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今天的早上，吳鐵城試着用收音機聽“敵匪”的演說之際，崑山方面就給他送來了一道噩耗。
“……跟太湖上過來的匪軍纔打了不到一個小時，就丟盔棄甲地垮下來了？真是飯桶！廢物！”面對幾十公里之外崑山前線傳來的敗報，吳鐵城憤怒地用拳頭捶打着桌面，“……崑山一丟，上海還怎麼守？”
“……市長，崑山縣城原先根本就沒有守軍，匪軍的行動速度又太快，我軍和匪軍幾乎是同時進城，因此沒辦法據城而守……”那位連帽子都跑丟了的警長，只得委委屈屈地低着頭，訴說着他的苦衷，“……匪軍人多勢衆，火力又兇猛，還有好多大炮助戰（其實是火箭筒）。弟兄們又沒有工事藏身，只憑幾桿駁殼槍實在是擋不住啊！市長大人，爲今之計，只有想辦法求援找救兵了！”他壯着膽子建議道。
“……求援？到哪裡去求援？這時候哪裡還找得到救兵哇！”吳鐵城氣哼哼地把桌面敲得“梆梆“響，“……除了各縣的保安團之外，距離我們最近的援軍在南京——杭州的俞濟時自己都被赤-匪游擊隊圍着呢！等到南京那邊的中央軍緊急裝船運到上海，怎麼也得要四五天之後，多半已經是緩不濟急了……”
“……市長，咱們既然在上海，似乎可以跟洋人們商量一下。”吳鐵城的秘書插嘴說。
“……我早已試過了，根本沒用的！”
吳鐵城市長還是繼續搖頭，“……英法美三國洋人都只肯守住他們的租界，不願管外邊的事。”
“……行政院汪院長剛剛發來無線電報，建議我們聯繫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軍。”
“……日本人？”吳鐵城的眉頭深深皺起——他很清楚，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這一舉動會招來怎樣的名聲——但嚴峻的現實又容不得他挑三揀四，“……哎，實在顧不得名聲了，還是向日本人求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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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嗚——”
伴隨着一聲悠長的汽笛，一艘輪船緩緩停靠在了黃浦江上的十六鋪碼頭。與此同時，在船舷甲板的兩側，還有每一扇舷窗旁邊，都擠擠挨挨地排滿了腦袋，貪婪地看着黃浦江兩邊的上海景色。
在外國人眼中，上海是一個自由港，是東方的巴黎，而在中-國人眼中，它完全是一個外國城市。
——輪船駛進黃埔江之後，眼前的情景就爲之一變，廣告臺上閃爍着口香糖和香菸廣告，萬金油的廣告則豎在茅屋頂的木架子上。昔日的鄉村已爲工廠、倉庫、碼頭所取代……乘客發現自己面對的好像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但也並非純粹的異國風情——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東方的魔都”。
然而，在這些貪看滬上風光的乘客們之中，其實還夾雜着一位前“赤-匪要員”的萎靡臉龐……
——曾洪易，江西萬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團，次年入黨，曾積極參加五卅運動，還被中央選送至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擔任黨內要職，一度跟方誌敏共事。1934年，他擔任福建省-委-書-記，隨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隨粟裕、尋淮洲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轉戰閩、浙、皖等省。
11月1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入方誌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不久之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方誌敏、劉疇西等率領繼續北上抗日，曾洪易則留在地方，擔任閩浙贛蘇區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治委員。
此時正值閩浙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緊急關頭，各路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曾洪易本應努力鼓舞鬥志，領導蘇區軍民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但他卻在反“圍剿”節節失利的情況下，對革命前途感到悲觀和失望，居然到處散佈“野-戰-軍出動（即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長征）不是勝利的出擊,而是逼得沒有辦法”、“五次圍剿敵人是勝利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告一段落”、“布爾什維克要學會退卻”等悲觀論調，並私自向中央局去電，提出將閩浙贛蘇區黨政軍羣機關搬到閩北去,準備放棄這一蘇區逃命。
