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大下放
讓部落贏
這是熱力學第二定律：遲早所有東西都會變成屎。這是我說的，不是來自《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伍迪·艾倫《丈夫、太太與情人》中薩利的臺詞（1992年）
讓我們朝着互聯世界邁進的最強大的政治動因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權力下放。權力下放是將管轄領域分解成更小單位的永恆過程，從帝國下放到國家，再由國家到省，由省到城市。權力下放代表着部落、地區和狹小區域掌控自身地域的終極渴望，這就是爲何權力下放會驅使我們走向互聯的世界。
地緣政治上權力下放的理論參照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即所有系統的運行都旨在實現熵的最大化。大規模的權力下放其實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美國擺脫英國統治，實現獨立就是對歐洲帝國的打擊，在19世紀的拉丁美洲，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等國紛紛擺脫西班牙統治，成爲獨立國家。歷史上，征服戰爭總是會催生出龐大的帝國社會，但“二戰”以來的去殖民化運動的主要形式卻是亞非地區風起雲涌的民族獨立戰爭。蘇聯的解體是人類20世紀最後一次大的權力消解，解體後出現了十多個獨立國家，大部分西方民衆在1991年之前對這些國家都聞所未聞。正是由於這些權力消解運動，聯合國的成員國數量從1945年的50個左右增加到了現在將近200個。預計到21世紀中葉，世界上將會有250個獨立國家。如果說政治上真的有什麼趨勢，那就是權力消解，而不是民主。
國際關係的主要議題通常是主權國家如何應對外部威脅，但國家主權最容易從內部消解。實際上，21世紀各省市實力的增長和互聯程度的提升正在極大推動權力下放，這可媲美20世紀的去殖民化運動。權力下放依託於不可更改的趨勢：資本主義和市場的散播，交通和通信範圍的擴大，信息的普及以及自主統治大衆運動的興起。城市現在不再需要通過中央政府，就可與世界直接聯繫，每個地方都可作爲投資目的地參與競爭，中央政府也不再完全掌控資金流向。權力下放的目標不是主權而是威權，不是法律上的獨立而是自由追求利益的權利。無論是市政官員還是叛亂集團，現在有許多方法可規避強加於自己頭上的民族國家桎梏。因此反映主權國家構成的地圖脫離了由成百上千個自治節點組成的混沌現實。
在過去的200年時間裡，想要在文化背景相近但種族語言存在差異的族羣中建立國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1861年意大利統一時，全國只有10%的人會說意大利語（意大利統一後的第一任國王維克多·伊曼紐爾二世只會說法語方言）。20世紀中葉，西班牙獨裁統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曾希望通過語言來重塑單一的“民族性”，但這種“令人厭惡的同質化”做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艾伯特·阿萊斯納的原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少數族裔的反抗（甚至某些多數族裔對此也表示反對）。從蘇格蘭人到巴斯克人、從加泰羅尼亞人到威尼斯人，看似弱小的民族在龐大政權威壓之下依然保持着自身的風格。
每天關於中東地區的報道也在提醒着人們，30年前殖民主義的終結以及草草劃下的國境線到今天依然在釀造流血衝突。伊拉克和敘利亞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或許對這些死者唯一的告慰就是，他們代表着世界歷史上一個重要階段的尾聲，在這個階段，人類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原因常常是國家和民族的邊界。權力下放則能逐漸減少這種傳統的國家間的衝突。國際衝突數量（以及因此而喪生的人數）下降的時期也正好是“二戰”後國家數量翻倍的時期，這並非巧合。如果殖民時代宣告結束，那麼反殖民戰爭就無從開打。自“冷戰”以來，幾乎沒有發生重大國際衝突。幾乎所有的國際邊境糾紛都得到了解決或擱置，而目前存在衝突的幾條邊境線也不具備戰略意義。