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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進京述論
東漢末年董卓進京，剝奪了何太后作爲帝國最高決策者的地位，並將代少帝繼統的獻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漢魏之際皇權嬗替的進程，由此而發軔。
黃山《後漢書集解校補》在比較了董卓、曹操時期宰相制度異同後指出：“（曹操）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爲優於卓，實則甘心爲卓所爲而已。”黃山拘泥於名教，對於一切動搖漢室基業之舉，統統加以否定，其立場並不足取，但他揭示了董卓、曹操政治上的繼承關係，見識又有過人之處。
本文試圖澄清董卓進京的基本史實，進而重新認識漢魏之際歷史劇變的背景。
一、廢少立獻與迫何太后歸政
（一）有關廢少立獻的兩處疑點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廢少立獻，一時震驚朝野。董卓此舉用心何在？由於舊史所述疑點頗多，而顯得撲朔迷離。
《後漢書董卓傳》：“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以上范曄記敘董卓廢少立獻之緣起，十分可疑，有待於深入辨析。
其一，董卓廢少立獻的前提，據範書本傳說是選賢。其時少帝年十七，陳留王僅九歲，相形之下，後者更加缺乏執政的能力和經驗。重要的是在羣臣看來：少帝“富於春秋，行無失德；”〔1〕“未有不善宣聞天下。”〔2〕《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所載廢少之策，謂“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云云，與士大夫所言差異甚大，可信都是董卓強加的不實之辭。
再者，少帝一行人連夜出逃，突然與涼州羌胡兵相遇，其張皇失措本來是正常的反應；陳留王即使確如史籍所述能夠從容應答，也是由於年紀幼小，身陷險境而懵然無知。董卓僅僅憑藉其與少帝、陳留王的一次對話，就判定二人的賢愚，是令人費解的。另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董卓將步騎迎少帝於北芒阪下，“〔卓〕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我認爲，這段記載可能更接近於事實。
少帝（確切地說是臨朝的何太后）信用宦官，敗壞朝綱，已爲朝野所共見。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見少帝時的寥寥數語即可推知：他是抱着一種對少帝、太后批判的態度進京的。也就是說，其廢黜少帝的動議，與少帝在萬分恐懼之中能否流利“辭對”，實際上並無多少關係。
其二，董卓欲行廢立的另一個因素，似乎是考慮到他與少帝、陳留王關係的親疏。徵諸史實，陳留王劉協確曾“爲董太后所養”。但是，董太后籍貫在河間，其父即河間孝王劉開之孫、解瀆亭侯劉萇；董卓則是隴西人，其父君雅官至潁川綸氏尉。可以說，董卓與董太后兩個家族，在地域、官閥、婚配諸方面相去甚遠。“卓自以與太后同族”，而選擇陳留王繼統，顯得極爲牽強。
那麼，董卓廢少立獻的真正起因，究竟又是什麼呢？
（二）廢少立獻是迫何太后歸政的前奏
董卓廢少立獻的同時，還有另外一項大的舉措，即迫使臨朝的何太后歸政。這兩件事有着內在的聯繫，事實上，廢少立獻是爲何太后歸政所做的準備。
中平六年四月，靈帝死，少帝繼位，何太后臨朝。同年八月，太后兄何進謀誅宦官，反爲宦官所殺。《後漢書何進傳》：吳匡、袁術燒南宮，諸宦官“因將太后，天子……從複道走北宮”，以避兵鋒。盧植於閣道窗下仰數宦官段圭，“段圭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董卓進京後意在獨攬朝政，而何太后倖免於難，勢必繼續臨朝，這自然又會約束董卓的權力，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
董卓的目標在於逼迫何太后放棄臨朝，但僅僅做到這一步，並不能完全排除其隱患。因爲接替何太后權力的少帝，正是何太后所生，其得以登極，亦賴何氏之助。何太后歸政之後，仍然可以通過少帝，對朝政發生影響，使董卓難於真正操縱皇權。更嚴重的是，董卓如果殺死何太后，又將同少帝結下深仇。董卓對少帝這個潛在的敵人，不得不有所防範。廢黜少帝之事，大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董卓需要尋覓一位劉姓宗親，取代少帝的位置。當時，少帝異母弟、陳留王劉協是最合適的人選。除了與靈帝血緣親近的條件外，陳留王生母王美人當年正是何後鴆殺的。陳留王后來爲靈帝母董太后收養，而董、何兩位太后關係緊張，人們甚至懷疑董太后之死，是何太后及何進所害。陳留王終將與何太后產生隔閡。是不言而喻的。換言之，董卓嚴酷處置何太后，無須擔心引起陳留王的敵對情緒。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廢少立獻乃至逼何太后還政，又是以何太后的名義進行的〔3〕。按照東漢後期形成的制度，從皇帝去世到幼帝親政前的一段時期，臨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選擇皇位繼承人等重大國事的最終決策權。何太后臨朝聽政業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廢立之事，就獲得了合法的名義。其後袁紹謀立劉虞爲帝，遭到曹操的堅決反對，表明董卓的政敵們並未抓住任何抨擊乃至顛覆獻帝法統的口實。董卓假手何太后廢少立獻，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實際上，董卓逼何太后還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國民表態。前引《獻帝起居注》所錄策文又曰：“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爲何氏罪己之詔。而何太后喪失了權柄，就只能坐以待斃。《後漢書獻帝紀》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遷皇太后於永安宮〔4〕。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卻遲遲未對少帝下手。這裡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董卓進京之後，是把臨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視爲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險的對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爲首先消滅的目標。
（三）廢少立獻與何太后歸政的政治意義
