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婦女解放運動旗手“瓊瑤先生”金奇娜家的小洋樓客廳。
在最初的幾次“血拼”之後，已經逛街逛膩了的諸位穿越者們，就把採購辦貨的事情交給僱員，然後窩在金奇娜家的小洋樓裡，一邊看管着性命攸關的跨時空蟲洞，一邊靠看報紙或聽收音機來打發時間。
在1934年的夏天，國內最重要的新聞，自然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江西“剿匪”作戰節節勝利的捷報。
“……蔣委員長於南昌行營發表重要講話，隆重表彰了廣昌會戰的立功將士……並且再次重申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鼓勵將士儘早剿滅赤-匪，光復匪區，統一國家政令……
……近來又有人奢談抗日……剿匪的工作，實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夠抗日。大家總要記住我們革命的生死成敗，我們國家的絕續興亡，在目前完全決於剿匪，剿匪如果失敗。那就一切都要失敗，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哪裡還能抗日，這不是自欺欺人之談嗎……”
“……‘攘外必先安內’啊！蔣光頭可是被這一條策略給拖死了呢！”
聽着收音機裡的新聞廣播，王秋忍不住搖頭嘆息，“……身在二十世紀，卻依據明末的經驗來考慮問題，坐在國家領袖的位置上，卻還是抱着地方軍閥的思路，陳腐狹隘，沒有全局觀念，如何能成得了大事？”
——在這個時代待的久了，王秋也漸漸明白了蔣光頭爲什麼頂着舉國民怨沸騰的壓力，也依然鐵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內”：首先，日本侵略的東北和華北，在他眼中都並非自家地盤，丟掉一點也無所謂；其次，江西紅軍卻跟他的江浙地盤近在咫尺，又是不死不休的仇敵，即使是暫時縱容姑息，也萬萬不能的。
如果是站在地方軍閥的角度上，這麼做自然是無可厚非。但偏偏他卻給自己弄了箇中央政府領袖的名頭，結果就等於是把自己放到了火爐上烤——早在北洋政府時代，馮國璋大總統就早有結論：在這個坑爹的年代，中央政府的名頭就是一個大火坑，看着閃閃發光的很光鮮，但真正坐上去的滋味可實在是要命：洋人威逼、文人譏諷、軍閥聲討、學生鬧事……能到手的好處沒多少，賣國求榮的屎盆子卻都往你頭上扣！
在二十一世紀初，大陸方面因爲擔着一箇中央政府的名頭，結果就在臺海爭端之中吃了不曉得多少苦頭——臺灣人可以不把大陸同胞當成自己人看待，但北京政府卻不能不把臺灣人當成同胞來照顧。譬如臺灣和菲律賓爆發漁業爭端，菲律賓水兵開槍掃射臺灣漁民，臺灣那幫娘炮草-莓兵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當時大陸方面可沒有幸災樂禍，更沒有落井下石，而是竭力聲援，給菲律賓施壓……誰知最後還被臺灣綠營大肆抨擊，宣稱寧要菲律賓的子彈，不要大陸阿共仔的幫助……真是讓人氣得七竅生煙，費心費力還不討好！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你既然要當全國領袖，就得把全體中華兒女當成自己人來照顧！
——總而言之，很多地方軍閥可以去做的齷蹉事，身爲中央政府卻是萬萬不能做的。
而蔣介石就是既想要中央政府的權威，又不想承擔中央政府的職責……偏偏在這個年代，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早已成爲了中華民族的人心所向，成爲了任何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只有首先堅決地“攘外”，從洋人身上刷聲望值，博取到足夠的民心和支持率，之後才能夠較好地“安內”。
——建國初期如果不是在朝鮮戰爭之中打出了威風和氣勢，之後的公有化改革哪裡會有這麼順利？
相反，在日寇逐步入侵的大背景之下，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簡直是一再觸動了中華民族的逆鱗，激起了廣大愛國民衆的憤怒，把自己的名聲和國民政府的合法性，都給逐漸丟得乾乾淨淨。等到了西安事變爆發的時候，倘若蔣介石再繼續採取對外妥協的反-動政策，作爲其統治支柱的軍隊都要造反了！
——在很多時候，面對強大的對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爲一座山，一道嶺！
做得到的人，就會成爲英雄；而做不到的人，則會成爲英雄的踏腳石。
“……但是，不管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再怎麼人心盡失，瑞金的中央蘇區這回可是在劫難逃了。”
根據報紙和廣播裡的信息，再結合歷史資料，楊教授在一張民國年代的江西地圖上，標出了當前國共兩軍的對峙戰線，“……不過……用裝備了飛機大炮坦克車的百萬大軍，合圍進剿缺槍少彈連飯都不吃飽的十萬紅軍，靡費軍餉連番鏖戰整整一年，才堪堪打下了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距離瑞金還遠得很……就是俄國人打車臣戰爭都沒有這麼丟臉！這蔣委員長的本事，還真是隻能指揮一個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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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抗戰爆發之前的“蔣記”南京國民政府，儘管問題和毛病很多，但是相對於之前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府而言，好歹是在一步步走向統一和穩固，並且至少得到了上流社會的認可。
——無論如何，通過蔣桂戰爭、蔣馮戰爭、中原大戰等等一系列的軍事征伐和政治整合，南京政權確實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基本確立了全國範圍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袁世凱死後國內中央政權極度虛弱引發的混亂局面：最起碼，全國所有的地方勢力，都公開承認他是老大了！