因此，與其異想天開去維持多民族的和諧，不如直接採用族羣分離這樣更加現實的方法，由此來防止紛爭和衝突。解決邊境衝突並非意味着綏靖，相反這是爲了改變充滿敵意的邊境線的現狀，讓相關國家可以把精力放在國內建設上。新成立的尚處在襁褓期的國家缺乏參與國際衝突的資本，尤其是當國內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的時候。與此同時，密集外交和維和行動能將衝突控制在可控範圍，中美洲、巴爾幹和非洲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讓每個部落或族羣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是實現國際和平最可靠的方法。
權力下放也被證明是全球穩定的重要推動力量，其作用要超過民主。民主把重點放在選舉上，但權力下放是在爲政治穩定設立邊界。如果沒有邊界，選舉就會被極端化的種族政治和衝突所綁架，現在伊拉克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情況。在忙着實現民主化的時候，我們忘了前提是要有合適的政治維度。但民主化確實推動了權力下放。民主化給了人民機會，讓人民說出自己的不滿和對自治的渴望。無論是波斯尼亞還是烏克蘭、尼日利亞還是蘇丹、印度還是巴基斯坦，衝突的根源總是國土上部分人羣要求獨立或加入鄰邦。國家選舉、地區公投以及其他政治運動讓這些國家不得不承受權力下放的壓力。在烏克蘭，權力下放可能是基輔的唯一武器，用來應對東部地區俄羅斯支持下的分裂勢力，只有把權力徹底下放，這些地區纔有可能繼續留在烏克蘭。
權力下放可能不會立刻就生髮出民主，因爲許多像南蘇丹這樣的新生小國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國內穩定。但這確實提醒我們，要更多關注個體的感受，而不是籠統視之。正如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司考特（James Scott）所指出的，這有助於糾正國家忽略地區狀況而強行推行國家意志的做法。因此，跟民主一樣，權力下放也有助於制衡威權。
權力下放也是阻止當前許多國家內戰的重要舉措，尼日利亞、蘇丹、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內戰每年要奪走30萬人的生命。研究戰爭的人類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曾提醒我們，衝突是根植於人性深處的一種社會活動。在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人數中平民只佔10%，但在“冷戰”時期，90%都是平民傷亡，只有10%的傷亡是真正發生在戰場上。此外，戰爭還導致目前近5000萬人逃離家園或成爲國際難民，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新紀錄。備受爭議的戰略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在大概20年前講過，我們應該積極支持族羣分隔來減少暴力衝突，加速和解進程。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家，當時是從外部強加的族羣分隔，但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而言，族羣分隔是通過談判的方式實現的，儘管其理想場景可能是西方國家各種族和諧共存、共享民主，現實情況卻是各部族爲了捍衛所謂的種族純粹而相互屠戮。
百年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計劃”，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權力下放。傳統的軍事幹涉的方法常常會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對自治或邦聯的真實渴望往往被忽略或扼殺，之後就是族羣間的血腥屠殺。分離主義者其實願意放棄在某一特定國家的聲音，只要能讓世界聽到他們真實的聲音；分離主義者確實有尋求自治的合法權利。總之，民族自決應該視爲反映人民意志的“先決合法”條件，而不應屈從於針對現有國家的國際法律。