東漢末葉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已經孕育了革新皇權的形勢。《後漢書黨錮傳》序論曰：“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議”運動發動的背景。余英時先生又謂東漢士大夫在與外戚宦官的衝突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羣體之自覺”〔5〕。但是如果進一步追究上述現象的根源，就不難發現：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權的支持分不開的。因此，儘管黨人名士在如何對待當朝皇帝或皇太后的問題上，態度大相徑庭，可是當他們自覺地與外戚、宦官劃清界限時，實際上又表現出對皇權的獨立性。我認爲此種獨立性，應該就是所謂“東漢士大夫之新自覺”的基本內涵，這也許可以算是對餘說的一點補充。
《黨錮傳》謂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釀成黨錮之獄。需要注意的是“誹訕朝廷”一句。朝廷在此應指皇帝，《後漢書王允傳》“朝廷”一語下李賢注云：“朝廷謂天子也。”與此同義。范曄既言“誣告”，李膺等人之“誹訕朝廷”，大概是無中生有的罪名。但我們不能設想，黨人名士面對“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的現狀，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卻又絲毫不觸及在位的皇帝和臨朝的太后。
《後漢書逸民傳》記錄一則“漢陰老父”指責靈帝的故事。余英時先生推斷，這是漢末社會上流行的看法，表明當時名教的君臣一倫已發生動搖〔6〕。餘氏的主旨在於探討魏晉君主觀的源流，與本文無關。然而，這畢竟有助於我們認識漢末士大夫與皇權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觀念的遷移。
前引《英雄記》謂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獻帝起居注》載廢少立獻之策，復謂何太后“統政荒亂”，其實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見。《後漢書袁紹傳》載董卓述其廢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進而又嚴厲批評了已故的靈帝。
《續漢書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劉昭引《袁山鬆書》錄此議頗詳，謂章帝以後，“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順、桓四帝）之號，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諸帝，甚至廢去其廟號，與黨人名士之“誹訕朝廷”，正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層意義上說，漢末清議運動又爲董卓政權的崛起，做了輿論方面的準備。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漢陽人閻忠就曾勸說手握強兵的皇甫嵩：“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直搗洛陽，清除宦官，繼而代漢稱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陳蕃之子陳逸等又說動冀州刺史王芬，趁靈帝“北巡河間舊宅”之機，以武力將其廢黜〔8〕。唐長孺先生指出：這兩次密謀是個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爲挽救東漢的政治危機，已不惜行“非常之謀”，即使“冒易代廢帝那種越出儒家道德規範的大風險”，也要一試〔9〕。這是漢末士大夫羣體在政治上的新動向。
不過，漢末的君主們雖已腐朽不堪，但要變革皇權卻並非易事，至少並非黨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閻忠、王芬的計劃亦未獲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閻忠之議，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10〕。曹操則拒絕參與王芬之謀，認爲“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yu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後漢書董卓傳》：何進、袁紹“謀誅宦官”，私呼董卓諸將入朝，“以脅太后”，其目的也絕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權力。
直到董卓進京，取代漢帝、太后執掌朝政，才真正摧毀了沒落的舊皇權，爲改朝換代準備了條件。我認爲，這是董卓廢少立獻及迫何太后歸政最重要的一項意義。
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爲東漢中後期主要的政治弊病，這一點無須贅言。本文要說明的是：外戚、宦官勢力在東漢社會中的生成、擴張，又與當時通行的皇太后臨朝之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繼擅政的外戚，其身後各有同姓的太后作爲憑藉。儘管何進兄弟在董卓進京前均已被殺，但是隻要何太后繼續臨朝，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險。
另一方面，東漢時宦官介入國事，往往也是出於皇太后臨朝的需要。《後漢書宦者傳》有一段論者習用的文字：“鄧後以女主臨朝，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可見皇太后與宦官之間，已結成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即使宦官把持政治，會帶來明顯的消極作用，臨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何進被殺一事進而說明，甚至在外戚與宦官形成對抗時，充當仲裁者的皇太后，也不會輕易拋棄宦官。
《何進傳》稱：袁紹等人在何進死後，“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餘人”。使宦官集團遭到一次滅頂之災。然而，何太后重新親政，終歸還要選用刑人。宦官勢力又可能死灰復燃，再度染指政治權力。
董卓迫使何太后歸政，東漢政局發生了顯着的變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賴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擾社會多年的外戚、宦官專權之弊，終於得到了抑制。這是何太后歸政的另一項重要意義。
