裡去玩”，細想起來老百姓的表達真是太準確了。那樣的環境下容易早婚，結婚能使房子更像家。春暖花開的季節我戀愛了，是愛情的力量，那個夏天我用土打牆在校園邊兒上蓋起了三間房子，又打了個院子，裝了大門，後來我的寶貝女兒就在我蓋的房子裡出生了，她五歲的時候，我帶着她在房子的周圍栽了沙棗樹，沙棗樹很快就長成了一道綠色的圍牆，開花的季節小屋周圍就瀰漫着清香，小屋裡充滿家的溫馨。那個小土屋我住了十四年，我離開那個小土屋時只帶走了我的女兒，那個小土屋就貢獻給了學校，成了單身老師的宿舍，後來因爲失修終於倒塌了，前些時候我曾回去過，小土屋已經沒有痕跡，只有那些沙棗樹和校園裡我親手栽白楊樹彼此顧盼，見證着我青春的赤誠。
從鄉下來到縣城裡，我們從一處搬到另一處，沒有自己的房子，我牽着妻和女兒的手，三個人相互關懷扶持着確也幸福，但總像是沒有家。爲了女兒上大學學校集資蓋樓，我們沒有要，學校校給了我們一間閒置下來的大教室，是很高大的土屋，在裡面隔出了三室一廳，自己裝修了一番，常有鄰居來談天下棋，有時鄉下的朋友來，總要喝上兩杯，屋裡常常響起歡樂的笑聲，我教了近30年書，那些農民朋友還一直把當作他們的哥們兒，雖然住在縣城裡，感覺還是農家。在中國的很多地方，特別是大西北，土屋是農家的標誌啊！
我的門前有很大一塊空地，圈了個院子，蓋了小房，女兒上大學走時，養了兩對鴿子，幾年功夫就成了一大羣，每天在天空盤旋，妻很精心地餵養着它們，那飛翔的白鴿常讓我們想起女兒。鴿子飛累了就落在屋檐上，而女兒卻越飛越遠了。
去年，我的土屋被拆了蓋了樓房，我終於搬進了新樓，簡單地裝修一下，樸素而雅靜，妻很愛惜這房子，總是不停地擦洗，她很愛養花，或豔麗或素雅，窗臺和几案上隨處可見卻毫無零亂之感。家漂亮了就幾乎再也沒有人來串門，我慨嘆樓越蓋越高，天越來越小；人越住越近，心越離越遠。看到城裡人都裝了防盜門，有的還在在窗上焊了鐵欄，更有甚者是那些富貴人家的高牆深院，門前有了保鏢，拴了大狼狗，鐵門鐵窗，如果再在高牆上裝了電網，唉！看一眼都知道這富貴不是好享的。
我現在房子面積比以前小了，我跟妻空間大了；工作仍然很忙，我跟妻親近的時間多了，家是家人親密溫馨的私人空間。家是開放的，要常有親朋來訪，我們每天要從家裡走去，走向社會，爲社會做事，也從社會獲得我們的生存所需；家又是封閉的，但不要戒備森嚴，我們要時時記着回家，創造並享受沒有外人打擾的溫馨。有很稱心的房子，家纔會更溫馨幸福，但豪華的房子並不等於幸福的家。住在一個房子裡的人要相互珍愛，家纔會越來越好。
我曾到從前住過的鄉間去訪舊，地窩子連一點兒痕跡也沒有了，農家院都很大，有不少磚房，我提起當年住的地窩子，有人說地窩子還有一處，在河邊，離村子有四五里路，一個外號“老犟”的怪人住在那兒。老犟四十多歲上死了媳婦，那時他還住着地窩子。二十多年了，他把三個孩子養大成人，自己也蓋了新房後，卻到河邊挖個地窩子，地窩子分兩層，他把妻子的屍骨從墳裡取出來安放在地窩子的下層，他住上層，他六十多歲了，身體很好，看上去也很快樂，老犟說他死後就跟他妻子一起埋在這個地窩子裡，這裡是他永久的家。我想那正是一座活的墳墓，有人把家變成墳墓，有人把家變成監獄，這並不在它是簡陋還是豪華。
房子和家，讓人沉重的話題，在這沉重中，我祝福天下人都有一所好的房子，更要一個好的家。
2006年8月於布爾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