但由於新建國家總是會牽涉複雜的政治和物質安排，因此許多外交人員和學者似乎更願意信賴現有的國家，而忽視了現有的國家也是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絕對是錯誤的。如果因爲過去的錯誤而拒絕修訂現有的世界政治版圖，這不僅是反動的，也是虛僞的。現在全世界衝突最尖銳的兩條邊境線，巴勒斯坦和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就是當年英國管治失當留下的惡果。當我們回首往昔，怎麼會看不到，如果在20世紀40年代讓所有能獨立的地方都獨立，那麼我們就可避免接下來這幾十年的流血衝突和苦難。無論是擁抱還是厭惡民族主義，只有當更多的國家誕生時，民族主義在政治中的作用纔會減少。
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地圖看上去整潔有序，但如果地圖能更好地反映現實中各地人民的合法訴求，那將更爲人性化。蘇丹和印尼常年來都在冷酷鎮壓各省的少數族裔，爲此南蘇丹和東帝汶獨立。儘管南蘇丹從2011年獨立開始就族羣衝突不斷，但這不意味着南蘇丹應該回歸蘇丹去承受奧馬爾·巴希爾的種族滅絕政策。同理，儘管東帝汶目前依然貧窮，但這也不意味着東帝汶應該回歸雅加達的統治。此外，庫爾德人長期以來都飽受薩達姆·侯賽因的欺壓和摧殘，但自1990年海灣戰爭以來，庫爾德人一直在努力建設自己的自治區域。毫無疑問，庫爾德人應該有他們自己的國家。
民族自決不是落後的部落主義，而是成熟進化的結果：要記住現在所有的領土國家都不是“自然”單位，人和社會纔是。我們不應將分離主義看作道德上的沉淪，哪怕分離主義具有天生的部落傾向。一個基於本地民主化的分權世界要遠遠好於由僞善民主大國組成的世界。請讓部落贏！
當然隨着國家數量的增加，國家個體就會變小。
現在大概有150個國家的人口在1000萬以下，這些國家更像是城邦，而不是國家。那麼如果沒有跟世界的連接，這些國家該如何生存呢？這些國家雖然自治，但無法自給自足：基礎農業和並不強大的軍事力量無法讓其融入21世紀。如果在地圖上把成百上千的自治城市和省份都標註出來，就會給人這樣的印象：羣雄紛爭，天下大亂。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把世界上存在的連接關係都畫出來，由此才能真正看到互聯世界的成形。因此民族分化不是全球化的死敵，而是全球化的推手。
在邊界日益模糊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一個核心悖論：世界的邊境線數量達到歷史峰值。其實，供應鏈世界的出現並不需要消除任何一段邊境線。相反，正是由於政治邊界的不斷增加，功能性的互聯互通就顯得尤爲迫切。
權力下放可讓我們更加接近最合理的國家規模，而不是現在政治地圖上所顯示的。在理想的世界中，每個政治實體在地理上都是一體的（避免管理飛地所產生的額外交通成本）；其人口規模在500萬~2000萬之間（表示有相當的內部市場規模）；內部有若干建設良好、人口稠密的城市，這些城市之間和其他鄰國之間有很好的互聯互通設施；有不同的渠道可獲得自然資源，並且有廉潔高效的政府來保障產權和法治。像新加坡這樣的單一城市國家以及像瑞士、以色列和阿聯酋這樣的城邦國家就滿足這些標準。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和烏拉圭等國家也出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儘管這些國家人口及規模較小，但族羣單一、管治良好而且與國際市場充分連接。而像黎巴嫩和波斯尼亞這樣的國家規模小，但各宗教充分融合，因此分化概率不大，儘管這兩個國家絕非民族和諧共存的標兵，但其主要城市貝魯特和薩拉熱窩還是很好的小型國家中心城市獨立化的範例。因此互聯世界有着這樣自我否定式的準則：邊境線越多越好！
分化是爲了融合
看似自相矛盾的是，當今世界的某些土地或人口大國要通過權力不斷下放才能維持統一。無論是印度、尼日利亞、巴基斯坦還是緬甸，其內部衝突看似漫無頭緒，也無法化解，常見的誘因有恐怖主義、暗殺、外部入侵以及種族隔離，但歸根到底，全部癥結就是如何在後殖民時代確定的國境線內重新安排各族的地理分佈。除“9·11”事件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恐怖襲擊傷亡都是源於本地族羣或部族衝突以及領土糾紛。世界上遭受恐怖襲擊最多的國家也恰好是存在部族邊界糾紛的國家：尼日利亞的歐加登和奧幹尼族、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和信德人、印控克什米爾、緬甸的赫蒙和羅興亞人以及其他希望能發出自己聲音的部族。這些部族分裂勢力無法自給自足。同時這些部族所在的大國也不會成爲多種族民主國家。因此權力下放是唯一讓這些部族分裂勢力達成目的的方法：自治權換穩定。
