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番朱由檢下旨，凡山陝、山東、河南、京畿地區受災府縣除免徵三年賦稅以外，自崇禎十年起，所有新墾田地前三年免徵，後三年減半計徵，這項舉措會讓北地數千萬農戶得到巨大的實惠。但作爲戶部尚書的侯恂則是清楚，朝廷卻是會少了一筆鉅額收入，這讓過慣了苦日子的他心中十分的不捨，這才藉着機會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戶部自鹽利與皇帝分成後，太倉銀庫收入大幅增加，並且很多大額支出都是由皇帝自內帑發下，這樣就替戶部剩下了大筆銀子。自從銀子多了之後，戶部上下一改之前怕見外官的畏縮樣子，一個個說話都變得大聲起來，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戶部有錢是的。
以前爲啥怕見外官？因爲來人都是要錢來的，並且都是有正當理由，你手裡沒錢給人家，最後費盡口舌解釋完畢，人家一肚子怒氣，大吵一頓後離去。這種事發生多次後，戶部上下都覺着好像自己欠別人錢是的，所以一見外官上門，一家人就趕緊找藉口避開。
溫體仁等重臣好奇之下曾問過皇帝，許多本該由國庫支出的費用，爲何皇帝要用自己的錢發外？要知道朱家歷代皇帝大多都是守財奴，對朝臣要求從內帑出銀以資國事的要求向來十分反感，這些朱由檢的前輩們有個奇怪的論斷：國事是外朝的事，自該由朝廷拿錢處理，爲何要我們朱家拿自己的錢去爲朝廷做事？
朱由檢自是被前輩們這種奇葩理由雷的外焦裡嫩。這天下不就是朱家的嗎？皇家的錢除了供自家開銷以外，拿出來國用難道不應該嗎？大明要是亡了，你內帑堆積如山不也成了別人的嗎？
朱由檢對朝臣們的問題回答的很簡單：這天下就是我們朱家的，天下的財富就該爲天下所用，何來公私之分？
溫體仁等人對皇帝的回答都是欽佩無比，這纔是一位君王應該有的胸襟和氣度啊。
侯恂那張原先皺巴巴的苦瓜般的老臉現在也圓潤了幾分，看着也好像年輕了許多。心情大好下，年近六旬的侯老頭居然又納了一房妾室，據說現在已經有了身子，這讓朱由檢不得不佩服老侯某方面的強大功能。
朱由檢開口道：“國朝局勢動盪已有十餘載，現下境內初定，正該是讓百姓修生養息之時，民富國纔會強，朕不欲看到一個國富民窮的大明！侯卿之言雖是爲朝廷打算，但現下不論是太倉還是朕的內帑，並不缺百姓用以餬口的那點錢糧，加徵計徵田地賦稅纔是真正的與民爭利！侯卿之言恰恰給朕提了個醒，朕突然想到了金花銀一事；身爲天子，應事事處處爲民着想，金花銀已歷近兩百載，現下情形已於當初大爲不同，朕覺着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金花銀的設立始於正統年間，向來是皇傢俬產最重要的來源。
正統元年，左副都御史周銓上本英宗朱祁鎮，建議於南直隸、湖廣、浙江等交通不發達的地區，將田賦折成布帛銀兩後上繳，以解農戶繳納賦稅之難。
朱祁鎮遂下旨將南直隸、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西六省應繳的四百餘萬石夏秋田賦折銀徵收，免去百姓奔波之苦。
六省所繳糧食按當時的市價折銀，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加起來六省田賦折銀共計一百萬兩左右，這些銀兩全部納入內承運庫中。
英宗遂將納銀額度定在每年一百萬兩，這就是皇家金花銀的來歷。
一旁的王承恩可是知道自家主人的脾性，一聽朱由檢提到金花銀是時候改變的事，他趕緊小聲說道：“皇爺，那可是一百萬兩銀子，留下能辦許多大事！皇爺，咱自家日子也得過好啊！”
殿內的衆臣聽到皇帝的言論後倒是無太大反應，他們也習慣了皇帝這幾年各種散財的方式，看來皇帝是有免徵金花銀的打算。
雖然與己無關，但衆臣對皇帝這種舍私財、利黎民的做法也是敬佩無比，歷朝歷代很少有如現在這位天子這般仁慈的君王。遠如漢之文景，近如宋之仁宗，雖然也是善待百姓的明君，但卻不像眼前這位那樣既仁慈又慷慨。
朱由檢沒搭理王承恩，自顧自沉聲道：“朕之前甚少出宮，於民間疾苦所知不多；但近幾年數次巡視皇莊農事之後方知百姓之苦！尋常農戶一家老少數口，辛苦一年後方勉強落得僅供餬口之糧。要知道過日子可不僅有糧便可，油鹽醬醋、布帛針線、生病求醫等等諸多事物，哪一樣不需用到銀錢？可農戶們有何處獲取所用之銀？朕只知多數家庭中之青壯，利用農閒時節除外幫工，以換取微薄之資供養全家。可諸卿知否？其一季賣力所獲，甚至抵不上殿內諸人一餐之費！”
殿內衆臣工聽到皇帝的話語後，有的心內羞慚，有的無動於衷。
朱由檢聲音逐漸高了起來：“許多窮困之戶，平常無病無災時尚能勉強存活，可一旦家中有突發之事，例如家人突染惡疾，家人爲其耗盡僅有之財後，最終將會因無錢醫治而亡！此種事例在大明每一日都會生髮無數，朕作爲一國之主，諸卿身爲牧民之官，心中可曾自問，自己盡職乎？朕並非教諸卿捨己爲民，但朕既是天下共主，若拔一毛而利天下，那朕爲何不爲？朕不欲強求諸卿同樣如此，朕只望諸卿於事關民生之策時，多多慮及民之艱辛與不易，而非只着眼於自身相關之利益，望諸卿思之！”
衆臣盡皆默然，皇帝的話對很多人的內心還是有所觸動的。但衆臣畢竟都是身居高位之人，對民之艱辛並未有切身體會，
所以儘管心有所感，可還是缺乏更真實的認知。
朱由檢也知道僅憑自己的說辭，很難讓衆臣對百姓的困難有直觀的感受，若沒有具體方法的話，自己今日之言就如同一陣風一般眨眼而逝。
他接着說道：“朕觀而今大明官場之人，不管身在朝堂也罷，久歷地方也好，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便是慣於高高在上，自認高人一等；許多官員會認爲，所謂草民，便是命如草芥一般，收割完一茬，來年就會長出新草，如此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草民天生就該種田耕地、紡紗織錦供養官府，不管官府如何壓榨與民衆，草民們亦當逆來順受，聽之任之。此種認知何其荒謬也！豈不知，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朕曾聞數年之前，陝西之地有官員痛罵流民，罵其爲何不坐家等死，而是給官府增添麻煩！朕初聞其如此言論之時，便如今日知信陽之事一般，心內既驚又怒！讓朕迷惑之處在於，此等樣人是如何讀書、中試、入職朝堂的！其言行與禽獸何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