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個人幹了什麼很重要，知道一個人爲什麼這麼幹比知道一個人幹了什麼更重要。
袁崇煥爲什麼要殺毛文龍？他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所謂“正史”總是對此避重就輕，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它。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擺在太陽底下曬一曬。
有些人認爲，袁崇煥殺毛文龍的理由“可以有”，比如毛文龍跋扈，袁崇煥要統一事權等等。
但我認爲袁崇煥殺毛文龍的理由是“真沒有”，因爲以上理由雖然有一定道理，但頂多可以作爲處分毛文龍的理由，以此誅殺毛文龍就說不過去了。這些理由如果與毛文龍不能殺的理由比起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一、毛文龍在敵後方開闢了第二戰場，起到了牽制作用。單憑這一點，毛文龍就不能殺。
二、毛文龍有天啓皇帝賜予的尚方寶劍，任何人不得任意誅殺。天啓曾經在遼東發放過三個尚方寶劍：一個給了王之臣，一個給了滿桂，一個給了毛文龍。崇禎繼位後，收回了王之臣和滿桂的尚方寶劍，但是沒有收回毛文龍的。袁崇煥將天啓的尚方寶劍視若鹹魚幹，採取誘騙和突然襲擊的方式誅殺了毛文龍，他完全沒有資格這樣做。
三、袁崇煥殺毛文龍是“矯詔”，這是殺頭之罪。袁崇煥之所以敢理直氣壯地到毛文龍的地盤殺他，因爲他假冒聖旨，拿皇帝作擋箭牌，揚言“皇上賜尚方（劍）正爲此也”，毛文龍的部下因此纔不敢表示異議。
可以看出，誅殺毛文龍的阻力實在太大了，不僅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了殺頭之罪，如果是爲了統一事權，因爲看不慣毛文龍跋扈，不可能去冒這麼大風險，因此這些理由基本可以排除。
肯定一件事情要比否定一堆事情難得多，因此說不行的人總是說怎樣行的人多。否定一件事情也不能肯定另一件事情，要想回答袁崇煥爲什麼殺毛文龍的問題，我們還得另找原因。
原因在哪裡？我認爲可以從兩個方向去探索事情的真相：一個是與朝廷的黨爭有關，一個是與後金有關。
種種跡象表明，毛文龍雖然孤懸海外，但是無孔不入的黨爭並沒有放過他。毛文龍是王化貞的人，王化貞後來被目爲“閹黨”，因此毛文龍與東林黨的關係很不和諧。
崇禎繼位後，東林黨人佈列朝堂，對魏忠賢集團實行“除惡務盡”的政策，毛文龍因遠在天邊，是唯一的漏網之魚。
但是近在眼前的朝臣不時在崇禎面前做他的文章，毛文龍的日子很不好過，他多次上疏自辯，抱怨道：“臣一介末弁，孤處天涯，曲直生死惟命是從，豈敢嘵嘵取憎？實在是文臣誤臣，而非臣誤國！”
他預感到了處境的危險，怒斥道：“諸臣獨計除臣，不計除奴，將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於同室”。可見毛文龍與東林黨朝臣的矛盾己經十分尖銳。
迫於形勢，毛文龍開始爲自己找後路，他通過叛逃到皮島的王子登搭線，同後金密謀和談，以緩解雙方的敵對關係。
對魏忠賢集團奉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崇禎皇帝對毛文龍卻網開一面，繼續奉行優容政策。他就羣臣批評毛文龍虛冒軍餉一事批示道：“遼東人民到海島避難，拿起鋤頭就是民，穿上盜甲就是兵，與內地的情況有所不同，毛文龍只管好好幹，幹出成績，誰還能拿冒餉說事！”
毛文龍看到崇禎仍然支持他，就毀約綁後金使者闊科上京，以表忠心，使得兩者的交通中斷數月。袁崇煥上臺後對毛文龍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毛文龍再次騎到了牆頭。崇禎元年九月到崇禎二年四月，毛文龍加強了與後金的交往，先後通書五封，後金回書至少三封。可見毛文龍對袁崇煥上臺的反應是非常大的。
袁崇煥離京出關之前，內閣輔臣錢龍錫親自到其住所，諮詢袁崇煥“五年復遼”的方略。袁崇煥說：“首先從東江做起。”錢龍錫詫異地問道：“爲什麼不從陸地進攻，而從海道呢，而且毛文龍用起來也未必很得力。”袁崇煥解釋說：“毛文龍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殺了他。”可以說他早己下定決心殺毛文龍。他還說：“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手，臣饒爲也。”可見他不僅考慮了殺不殺的問題，還考慮瞭如何殺的問題。後來他殺毛文龍正是採取了“入軍斬帥”的方式。
通過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判斷，袁崇煥去遼東前曾和有東林色彩的大臣商量過毛文龍的問題，並己經定下了“入其軍，斬其帥”的即定目標。
因此袁崇煥對毛文龍的處理有可能是朝堂上圍剿“閹黨”的延續。
通往真相的另一個重要方向是後金。
袁崇煥兩次與後金接觸的受害者都是毛文龍。第一次接觸造成了後金出兵攻打朝鮮和毛文龍，毛文龍損失極大，袁崇煥下臺也與此有關。第二次接觸時，毛文龍己經呆在海島上，後金鞭長莫及，而袁崇煥卻出人意料地做了後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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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體現了後金的戰略利益，第二次則實現了這個目標，很難說這兩者沒有聯繫。
毛文龍被殺幾個月後，金兵從喜峰口長城入關，威脅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己巳之變，人們將此事與毛文龍被殺聯繫起來，認爲毛文龍被殺與後金發動的事變有關，從而形成了對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事件的官方看法——“斬帥踐約”。
這種觀點認爲，袁崇煥許下了“五年平遼”的海口，卻又實現不了，爲了避禍，袁崇煥與後金秘密和談，企圖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但是由於朝廷不同意和談，袁崇煥不得不鋌而走險，進行“脅和”。袁崇煥與後金商定，由後金出兵包圍北京，迫使明朝簽訂城下之盟，從而達成議和，這樣袁崇煥就不用再揹負“五年平遼”的重擔，後金也不用再擔心明朝發大兵來攻打。
這種想法符合後金和袁崇煥雙方的利益，但是後金要冒一定的風險，因爲長途奔襲北京的話，後方容易被明軍抄襲。因此，袁崇煥誅殺毛文龍正是爲了取信於後金，同時在軍事上消除後金的後顧之憂。
這個觀點一點也不新鮮，在明代，這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一個主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