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沙特的什葉派以及伊朗胡齊斯坦省的阿拉伯人作爲少數族裔受到的壓迫尤爲嚴重，他們腳下的豐富自然資源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化。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就曾指出，這些地方之爭常常是身份、資源和領土的多重爭執。簡而言之，地圖之爭。在那些以一方勝利的形式結束了數十年內戰的國家，例如哥倫比亞、安哥拉和斯里蘭卡，現在急需建立基礎設施來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可能還無法達到普遍公平的增長）。數十年來，哥倫比亞一直在跟販毒勢力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進行鬥爭，直到哥倫比亞軍隊在高山雨林中掃蕩並修通了能夠機動運送軍警的公路網後，局面才得以穩定。阿富汗也要通過建設基礎設施才能恢復穩定。這就是爲何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說要在巴基斯坦邊境新開15個邊境通道，同時還要建設能“連接南亞和中亞”的公路網。
管理着脆弱多民族社會的政府常常擔心，如果在少數族裔聚集區興建基礎設施，會強化少數族裔的離心力，鼓勵他們採取自主行動。當時菲律賓和印尼兩個亞洲大國就面臨這樣的選擇，但兩國的經驗表明，權力下放和地區發展兩者結合可以實現地區和解，並迅速改善脆弱國家的處境。
菲律賓政府無法徹底擊敗南部棉蘭島上的摩洛伊斯蘭武裝力量，於是就在2012年給予各南部地區自治權並將這一地區統稱爲“摩洛地區”，許多投資者對這一地區豐富的煤礦、鐵礦等礦藏都很有興趣。這樣的聯邦式的管理使得菲律賓的少數族裔在當地成了多數族裔，摩洛族對菲律賓這個國家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同時也鼓勵他們放下武器，因爲現在摩洛族也可從本地的自然資源中獲益，而且稅賦也減輕了。現在輪到摩洛地區的政府來負責地區穩定，由此才能吸引投資並減少對國家政府的依賴，目前摩洛地區的預算還是基本依靠國家撥款。與此類似，20世紀90年代末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這也給印尼敲響了警鐘，印尼政府意識到，如果不能給亞齊省更多的伐木和採掘業利潤分成，那麼蘇門答臘島上的亞齊省也可能會獨立出去。印尼當前的現代化水平可能還不足以將所有羣島都納入緊密的管理，將各島變成相互連接的供應鏈上的節點。
如果能通過有效利用資源、關注共同利益並分享經濟成果以減輕少數族裔分裂傾向，那麼像印度、巴基斯坦和緬甸這樣的多民族國家也可能取得長足發展。印度東部的納薩爾組織、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普什圖部落以及緬甸的克欽和克倫族地方武裝，這些地方力量時不時要給遠方的中央政府製造麻煩，儘管從名義上說這些地方應該歸中央政府統治。這些地方發生了無數次有關資源的叛亂和起義，因此這些地方其實也需要分權式的妥協和基礎設施建設。印度應該深知這一點：自1947年以來印度邦的數量增長了一倍多，從獨立時的14個邦增長到現在的49個邦。從中可獲得的經驗就是，要想保持國家的統一，就必須有政治分權、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互惠互利的資源開發。