不要小看這一點，西歐中世紀那些封建國家的君王，通常也就只有這樣程度的權威而已。在民國時代另一個做到這種事情的人，就只有袁世凱而已。其他那些總統和總理，根本只是旋起旋滅的流星罷了。
與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相對應的是，蔣介石政權在財政、金融、法律制度上，也在逐漸走向完善，初步地有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外殼，而不是那種不倫不類的草臺班子——隨着南京政權行政體系的逐漸完備，蔣介石本人也具備了相當的政治聲望，在上流精英人士和部分市民之中，逐漸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擁護和認可，被認爲至少是一個有資格當國家領袖的人。而不是像之前的曹錕大總統那樣“望之不似人君”！
——無論再怎麼邪惡的暴君，好歹也是“君主”，但某些傢伙卻連被稱爲“君主”的資格都沒有。
不管怎麼說，他至少遏制了軍閥混戰的大亂局，在那幾年裡讓百姓承受的戰禍減輕了一些。人民縱然不可能真心愛戴他，但也沒有到要把他視爲仇寇的地步，大約就跟現代拉美資本主義國家民衆看待本國腐敗總統的態度差不多——失望歸失望，但換成別人上臺多半隻會比他更糟糕，還是捏着鼻子忍了吧！
但另一方面，在抗戰爆發之前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在戰略戰術上的水平卻實在是不敢恭維。
從二次北伐、蔣桂戰爭到中原大戰，蔣介石在臨陣指揮上一直都沒有任何出彩的表現。他花費重金裝備起來的中央嫡系部隊，屢次被窮得叮噹響的西北軍大刀隊給打到一敗塗地。最後幾乎完全是依靠銀彈戰術、賄賂收買、挑撥離間這樣上不得檯面的陰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國領袖的位置。
然而，在對付紅軍的時候，蔣介石擅長的這些陰謀詭計、收買挑撥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實，工農紅軍的將領也不是絕對不能收買，畢竟並非每個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問題是，不光是共-黨講究“政治正確”，國民黨也一樣如此。爲了彰顯自己的“階級性”，那個時期的國民黨連自己內部的左翼成員都能狠下屠刀，有殺錯無放過，對待正牌的共-黨分子更是一向殘酷無情，萬萬不肯寬恕。
甚至就連向忠發總書記這樣的頭牌大腕，在被捕之後主動要求投降倒戈，毫無節操地供出了自己腦子裡的全部情報。等到招供完畢之後，這位總書記大人都被立刻割喉處決，連個緩刑都不給……且不說向忠發頭腦裡的情報到底有沒有價值，光是衝着他這位總書記大人的名頭，也應該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來，然後讓他時不時上廣播或到廣場上現身說法一番，以此來動搖對手的鬥志，也就是所謂的“千金市馬骨”啊！
可蔣介石卻殺伐果斷地把他這麼一處決，立刻就起到了嚴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還心懷動搖的地下黨與紅軍將士，統統噤若寒蟬——連總書記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嘍囉哪裡還有活路？除非到了萬不得已的境地，還有哪個不怕死的紅軍大佬膽敢“棄暗投明”，賭一賭自己的人品是否夠硬？
既然蔣介石爲了“政治正確”的立場問題，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長的撒錢收買分化之路，那麼接下來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戰了——而這從來都不是蔣介石的強項——從第一次圍剿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結果是紅軍沒怎麼被消滅，中央蘇區的範圍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這廝的脾氣一向都是屬驢的，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來能把腦袋往南牆上撞個七八回也不肯改……這些年前後幾次圍剿中央蘇區，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樣的作戰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頭，愣是癡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戰和不顧後方補給的情況下，盲目指揮自己的嫡系軍隊跟着紅軍四處亂跑。以至於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後敗得一次比一次慘……
這一回的第五次圍剿作戰，蔣介石採用了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上將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的建議，決定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說穿了也就是曾國藩昔年組建湘軍剿滅太平天國的“結硬寨、打呆仗”戰術的翻版，談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憑藉雄厚的本錢來慢慢地磨死人。
無奈蔣介石這次投入的本錢實在厚實，動員了五十萬嫡系大軍，還有五十萬不太聽話的軍閥部隊——正所謂“一力降十會”，這麼多的兵馬砸下去，勢單力薄的紅軍就算再怎麼詭計百出，也難以招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