這樣消極悲觀的作態，顯然是黨中央和革命羣衆都無法容忍的。因而在黨中央的電令之下，閩浙贛蘇區省委專門召開緊急會議，對曾洪易的“動搖投降主義錯誤”進行嚴厲批判，並停止了他的省-委-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然後作出決議，把他貶謫下放到閩浙贛蘇區的東部邊沿，浙江省的江山縣（戴笠的老家）擔任區委書記。於是，曾洪易就垂頭喪氣地帶着六個人和七支駁殼槍，準備到江山縣建立革命據點。
但一路輾轉到任之後，原本就缺乏幹勁的曾洪易，又更加沮喪地發現，江山縣這裡地處交通要道，國民黨的統治力量強大，當地黨員只有寥寥三、四人，羣衆基礎單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該如何開展。
他帶的幾個游擊隊員，原本就對曾洪易這個窩囊領導很不服氣，眼看着他經不住困難與挫折的考驗，整天只知道唉聲嘆氣，於是又都紛紛回到了蘇區，把他一個人丟在了江山縣。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蘇區的路又被封鎖，曾洪易在江山縣也實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顆沮喪的心離開江山縣，一路輾轉到了海邊，想辦法混上一艘輪船，準備到上海尋找上級黨組織，碰碰運氣。
由於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個月，信息不夠靈通，無形之中恰好錯過了某些有關於紅軍動向的新聞。
因此，旅途疲憊的曾洪易政委剛剛抵達上海，在十六鋪碼頭上岸，就被一個空前“喜訊”給震得不輕：
“……號外！號外！赤-匪第十軍團攻入蘇州，上海特別市危在旦夕！”
“……號外！號外！赤-匪第十軍團於蘇州發表反日宣言，聲稱要對虹口的日本駐軍宣戰！”
“……公共租界工部局發表緊急聲明，宣稱萬國商團有信心保衛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驚擾……”
“……吳鐵城市長緊急發佈全市戒嚴令，同時向日本在滬駐軍求援！已獲日方首肯！”
“……奇恥大辱！上海特別市邀請日本侵略者協防上海華界！莫非蔣氏政府已成日本傀儡呼？”
……
於是，迎着黃浦江上吹來的凜冽寒風，聽着報童們的朗聲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編行李箱子，頓時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張大得可以塞進一隻鴨蛋。
“……居然打到了蘇州，接着還要打上海？！老方，還有粟裕和尋淮洲他們，啥時候這麼有能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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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24日，上海灘
如今雖是聖誕節前的平安夜，但素來以時尚摩登而聞名的上海灘，此時卻毫無節日的歡慶氣息。
——因爲一股似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工農紅軍，還有一篇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的抗日宣言，整個上海灘都彷彿變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使得市面上陷入了一片難以形容的騷動和不安之中。
雖然吳鐵城市長早已下達了戒嚴令，但他卻嚴重缺少落實這一政策的人手。之前，爲了守住崑山，他已經派出了手頭僅有的保安總團和警察總隊。如今崑山失陷，紅軍繼續進逼，他不但不能組織力量彈壓市面，還要把一切能蒐羅到的兵力都派往鐵路和公路沿線，層層截擊，以求稍微阻滯紅軍的推進速度。
——上海的近郊沒有任何工事，並且已經沒有時間搶修陣地，即使把紅軍放進城裡打，也絕對守不住。
然而，焦頭爛額的吳鐵城市長顯然並不清楚，他後面到處蒐羅來的幾批雜牌軍，幾乎是剛出上海，就一鬨而散了——拜託，連齊裝滿員的正規軍精銳，在這股赤-匪面前都不是對手，咱們這點人豈不是去送死？
至於國民黨身邊可用的唯一外援，虹口租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雖然在吳鐵城市長前來求援時吹得牛皮烘烘，但真正落實到戰場上的時候，還是比較清楚自己有幾斤幾兩的——自從一二八事變結束，淞滬停戰以來，最多時一度擁有數萬兵力的駐滬日軍，目前早已削減到了兩千八百人左右。即使緊急動員日租界的武裝僑民，估計也只能湊出四千人，委實太過單薄……跟搶地盤相比，似乎還是守住現有的租界更重要。
當然，以日本軍隊一貫的驕狂和莽撞，他們在動員僑民緊急修築街壘的同時，也還是派出了大約五百名士兵，前往相鄰的閘北一帶，從華界圈佔地盤——如果支那赤-匪最後沒來上海，或者這些支那赤-匪像東北的支那軍隊一樣不堪一擊的話，日軍就能把自己在上海的地盤再次擴大一倍！
按照某些滿腦子“皇軍無敵”的日本下級軍官的說法，“一個日本人可以頂十個支那人來用”，僅憑上海租界的兵力，就足夠消滅這支不自量力的支那赤-匪，順便再把整個上海作爲戰利品一口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