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利益之大，是讓人無法想象的，但可憐的大明所有的海洋貿易，還是以着那可憐的‘朝貢’爲主。大明仗義，仗義到了這處海洋貿易屢屢吃虧的程度。大明的產出，對於諸國的民生需求量相比，是供不應求的。大明朝廷不做，民間主動的承擔起了這個責任。
這些海商們靠着信風，每年都可以出海在自己的交易線上幹一二趟。帶上大明的特產出發，再帶來海外的特產回到大明來出售，獲利之豐讓人無法想象。有的航線上還有一船貨半船銀的傳說，讓人聽說就饞涎欲滴，比如生絲到日本的線路。
現在的大明可是沒有海關稅之說，可以說完全就是隨便走私，這讓東南的許多商家有了相當大的收益。至於海上的幾番勢力，他們也是知道的，甚至許多的海商都需要買年票、月票這種可保平安的‘保護費’。只要插上特殊的旗子，讓通過的諸盜地盤時，就可以平安了。
他們可以忍受這些盤剝，因爲這些盤剝比起朝廷的稅收來可要少的多了。
大明海關稅制並非象後世所說的根本沒有，那是相當的胡說八道的，別的不說，就大明各位皇上愛財的程度，怎麼可能會放棄這一塊重要的收入來源呢？
大明海關稅經歷了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大體可劃分爲三個階段:正德以前爲第一階段,海關無任何稅收;正德、嘉靖年間爲第二階段,徵收20%的實物稅;隆慶開放後爲第三階段,進出口稅制逐步完善,由抽實物改爲抽銀。
明朝初年,朱元璋鑑於“海疆不靖”的現實,擔心張士誠、方國珍的海上殘餘勢力捲土重來,也爲 了防備倭寇的騷擾,便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正所謂“明祖定製,片板不許下海”。
另一方面,大明又需要“萬邦來廷”,以樹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所以朱元璋剛即位,就遣使四出,“廣加招徠”,要周邊國家“稱藩納貢”。於是,各國便借“朝貢”之機,與明王朝進行有限的物品交換,這就出現了所謂“朝貢貿易”。
明廷專設有市舶司就是爲了朝貢貿易。而設立市舶司的職能和目的相當清楚,即“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所謂“抑奸商”,就是禁止私人海外貿易;所謂“俾法禁有所施”,就是海禁政策得以有效的實施。
再加上，咱們大明的大方。所奉行的是“厚往薄來”政策， 即爲了與“天朝上國”的皇帝身份相符,回賜物品的價值都遠遠大於貢品的價值，到了明成祖時更在此基礎上再來一個‘加厚’，所以朝貢貿易根本就是賠錢買賣，又哪裡來的收稅之說。
而在貢使的使團中,有許多商人,都挾有大量私物。他們自然都以謀利爲目的,除在會同館和市舶司交易外,還在赴京途中或別的地方違禁交易。明廷對這類違禁之事大都予以寬宥,而且也不予徵稅。
鄭和下西洋的推動,來明廷朝貢的國家和地區迅速增加到30多個。鄭和下西洋回國時,有17個國家和地區的使團隨鄭和來華。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時,有16個國家和地區的使團隨鄭和回國。這真是前所未有的盛況。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使團在中國的貿易量自然也就很大了。明廷不僅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而且一律免稅,致使“歲時頒賜,庫藏爲虛”,成爲國家一項沉重的負擔。
因此,一些大臣屢次嚮明成祖奏言,至少應對貢使的附帶私物徵稅,但皆被明成祖拒絕。明成祖那邊估計是出於尋找建文帝的原因還是腦子上鏽，直接以“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 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徹底的拒絕。
這話說的多大氣，海關稅能有多點錢，我連海上來來回回的船票都給他們省了，還在乎這點小錢！這也是鄭和下西洋如此壯舉最終不得民心，失敗再失敗的根本。
所以,直至正德以前,明王朝在朝貢貿易中沒有稅收。