對於像俄羅斯這樣處於轉型期的國家也是如此。當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某些區域就開始自主簽發護照。擁有豐富石油儲量的穆斯林聚集區韃靼斯坦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因爲在歷史上，韃靼斯坦曾激烈對抗俄羅斯的統治長達數百年。某些主張純粹種族的俄羅斯人也希望能建設單一民族的國家，他們也主張將這些少數族裔的共和國分離出去。但由於俄羅斯正處於人口下降時期，而俄羅斯穆斯林人口數量又佔了將近1/5，所以俄羅斯既無法承受類似於車臣這樣的分裂主義，也無法容忍讓人口稠密的地區獨立出去。最終的解決方式就是韃靼斯坦可以選舉自己的地區領導人，但必須獲得莫斯科的認可，此外韃靼斯坦也獲得了充分的經濟自治權。韃靼斯坦的第一位地區領導人就是魯斯坦·米尼卡諾夫（Rustam Minnikhanove），他就像獨立國家的總統一樣到處訪問，走到哪裡都帶着龐大的保鏢、翻譯和工商團隊，其中包括韃靼斯坦內部投資特區的領導人，這些特區已經成功吸引西方的汽車公司去那裡投資建設工廠和分銷中心。
韃靼斯坦距離莫斯科很近，因此韃靼斯坦可能永遠無法獨立。韃靼斯坦的首府喀山出現在俄羅斯所有宗教故事中，但現在喀山要成爲歐亞鋼鐵絲路上的重要節點。2014年10月，俄羅斯和中國簽署修建喀山到莫斯科的高鐵，這條高鐵最終將延伸至北京。不應忘記，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的官方名稱：俄羅斯聯邦。
從國家到聯邦
在政治強人約瑟普·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的統治下，南斯拉夫是穩定的多民族的聯邦國家，也是“冷戰”時期在兩大陣營間搖擺的重要中間力量。但在鐵托去世之後，民族宗教的矛盾就開始爆發，隨後發生了種族滅絕式的內戰，南斯拉夫徹底分裂。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終點。民族主義情緒異常強烈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慢慢意識到無法獨自生存。於是在血腥的分裂戰爭過去整整20年後，從前的南斯拉夫似乎又回來了，這次的名字是“巴爾幹自由貿易區”，這是包含6個國家2000萬人口的區域。新修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中歐與南部巴爾幹半島國家聯繫在一起。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前成員國一個接一個加入了歐元區和歐盟。從最理想的狀態說，早知要聯合，這些國家又何必打仗，但歷史就是這樣殘酷，政治邏輯要先發揮其作用，讓大家相互爭鬥，然後功能邏輯纔開始登場，讓大家重新聯合。
但任務並未徹底終結。如今的波斯尼亞依然處於微妙的多種族聯邦狀態；波斯尼亞在行政上按族羣分爲三個實體，這種令人疑惑的制度安排好像一方面在提醒過去的血腥內戰，一方面又要極力擺脫這種內戰。如果基本的民族和領土爭端都無法解決，那麼穩定和民主就無從談起。對波斯尼亞來說，不妨將傾向於塞爾維亞的塞族共和國剝離出去，把一心要歸入克羅地亞的西部地區也剝離出去，這樣會有利於波斯尼亞加入歐盟（如克羅地亞），或至少爲加入歐盟提供了一條捷徑（如塞爾維亞），而剩下的波斯尼亞穆斯林族羣可自己討論如何建設國家，再也不用像過去十年那樣讓種
族紛爭佔據國家議程。通常，邊界協議雙方沒有一方會對邊界完全滿意，但邊界協議的好處是，雙方都至少同意保持穩定，從而讓基礎設施和商業活動可以穿越邊境。
過去解決衝突的方案總傾向於，最終要在單一國家內保持多民族的民主團結。但現在有了新的視野，那就是放手讓各民族獨立：國境線數量雖然增加了，但開放程度也更深了。
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的分化基本是在和平狀態下進行（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屬於例外）。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發生了所謂的“天鵝絨革命”，分裂出來的兩個國家都加入了歐盟。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和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權力下放跟當地放棄武裝鬥爭幾乎同步，這樣就形成了社會和解與政治穩定的良好局面。現在比利時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因爲比利時正在按語言區不斷分化，說荷蘭語的地區向着荷蘭，說法語的地區向着法國，佛蘭德人正在忙着形成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外交策略，而布魯塞爾則是歐盟總部所在地。