二、關東、關西對立與並、涼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涼州集團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權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運，該政權內部各個階層、各種勢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決定的。
（一）關東與關西的對立
關東與關西的對立，是董卓之亂的突出表象。而關東方面的代表人物，幾乎均爲黨人名士，他們與董卓及涼州集團的矛盾，並不限於地域衝突的層面。董卓上臺後大批進用黨人名士，史家對此多有論列〔12〕。但黨人名士卻總是拒絕合作，有些甚至公開與董卓決裂。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討。首先我們可以斷定：董卓對於當時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兩個方面的嚴重破壞，是引起衝突的導火索。
董卓廢少立獻以及逼何太后歸政的意義，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條件，在於他不僅迅速控制了洛陽的軍隊，而且敢於突破名教觀念的束縛。
衆所周知，東漢黨人名士儘管一再掀起反對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於他們缺少兵權，所以當宦官勢力大舉進攻時，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雖然只帶三千步騎進京，但他尋而兼併了何進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權唯在卓”矣〔14〕。《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春秋》，董卓倡議廢立時稱：“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他軍權在握，與黨人名士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黨人名士一般具有較高的儒學造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羈絆。上文曾提到，東漢黨人名士的“羣體自覺”，本質上帶有獨立於皇權的意義，但這絕不是說，黨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權的必要性，至少多數人還缺乏這種認識
。
甚至連皇甫嵩、曹操一類人物，也囿於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涼州將家，又追隨黨人名士，漸入清議之中。他在軍事上一度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子酈就當面說：“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15〕可他拒絕了閻忠之謀，又束手就董卓之徵〔16〕，一再喪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權的機會。
曹操極力交結名士，並討得許劭一流的評語，但“濁流”的身世，使其難於躋身名士行列。儘管如此，他先是反對王芬推翻靈帝，後來又反對袁紹擁立劉虞。甚至到了代漢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司馬光評論此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於名教的制約。
我認爲，在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下，關東黨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們的人物，都難於邁出奪取東漢皇權的關鍵一步。
《後漢書蓋勳傳》引宋梟語，謂“涼州寡於學術”，反映了漢末社會一般的看法。史籍記載董卓諸將在魏晉之際的活動，無一與儒學有關，可見此輩正是缺乏學術方面的素養。他們的文化面貌，與關東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異的。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獻帝謂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將們大多也是如此，他們不具備參與清議的條件，以至在思想上無法同黨人名士溝通。《後漢書董卓傳》在記敘董卓擢拔黨人名士一事後，緊接着說：“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董卓做這樣的安排，一是“忍性矯情”以收攏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確實不能勝任素由名士壟斷的高級文職。
我們看到，正是“寡於學術”的董卓諸將，進京之後不爲名教所惑，果斷廢黜了少帝、何太后，開啓代漢過程的第一步。然而，這是黨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許別人做的事。他們和以董卓爲首的涼州集團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無可避免的。袁紹、盧植等人在廢立問題上，先後與董卓發生激烈爭執，就是有力的證明。
董卓以暴力奪權，又將暴力充斥於新朝。諸史謂董卓“以嚴刑脅衆”，“人不自保”，“羣僚內外莫能自固”〔18〕，顯然已引起關東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懼。至於董卓縱容軍士在洛陽附近殺擄*，社會的基本秩序蕩然無存，更造成各階層對其政權普遍的敵意。所以，儘管董卓獲得了“討滅宦豎”的名聲〔19〕，儘管他用心籠絡黨人名士，黨人名士最終還是要與他分道揚鑣。
然而由於董卓集團的骨幹分子多出自涼州，與中原黨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雙方政治、文化的衝突，又凸現爲關東、關西對立的形式。總之，董卓統治關東，面臨着複雜錯綜的矛盾。關東州郡舉兵反對董卓，就是這些矛盾激化的結果。
（二）董卓集團的羌胡化傾向