成化以後,違禁私出的大海商時有所見。他們在海外走私貿易中獲利甚豐,因而走私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令明廷防不勝防。這使得正德認識到,與其讓他們偷偷摸摸地進行走私貿易,還不如向他們徵些稅好。於是明代海關在正德時便開始有了稅收。
稅收的方式就是抽分。最先的抽分比例直接來個一半。這個稅率可是夠大的，直接分去一半，最後也是慢慢減少，直到了百分之二十。
本來大明這種制度好好的。沒有了閉關鎖國之策。歐洲那邊與大明的貿易也開始起來。一切向上正常的軌道發展下去了。但又來了倭寇這種極其令人討厭的生物，嘉靖二年(1523),寧波發生了兩起日本貢使“互爭真僞”的“爭貢之役”, 這一役使很多無辜的大明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致使沿海震動。
嘉靖帝‘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於是,浙江、福建兩市舶司皆被罷撤。廣東市舶司雖未被罷掉,但爲了禁絕私商前來貿易惹是生非,所以連朝貢貿易也一律禁止。
這一階段的關稅也畫上了句話。朱由校不得不說，日本人害中國不淺矣！
而後，到了隆慶帝即位，因‘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的教訓,即位後馬上宣佈,准許在福建漳州部分開放海禁:“隆慶改元(1567),福建巡撫都御使涂澤民清開海 禁,準販東西二洋。”〔10自然,隆慶開放還有若干侷限,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不得販賣銅鐵、硝、磺等違禁品。
那時的大明就已經由政府組織了抵制日貨的高明舉措，唉，朱由校也不知道後世的同胞們是不是還堅持着抵制日貨呢。
而後就是各沿海的市舶司，以及更多的機構出現了。
制度是有了，但怎麼收上來、誰來收稅、逃稅等等問題就不斷的出現，真實的收到國庫裡這個問題的確是讓人商腦筋。
萬曆時對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起,由福建各府輪流派出官員一人到月港督餉,以防隱欺。萬曆二十七年(1599)稅使入閩,月港的關稅遂由宦官監領。萬曆三十四年(1606),宦官停止監領月港關稅,（這一點前文裡提到過，就是礦監、稅監，但很可惜，萬曆帝幹不過大臣。）改由漳州府每年派出官員一人,管理徵稅事宜。督餉館的設置一直維持到現在。只是到了崇禎時,天下動亂不已,月港衰敗,無多少餉稅可徵,督餉館才隨之關閉。但督餉館每年上交的也是二萬餘兩而已。
而海關收入的另一機構就是廣東市舶司，這個機構更乾脆，直接搬到了澳門，最終來了一個包稅制度——歲輸課二萬金。
海上的利益之大難以想象，所涉的關係網更是盤根錯節，有矛盾也有結合，什麼官商勾結、亦商亦盜，各種規則、潛規則均是不斷的，邊打邊做生意，好一派熱鬧的光景。
但這裡面有一個關鍵點，不過所有的人都不希望海上的事情讓皇上知道了，一旦讓皇上把手伸過去，那後果不堪設想。
皇上從再任袁可立復任萊登水師，再到成立萊登水師親軍，這手伸的是越來越長。這對東南商家可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如果讓皇上與東南沿南的海上霸主——荷蘭，或者葡萄牙打起來，誰勝誰敗問題不論，但戰後，皇上肯定不會放過大海，這纔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人極力的阻止。
有的竟然提出了一個好笑的藉口，那就是戰爭一開，這海關的收入可就沒了。
這個說法差點沒讓人給一頓的打死，幾萬、十幾萬兩的收入對於萬曆帝是個錢，對當今皇帝來說那算個毛啊！
沒有在海商上撈到好處的當然無所謂了，反正利益再大也落不了一文錢在他們的口袋裡，但看着別人賺錢而自己只能幹看着，這心裡難免的不舒服。憑什麼啊，大家一樣的品級，你就能吃着山珍海味，我就得乾乾的靠着那點小油水。
所以朝堂上吵的也挺熱鬧，一個個都是爲國爲民的模樣，從治國到民生，講事實擺道理，爭吵的不亦樂乎。
利益是唯一的原動力，幾個東南沿海利益相當之重的大臣，吵的更是相當的賣力氣。而黨派之爭在裡面更是顯示而出，江西派的不服江南派，齊黨不讓楚黨，爲什麼爭？還不是爭一個利字嗎？
現在的朱由校有點當裁判的感覺，看着大臣們相互的攻擊。但現在沒有時間與他們玩遊戲，西洋人快打過來了，自己的事情很多。所以雙手下壓，平復了爭吵開始發言。