傳統的西方多民族自由民主主權國家的理念日漸式微，因爲現在的城市和省份在跟中央政府打交道時，會自行計算成本收益。國家正變成強大地方自治實體的聯邦。近年來，加泰羅尼亞和蘇格蘭也在不斷要求增加自治權，現在除了獨立國家的名義之外，這些地方已經獲得了實質性的獨立。這些地方享受到了“充分放權”，即權力的充分下放。傳統的權力中心不斷退縮。中央政府讓出一寸，例如1997年託尼·布萊爾允許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地方就會要求再進一尺。當中央政府違揹人民意願時，例如馬德里拒絕給加泰羅尼亞與巴斯克相等的自治權，就會發生連續不斷的抗爭。在2014年全民公決之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和他的內閣十分擔心蘇格蘭會選擇正式獨立，於是卡梅倫向愛丁堡做出了大量的承諾（同樣適用於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例如自主設定稅率的權力，這些讓步甚至比蘇格拉議會所要求的還要多。因此蘇格蘭人雖然最終選擇留在英國，但獲得了實質性的權利。在半年之後的英國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獲得了當地議會中的絕大多數席位，這就確保了蘇格蘭會在後續政策中繼續爭取獨立權力，同時蘇格蘭也會自主開展國際經濟交往來吸引投資。對於倫敦而言，現在最好的狀態就是相互合作，英格蘭和蘇格蘭能友好協商，分擔責任，交流思想。
倫敦人常常有一種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覺得自己應該去管理整個國家。但現在倫敦人不這麼想了。倫敦對英國經濟的貢獻是每年人均15萬英鎊，這是第二名愛丁堡的三倍。蘇格蘭從英國索取的越多，倫敦承擔的責任就越大，來幫扶經濟困頓、人口稀少的區域，因爲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80%的新增崗位都在倫敦，倫敦的人口每十年就會增加100萬。英國大學生有一半會在畢業之後去倫敦。對於倫敦人而言（無論是新倫敦人還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這真的有些不堪重負。數年之前，我曾參加一場有英國記者、外交官和知識分子參加的晚宴，讓我吃驚的是，當晚有不少人都在抱怨英國其他地區的經濟拖累了倫敦，倫敦之外的英國地區不是戰略資產，而是負擔。當晚達成一致意見的非正式公告的標題是：“解決之道：倫敦獨立。”
外圍地區能看到中心城市的成功，但又無法受享之，那麼這些外圍地區要求自治的呼聲就會越來越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保守的英國政府將國有工業資產賣掉，這對蘇格蘭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十年，英國最大的五家銀行所發放的貸款中，有84%流入了倫敦的地產和金融行業，這些金融機構幾乎都忽略了英國的其他地區。在所謂“大社會”的口號之下，倫敦推行了新的權力下放計劃，開始爲曼徹斯特和謝菲爾德這樣的城市提供基礎設施貸款，這些貸款可用於城市改善建設或技能培訓，但這些畢竟是貸款，不是撥款或投資，這些錢是需要歸還的。前高盛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呼籲設立“曼徹斯特–謝菲爾德–利茲”超級區域，這些貸款可用來修建連接這些城市的鐵道，同時賦予這個超級區域類似蘇格蘭的自治權。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顯示出英國的分化還將繼續，即便是政府在過去幾十年都在努力掌控的地區。北愛爾蘭在20世紀後期的“麻煩”（愛爾蘭共和軍對抗英國的反恐部隊）達到頂峰時，恰好是清教徒人數佔優勢時。但如今天主教徒開始成爲多數。這意味着北愛爾蘭將會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即便北愛爾蘭暫時不會正式獨立或徹底併入愛爾蘭。所以即便能保持表面上的統一，英國此時也會變成分權王國。