以往人們評論董卓之亂，時常將其與羌胡聯繫在一起，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董卓以幷州牧率兵進京，其麾下之兵是從涼州帶到幷州，再帶到洛陽的〔20〕。這支軍隊民族成分複雜，其中的確攙雜了羌胡。《後漢書董卓傳》中平六年卓上書雲：“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由同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條，可知“湟中義從”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後裔。“秦胡”一詞何義，學界衆說紛紜，臺灣學者邢義田釋爲胡化的漢人，是比較合理的〔21〕。不過，漢末涼州的胡化，實質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義從）、羌化的漢（秦胡）與羌（即羌胡），當時並無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將所領“湟中義從及秦胡兵”，一概稱爲“羌胡”；應劭可以說“董卓擁胡兵”〔22〕；蔡琰也可以認定“卓衆來東下，……來衆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漢族，《三國志》、《後漢書》都有明確記載，皇甫規妻卻斥之爲“羌胡之種”，這大概是由於董卓頗染於羌胡之風的緣故。《三國志董卓傳》：“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董卓少時所居之地毗鄰羌中，他與羌帥頻繁交往，不斷接觸羌胡習俗，難免受其影響甚至同化。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楊琦之語：“〔李〕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爲“羌禍”殃及之域，故楊琦所謂“夷風”，主要應指羌胡之風。《獻帝起居注》又謂董卓女婿牛輔帳下有“支胡赤兒”，《三國志董卓傳》載赤兒素爲牛輔“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條：“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牛輔選支胡赤兒等爲親兵，可信已習慣於其“略與羌同”的“被服飲食言語”。董卓翁婿的經歷，絕非個別的現象。涼州諸將中“習於夷風”者，恐怕不在少數。否則，他們是難於同羌胡之兵長期共處的。
這樣一來，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團在漢魏之際的
活動，尤其是他們進京後的暴行，就帶有鮮明的羌胡烙印。
雙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層民族衝突的色彩。董卓試圖在關
東立足，也變得愈加困難。
（三）涼州集團與幷州集團
關東州郡與董卓兵戎相見時，呂布等幷州武人，卻選擇了繼續與董卓合作的立場。涼、並兩大集團關係的演變，對漢末政局的轉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後漢書董卓傳》謂董卓進京之初，“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並其衆”，並、涼勢力的合流由此而發端。我們知道，靈帝中平六年以董卓爲幷州牧，《三國志呂布傳》記丁原由幷州剌史改任騎都尉，當與此同時。丁原籍貫、家世未詳，根據東漢時期官吏任職迴避制度，〔26〕可以斷定丁原本非幷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卻是從當地徵辟的，如《三國志呂布傳》：“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幷州。”同書《張揚傳》：“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幷州，爲武猛從事。”《張遼傳》：“雁門馬邑人也。……幷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
丁原任騎都尉後移駐河內，據《後漢書公孫瓚傳》注引《續漢書》，丁氏在河內至少有數千兵。《呂布傳》又稱：“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丁原在幷州，利用一些武力見長的僚佐，組建了強勁的武裝。他離開幷州時，又把這支軍隊帶到河內。丁原對呂布“大見親待”，是要藉助他繼續控制幷州兵。何進“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們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裝，同時獲得了干預中樞的機會。
袁宏《後漢紀》於靈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還宮一事下覆載：“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氏，拜執金吾。”由此事時間推測，丁原拜執金吾，應是董卓的安排。董卓雖然搶先一步進京，將少帝、太后挾持在手，佔據了政治上的優勢，但另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又知他在軍事上並不具備壓倒丁原的實力。董卓急於發表丁原爲執金吾，着意加以安撫，反而暴露出他對丁原及幷州兵的戒備、畏懼之心。
丁原擁兵自重，對董卓構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順利剷除丁原，關鍵又在呂布。那麼，呂布何以會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進京時兵力有限，丁原憑藉幷州之兵，足以與之抗衡。董卓採取欺騙手法：“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28〕呂布等幷州將大概也被迷惑，一時懾服於涼州大軍的威力。又《呂布傳》謂卓“以布爲騎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內時任騎都尉，董卓擢呂布爲騎都尉，大約是讓他接管丁原舊部。我懷疑，這可能就是董卓引誘呂布倒戈的條件之一。
不過，呂布投靠董卓，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呂布、董卓所在的並、涼二州，東漢後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區域，又是對羌戰爭的主要戰場。幷州境內原本有許多內徙的匈奴人，後來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與漢人長期雜居，董卓及涼州將因而“習於夷風”，已見上述。呂布一班幷州將，可信亦與之類似。《呂布傳》謂董卓“甚愛信之，誓爲父子”。他們同樣“寡於學術”，而以驍武聞名鄉里；最初又都擔任低級軍職，早年經歷十分相近。董卓、呂布二人氣味相投，並非偶然。
《後漢書》稱“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除涼州將外，也應包括呂布等幷州將。董卓政權中官員的高低、文武之別，同時又成爲關東黨人名士與涼、並武人集團的分野。《三國志孫堅傳》注引《吳錄》：王睿“以堅武官，言頗輕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孫堅的身分，按陳寅恪先生的說法，是“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29〕。他們的關係表明，漢末大姓名士對於武人階層的態度，是相當輕蔑的。
孫堅、董卓處在敵對狀態，李傕、呂布分屬涼、並二州，但是他們又有共同的特點：即缺少學術聲譽，而以武力着稱。他們都屬於社會地位不高的武人階層。
概言之，幷州武人集團追隨董卓與關東黨人名士對抗，最終取決於他們地域、文化、習俗及社會階層的背景。這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董卓政權的本質，是代表一批來自西北邊州、深受羌胡影響的中下級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遷都與王允之謀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挾獻帝遷都。據《三國志武帝紀》，關東聯軍方面的曹操，對此有一番評論：“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週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依曹氏之見：如果董卓高舉獻帝的旗號，分兵佔據長安、洛陽，仍能與關東諸軍抗衡。但是，董卓卻執意放棄洛陽，退守關中，這究竟是出於什麼考慮？董卓入關不久，便出現王允之謀，董卓政權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此事的背景又是什麼？
（一）董卓遷都的真實意圖
《後漢書董卓傳》曰：“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卻。及聞東方兵起，懼，……欲徙都長安。”一些學者由此推斷：董卓決策遷都，一是迫於關東兵的壓力，二是擔心白波軍切斷退路。我認爲，這第二條理由是難於成立的。
《後漢書獻帝紀》系白波軍攻河東、牛輔擊白波二事於中平六年十月；而關東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殺弘農王二事，則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獻帝紀》載當月大事又有：“白波賊寇東郡”。白波軍興於白波谷，諸史皆謂谷在西河〔30〕，唯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其標在河東，似不確。河東橫亙於洛陽、長安之間，西河在其北部，東郡則在洛陽以東的兗州境內。董卓醞釀遷都時，白波軍已經轉戰東郡，對於董卓西遷的路線，並不構成直接的威脅。
《三國志武帝紀》載：董卓將獻帝遷往長安，他本人則“留屯洛陽”。袁紹諸軍分據河內、酸棗等處。“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當時關東方面總兵力達十萬以上〔31〕，卻畏懼董卓而不敢出戰，說明董卓軍隊的戰鬥力相當強大。另據同書《孫堅傳》：“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又知董卓的兵力已遠遠超過剛到洛陽時的三千步騎。該傳注引《山陽公載記》錄董卓語曰：“關東軍數敗矣，皆畏孤，無能爲也。”並未把袁紹之輩放在眼裡。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離洛陽不可呢？
此時董卓的軍隊大致由四部分人組成：一是跟隨他進京的涼州兵；二是丁原舊部的幷州兵；三是何進、何苗兄弟二府（大將軍、車騎將軍府）之兵；四是進京後陸續招納、補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賴的涼州兵僅三千人。
董卓所率涼州之兵，本來遠不止三千。《後漢書董卓傳》記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涼州，“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同書《皇甫嵩傳》載中平五年董卓與皇甫嵩“各率二萬”，共拒王國。又《董卓傳》載靈帝“拜卓爲幷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董卓拒絕交出軍權，“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後漢紀》則謂卓“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到他自河東入朝，“步騎不過三千”，兵力只有在涼州時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幷州牧之前上書，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數語〔32〕。這批涼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戀故主，何以最後又紛紛棄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記載可知，董卓越往東走，跟隨他的涼州兵就越少。這說明涼州兵不願脫離本土，尤其不願脫離關西。董卓上書謂其部下爲“湟中義從及秦胡兵”。另據《後漢書段熲傳》：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將“湟中義從”討沈氐諸羌，“義從役久，戀舊鄉，皆悉反叛。”我懷疑董卓進京時兵員銳減，也是由於涼州兵“戀舊鄉”所致。離開董卓的涼州兵是否返回涼州，不得而知。但估計他們大多仍滯留在關隴一帶。《三國志》董卓及賈詡傳：董卓被殺，李傕諸將以“爲董公報仇”爲名，將其衆自陝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這十餘萬衆之中，很可能就有與董卓“相狎彌久”，而又未曾隨其進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們知道，董卓在關西的聲望和影響，與在關東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所以，董卓在面臨關東諸軍的壓力時，自然會選擇遷都長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關隴爲依託，實現與其涼州舊部的會合，從關中乃至涼州本土直接獲得兵源。董卓到達長安之後，究竟補充了多少兵力，並無明確記載。諸史謂董卓經略關中，自雲：“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33〕準備憑藉關中之兵，與關東勢力分陝而治，他在洛陽那種“恐懼不寧”的心態一掃而光，其收關隴之兵爲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這又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董卓政權的地域性特徵。
（二）王允之謀及其背景
董卓死於王允之謀。王允之謀的執行者是呂布等一批幷州武士，此事進而導致幷州與涼州人的血腥對抗。但王允之謀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幷州與涼州人的地域衝突，也不是幷州與涼州武將的權力爭奪，而是黨人名士與董卓政權矛盾的延續。