國家治理中透明度的提升，尤其是稅款收入的使用和分配透明度的提升，也在強化分權鬥爭。自16世紀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將王庭遷到馬德里之後，馬德里就自視爲宇宙的中心，所有帝國的利潤都要先歸集到馬德里，然後再考慮如何分配。如果用現代的案例來比喻，那就是所有的國際航班都先要抵達馬德里，然後再飛往巴塞羅那或畢爾巴鄂。但由於這兩個城市都擁有悠久的歷史，都不願被視爲二線城市。於是這些城市就利用權力下放來爲自己爭取經濟利益：從馬德里獲得了最大化的收益，畢爾巴鄂和加泰羅尼亞地區也成爲西班牙最富庶的地方。由於旅遊業發達，加泰羅尼亞對聯邦收入的貢獻是其從聯邦獲得的轉移支付的兩倍。2014年，加泰羅尼亞舉行非正式公投，結果顯示80%的居民都支持獨立，在2015年的加泰羅尼亞議會選舉中，支持獨立的黨派贏得了半數席位。畢業於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加泰羅尼亞裔經濟學家致力於推動該地區的獨立，他們將這一運動稱爲“威爾遜倡議”。分權的另一個後現代途徑就是推廣本地互聯網域名的使用，例如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域名後綴是dot.cat，而巴斯克地區則是dot.eus。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憲法都明確反對國家分裂，即便是地區公投也不具備合法性。但權力下放過程和互聯互通還是可以讓這些互聯的城市找回其獨立的傳統。在中世紀，威尼斯就掌管着亞德里亞海沿岸的商貿帝國，並與拜占庭帝國結成了緊密的經濟往來，威尼斯甚至派出了200艘船去佔領敘利亞的海岸。正如歐洲歷史上的許多城邦國家一樣，威尼斯後來也被納入了民族國家的國境線。但如今，意大利的國民經濟呈現頹勢，威尼斯則朝着自主的方向不斷前行。2014年，意大利的威內託大區就曾宣佈獨立，因爲按其測算，每上交給中央政府7歐元稅金，只有5歐元會返回給威內託。
意大利的北方聯盟也厭倦了羅馬的混亂政局，而在尋求更高程度的自治，作爲首都的羅馬別無他法，只有對地方繼續放權。2014年，意大利開始承認14個新的“大都市”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實際上都是自治省，負責羅馬給其劃分的範圍內的徵稅和管理事務。（法國也從2015年開始根據地區經濟狀況而不是歷史和文化傳統來重新劃分行政區劃。）意大利的自治島嶼撒丁島更是對國家經濟狀況感到不滿，爲此撒丁島內現在開始了一項行動，旨在從意大利獨立出去，然後成爲瑞士的“海洋州”，這第27個州將使阿爾卑斯山腳下的瑞士獲得寶貴的地中海海岸和戰略性海洋位置資源。
致力於獲得更高自治權或完全獨立的分權行動都希望，本地的稅收和收入能更多用於本地人口，而不是通過腐敗的中央政府官員轉移給落後地區。但同時這些地區也在採取策略性的安全結盟措施，由此來分擔國防開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頭十年，魁北克是否獨立的問題似乎困擾着每個加拿大人：許多人大聲疾呼，希望能保持世界第二大國家的領土完整。但到了2012年，50%的加拿大人對魁北克是否獨立“根本不在乎”。魁北克爲了獨立曾舉行過數次全民公決，每次都因微弱的票數差沒有通過，現在越來越多的魁北克人對法式生活狀態挺滿意，對完全獨立的興趣卻在消退。加拿大西部和澳大利亞西部則根本不會獨立：因爲錢。石油儲量豐富的阿爾伯塔省以及有着豐富天然氣儲備的西澳大利亞州（澳大利亞最大的州，佔全澳出口總額的一半）都成立了自己的財富基金，資源收入“上繳國庫”之前，就把錢放入基金進行自主管理。
在經歷數百年的流血衝突後，歐洲的分權行動開始演變成一種商業地理套利。歐盟設立了龐大的機構體制來應對新成員的加入，權力下放的目的就是讓歐盟變得更強大。歐盟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是擴大化的德國：有着不同權力中心的鬆散聯盟。歐盟的議會設在斯特拉斯堡，由此來強調成員國的各州各省的作用，但歐盟的行政權力集中在布魯塞爾，由此削弱各主權國家首都的地位。但歐洲之所以能重新組合成超大的多國社會，就是因爲歐洲基本上已經分化到無可再分的地步，這些獨立出來的歐洲國家別無他法，只有選擇與自己的鄰國和平共處。毫無疑問，如果蘇格蘭脫離英國獨立，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那麼這“兩國”也勢必加入歐盟。因此歐盟的整個發展過程表明，本地獨立運動並不會危害超主權全球化，相反這是走向超主權全球化的必經之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