（1）黨人名士入關意在追隨獻帝皇統
王允在政變成功後，告誡其黨羽說：“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此話耐人尋味。衆所周知，鼓動、領導關東州郡反對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謂“關東舉義兵者”，大多爲漢末黨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樣也是一位頗具影響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確將起兵抗拒董卓的關東黨人名士，稱爲自己的同類。
相反，王允對於參與密謀的幷州人呂布，卻有另外一種看法。《後漢書王允傳》謂允“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層次的差別，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這與王睿“以〔孫〕堅武官，言頗輕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國志呂布傳》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王允爲實現其政變計劃，暫時拋棄成見，殷勤接納“州里壯健”呂布，並不意味着他改變了對呂布之流的評價。
王允之謀並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呂布刺殺董卓之前，長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現針對董卓的密謀。據《後漢書》、《三國志》，先後參與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衛尉張溫、執金吾士孫瑞、侍中種輯、越騎校尉伍孚、司隸校尉黃琬、黃門侍郎荀攸、尚書鄭泰、議郎何顒等多人。他們既是黨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團的中堅分子。問題在於，王允、荀爽等一批黨人名士，在關東州郡起兵之後，何以未能加入“關東舉義兵者”的陣營，而是跟着董卓跑到關西去了呢？
王允等黨人名士入關的原因比較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決心追隨獻帝的皇統。上節已說明：廢少立獻雖系董卓所爲，但獻帝的名分一經確定，在士大夫們心中就難於動搖。諸史謂袁紹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賴於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這份僞造的文書言及“天子危逼，企望義兵”，正是藉助獻帝名義，號召關東州郡討逆〔35〕。
曹操斥責袁紹等人擁立劉虞，已見前引。劉虞本人對稱帝一事也是嚴辭拒絕，《後漢書》本傳載其言曰：“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表達了繼續翼戴獻帝的心跡，與曹操可謂不謀而合。而且至曹操“將迎天子”之際，袁紹亦轉念“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36〕由此可見，獻帝在東漢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暫時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舊維持獻帝的皇統，就會有一批黨人名士與之合作，至少能夠繼續留在其政權之中。我們的問題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與董卓一道入關，入關之後，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劃反對董卓的密謀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謀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許多黨人名士看來，董卓入關後對待獻帝的態度，是有所變化的。《後漢書王允傳》：允至長安，“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遂與黃琬等“謀共誅之”。所謂“篡逆已兆”，就是說發現了董卓篡奪皇位的徵兆，這無疑是一項嚴重的指控。那麼，董卓的“篡逆”，是否確有其事呢？
《袁紹傳》載董卓提議廢少立獻時又表示：“劉氏種不足復遺。”胡三省評論此事，謂“卓意欲廢漢自立”〔37〕。袁紹當時對董卓說：“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竭力爲漢家法統辯護。我想袁紹並非無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於是警告其不要覬覦神器。然而，董卓畢竟保留了一位劉姓的天子，所以我們尚未從更多的士大夫那裡，聽到袁紹這一類影射“篡逆”的議論。
我懷疑是董卓入關以後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遷的黨人名士的警覺和反感。本文第一節引述《續漢書》及《袁山鬆書》，謂董卓以“功德無殊，而有過差”爲由，廢除和、安、順、桓四帝的尊號。靈帝的廟號，則未見史載，也許此前被董卓以同樣的理由廢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議定。漢末黨人名士的清議運動，雖然表達了對當時腐敗政治的不滿，但直言批評東漢皇帝者卻並不多見。董卓則不僅提出和帝以下諸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又公開貶去他們的廟號。這顯然是一項非常之舉，可能會被黨人名士視爲否定東漢皇統，乃至“廢漢自立”的先兆。
《後漢書董卓傳》：卓至長安，“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三國志董卓傳》注引《魏書》作“言其逼天子也。”《後漢紀》作“言逼上也。”據《續漢書輿服志》，此車應爲皇太子所乘〔38〕。董卓在輿服方面的僭越行爲，似不限於“竿摩車”一端，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間普遍的非議〔39〕。
董卓西遷時又自尊爲太師，號曰尚父，位在諸侯王上〔40〕。《史記齊太公世家》“師尚父”條裴駰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呂尚自況，張揚出凌駕漢帝的氣勢。《三國志董卓傳》謂遷都以後，“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由董卓這類違反禮制的舉動，可見其儼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傳》又說他改變成規，“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在制度上已明顯超越宰相職責，嚴重地侵犯了皇權〔41〕。
《後漢書董卓傳》又曰：“〔卓〕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齠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這與遷都之前“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的局面，形成極大的反差。董卓強化其家族在長安政權中的權勢，董氏子弟紛紛加官晉爵，地位之烜赫，一時大有超越皇族之勢。
凡此種種，均可能成爲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實。黨人名士們一旦確認董卓“篡逆已兆”，就會迅速行動起來，攜手捍衛獻帝法統與漢家社稷。在此形勢下，反對董卓的密謀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殺後，李傕諸將反攻長安。城陷之時，呂布勸王允逃往關東，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亂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42〕此所謂“關東諸公”，指起兵關東的黨人名士。聯繫前引王允“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當時分處關東、關西的黨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謂“勤以國家爲念”，就是要爲漢室效忠，他們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關東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隨獻帝入關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從子彧在東郡歸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創大業，“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稱曹魏建國之元功，已爲人所熟知。然而，據《三國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薨。”王夫之論此事雲：“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44〕指明其爲曹操“代漢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餘年，始終又“以國家爲念”。《讀通鑑論》卷九說：“則彧者，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寧，左摯右曳以亡其身。”又說他“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與其叔父荀爽，以及參與反對董卓密謀的其他黨人名士，當時雖然屬於對立的營壘，但他們對待曹操、董卓“篡逆”之舉的態度，卻是如出一轍的。
餘論
董卓進京，徹底剝奪了漢帝、太后殘餘的權威，摧毀了腐朽衰落的舊皇權，使困擾東漢社會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專權問題，初步得到了解決。董卓及其涼州武人集團，在東漢帝國崩離之際得以發揮關鍵作用。究其原因，似取決於他們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余英時先生指出：東漢政府將羌人安置於帝國境內，造成了涼州等邊疆地區漢人的“蠻夷化”〔45〕。餘氏所謂“蠻夷化”，相當於本文討論的“羌胡化”。而本文一個基本結論就是：包括董卓集團主要成員在內的涼州武人階層，缺乏學術而擅長武力，明顯帶有“羌胡化”的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強力手段顛覆東漢皇權的同時，又完全破壞了最基本的社會秩序。涼州秦胡兵肆虐於洛陽，在關東地區引起廣泛的恐慌和敵意。董卓敢於行廢立之事，敢於逼太后歸政，敢於挾獻帝遷都，敢於黜漢帝尊號，動搖東漢國本，開啓代漢過程的第一步；卻又無法長期立足關東，無法“移神器於己家”，完成代漢過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動，只是爲曹操等關東勢力開闢了道路。
曹操由討董卓起家，實際上又繼承了董卓的政治遺產。應劭稱董卓“百官總已，號令自由”〔46〕；范曄則雲：“自許都以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47〕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挾天子以令諸侯。黃山謂曹操“甘心爲卓之所爲”，正是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陳寅恪先生將魏晉統治者曹、司馬二氏，劃分爲“非儒家的寒族”與“儒家豪族”〔48〕。我想說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卻周旋於黨人名士之間，與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精通兵家韜略，又留意於儒學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交替爲用，相得益彰〔49〕。所以，曹操不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衆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權具有比董卓政權更爲廣泛的社會基礎。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過董卓。他利用雖無權威卻仍爲名義所在的漢天子，樹立了足以威懾、統制北方的新皇權，進而爲曹魏代漢奠定了基礎。
最後附帶指出，董卓代表涼州及西北邊郡武人集團的利益，而在他執政期間，尤其是遷都關中之後，整個武人階層的政治、社會地位，都有顯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羣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權之下，武人階層仍得以長盛不衰。此事影響所及，魏晉之際的大族名士，爲獲得政治上的發達，及維持家族的顯貴地位，亦紛紛擔任武職，追求軍功，“儒家豪族”呈現令人矚目的武人化傾向。司馬氏滅蜀之役，鄧艾、鍾會二士爭功。鄧艾是寒族武人，鍾會則爲大族名士。至於河內司馬懿，雖以文學起家，卻又長年征戰，憑藉軍功營作家門，最終取得代魏的資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證。
註釋：
據《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欲行廢立，盧植表示異議，遂有此言。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春秋》所載袁紹之語。
《後漢書董卓傳》謂卓“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集解》引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其時董太后已死數月，且《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所載策文，又有“永樂太后（即董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之語，故爲董卓所脅之太后，只能是何太后，而不是董太后。王說有誤。
太后臨朝居南宮，永安宮位於北宮的東北，靠近上東門處。參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論》二“東漢的都城（雒陽）”。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六、七。
見《後漢書皇甫嵩傳》、《三國志賈詡傳》注引《九州春秋》。
見《三國志武帝紀》及注引《九州春秋》。
唐長儒：《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後漢書皇甫嵩傳》皇甫嵩語。
《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曹操語。
《後漢書竇武傳》：武“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與宦官王甫之兵對峙闕下。而“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竇武本人最終也被迫自殺。
《三國志董卓傳》。
見《三國志皇甫嵩傳》。
《後漢書皇甫嵩傳》：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徵嵩爲城門校尉。長史樑衍勸嵩以所率三萬精兵，迎接獻帝，征討董卓。“嵩不從，遂就徵”。
《通鑑》卷六八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曰”。
《後漢書》、《三國志》董卓傳。又裴松之引《英雄記》雲：“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
《後漢書鄭泰傳》泰謂董卓“討滅宦豎”云云，似爲溢美之辭。但同書《董卓傳》載樑衍勸說皇甫嵩與袁紹夾擊董卓，復謂“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乃是來自敵對一方的聲音，可信程度頗高。據知世人已將袁紹等人“討滅宦豎”之功，一併歸在董氏名下。
《後漢書董卓傳》：“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幷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覆上書言曰：‘……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見邢義田《“秦胡”小議─讀新出居延漢簡札記》。
《御覽》卷六九九引《風俗通義》。
蔡琰：《悲憤詩》。此詩真僞，史家歷來有爭論。今從郭沫若說，見郭氏《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李傕，北地人。”
《三國志董卓傳》謂牛輔有“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據《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友胡”應爲“支胡”之訛。
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卷第十一章。
《後漢書何進傳》：“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後漢書董卓傳》文略同。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一篇。
見《後漢書》靈帝紀、董卓傳，及獻帝紀注引薛瑩《後漢書》。
《後漢書袁紹傳》：袁紹諸將“衆各數萬”；《三國志武帝紀》：張邈諸軍“兵十餘萬。”
《後漢書董卓傳》。
《後漢書》、《三國志》董卓傳。
參見《後漢書》、《三國志》王允等人本傳。
《後漢書袁紹傳》：“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
見《後漢書袁紹傳》。
《通鑑》卷五九中平六年八月胡注。
《續漢書輿服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劍拆華蚤，黑櫅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後漢書蔡邕傳》：邕謂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可知西京士大夫對此，普遍是不滿的。
《三國志》、《後漢書》董卓傳及杭世駿引《虞荔鼎錄》。
《通鑑》卷六○初平六年胡注曰：“三臺：尚書檯、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颱，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我認爲“三臺”在此似指三臺之率，即尚書令、御史中丞、謁者僕射。尚書令職掌，據《漢舊儀》作“主贊奏，封下書。”可知其本應直接面見皇帝，上傳下達。董卓召呼尚書令諸官詣太師府啓事，以天子地位自居，無疑是對皇權的僭越行爲。
事具《後漢書王允傳》。
《通鑑》卷六六建安十七年“臣光曰”。
《讀通鑑論》卷九“獻帝”之一。
《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風俗通義》。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荀彧別傳》，荀彧曾與曹操反覆討論名教的問題。荀彧不懈鼓吹禮學教化，固由“儒家豪族”之家世背景使然。而曹操當戎馬倥傯、立功立事之際，於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懷。他仰慕虞舜之“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光武之“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醉心於“王道兩濟”的境界，與董卓乃至其他“非儒家的寒族”，又是有天壤之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